三剑楼随笔

“大国者下流” 《相思曲》与小说快乐和庄严历史性的一局棋钱学森夫妇的文章书的“续集” 谈各国象棋围棋杂谈也谈对联金庸北大演讲记录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康熙朝的机密奏折袁崇焕评传三剑楼随笔”的由来《无比敌》有什么好处？《无比敌》有什么意义？《　相　思　曲　》　与　小　说从《小梅的梦》谈起从一位女明星谈起代宗·沈后·升平公主历　史　性　的　一　局　棋圆　周　率　的　推　算圣　诞　节　杂　感民　歌　中　的　讥　刺看三台京戏看　李　克　玲　的　画舞　　蹈　　杂　　谈谈　　　谜　　　语费明仪和她的歌郭　子　仪　的　故　事顾梁汾赋“赎命词” 马　援　与　二　征　王马　援　见　汉　光　武 “大国者下流”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国家不论大小，主权一律平等，这个概念是近代国际法的基础。然而在国际关系中，还是承认大国与小国之间是有区别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五大国一致的原则，就是在法理上承认大国权利的一个例子。近几个月来，这问题又讨论得热烈起来，我们最近见到一篇份量很重的长文，其中特别提到了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与小国民族主义的偏向。文中说，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时是大帝国，常去欺侮国境四周的外族，虽然近一百年来我国经常受外国侵略，经济文化又极落后，然而条件改变之后，我国又强大了，那就得特别提防大国主义。　　我想，这种胸怀和想法，那才真是所谓泱泱大国之风。《老子》中有几句话，现在想来还是很有意义。我国这位古代的哲学家说：“大国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牧。牧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小国以下大国，则取大国。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国不过欲兼言人，小国不过欲人事人。夫两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为下。” 　　这段话大致意思是这样：最低下的地方，才是众川汇归的地亢大国谦下，天下自然归附。谦逊和平的经常以安静战胜嚣张赎武的。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取得小国的信赖；小国对大国谦下，才能取得大国的信任。大国不过是要领导小国，小国不过要大国不来侵犯它，只要大家谦下，就会各得所欲。但小国素在人下，不患不谦，所以大国要特别注意谦下。　　老子的哲学向来受到极大的注意，据任继愈先生说，我国从古到今关于老子的著作不下几百种，关于老子的译文和论述，单是最近五十年来，用英、德、法各种文字发表的共一百多种，日本的还不在内。苏联哲学家们对老子的哲学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的代表人物。我国近代学者女“郭沫若、范文澜、侯外庐、吕振羽、马叙伦等对老子都作过相当深的研究，大家的结论还不一致。侯外庐和吕振羽认为老子是唯心论者，但目前的趋势，认为他是唯物论者的人较多。至于他哲学中有丰富的辩证法，这是古今中外没有人有任何怀疑的。　　《老子》全书不过几千字，它的字数大概只相当于几篇《三剑楼随笔》，然而其中所包含深刻的思想，却令后人钻研不尽。他认为国家要谦下，个人也要谦下：“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尽了力而不自以为了不起，做成了而不自以为有功劳。　　正由于不居功，他的功绩也就不会失去。）老托尔斯泰有一个巧妙的比喻，意思也有点相若。他说，一个人如同一个分数，分子是他的实际价值，分母是他自以为的价值她越是自以为自己大，他的真正价值越小；他如咱以为无穷大，他的真正价值就等于零。　　历史上自以为无穷大的人并不少，尤以帝王为多。公元四零一年时，我国历史上却发生了一件难得的趣事：南燕的君主慕容德与群臣一起饮酒，酒酣，问群臣道：“我可和古代什么样的帝王相比，”青州刺史鞠仲道：“陛下是中兴圣主，可比得上中兴夏的少康和中兴汉的光武。”慕容德命左右赏一千匹绢给他。鞠仲听说赏赐这么多，吓了一跳，连忙辞谢。慕容德道：“你会开我玩笑，难道我不会开你的玩笑吗？你的话不实在，所以我也骗骗你，你以为真的赏你吗？”韩范道：“天子无戏言，今天的话，君臣两个都错了。”慕容德大喜，赏了韩范五十匹绢。　　鞠仲乱拍马屁，哪知慕容德颇有自知之明，而且十分幽默，不接受他这顶高帽。慕容德是少数民族的鲜卑人，他们向来住在我国的北方（据近人考据，西伯利亚的意思就是“鲜卑之地”，“西伯”是“鲜卑”的音转）。后来鲜卑人虽然人据中原。建立了繁盛的元魏，但在慕容德那时，所受的文化陶冶还很浅，他竟然有此识度，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相思曲》与小说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竣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淡，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nlesM.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同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木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件真城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Hemingway）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司各特·菲兹杰拉德（F.ScottFitzgerald）和威廉·福克纳（WillianlFaulkner），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发生了相当大的影晌。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筒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合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是一个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风格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店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城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剌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妓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祥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祥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杷这个有力的故事改交为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活（小说是用第一人你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祥说：“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份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位姆斯与艾荣· 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遍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合读书，他甚至不合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快乐和庄严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前天中午一位朋友请吃饭，座上有法国的电影制片人亚历山大·慕努舒金（ A.Mnaushkine）先生、法国电影协会的代表加劳（P.Caurou）先生等人。他们刚从北京参加了法国电影周，要经过香港回国去。　　慕努舒金身材高高的，很有艺术家风度。加劳给人的印象则是十分的干练与诚恳，他们首先谈到的就是这里许多右派报纸歪曲报道了他们的谈话，慕努舒金说：“中国给我的招待好极了，真是说不出的感谢。”接连不断的宴会与参观不必说了，他特别举了一个特有的例子：他申请到中国去，为了简化手续，我国外交机关通知他，只要把姓名和护照号码打个电报去就是了，用不到护照签证、用不到照片、更用不到打指模（像美国移民局所规定的那样），这种对外国客人的绝对信任与尊重，使他们非常满意。　　慕努舒金说：“中国很美，但中国人尤其动人。”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的快乐与内心感到的尊严，使人不自禁地分享到这份愉快和稳定的感觉。他觉得，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文化和将来的生活，充满了强烈的信心，然而一点没有嚣张和浮夸。他说来香港之前的一夭，曾有一次印象极深刻的经验：他到广州中山公园去散步，见到每一个人都是那么宁静和安详，这在欧美任何大都市中都是见不到的。他到过四五个其他的新民主主义国家，他觉得最快乐的似乎是中国人，他说这决不是对中国人客气的恭维，他在捷克、民主德国等国家也曾直率他说过。加劳说，这大概因为在捷克、德国这些国家，人民从前的生活程度就很高，与英法差不多，革命后的改进不像中国那么惊人地显著。慕努舒金说得不错，他一九二一年到中国时，看到的情形与今日中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　　加劳今年二月间到过北京，这次是第二次去。他说，他今年春天见到的印象大好，只怕自己个人有偏见而看错了，但这次有两位朋友在一起，大家意见一致，他才相信事实的确是这样。　　慕努舒金先生是《勇士的奇遇》（港译《肉阵飞龙》）《倾国倾城欲海花》、《四海一心》等片的制片人，他谈到中国电影时说，他刚到香港时发表的意见，被某些记者先生们作了错误的引述，不过他们不了解电影的专门技术，误解也是难怪。接着他在技术上作了分析，他说得很但白，很诚恳，他认为中国电影在技术上有两个缺点。第一是录音，只做到清晰而没有气氛。在《四海一心》中，共有九百五十种声音，用以表示环境的气息，但在一般中国电影中，主要只听到演员们在麦克风前讲话。　　这一点我想他说得不错。他说的第二个缺点是关于蒙太奇的，他认为中国电影对剪接不够注意。《勇士的奇遇》一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个镜头，有些镜头只有五十厘米长，但中国电影的镜头一般拖得很长。我们对他说，在艺术上，镜头的短促的确容易造成蒙大奇的效果，但中国电影的主要观众是农民，他们极大多数是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电影的，电影手法的过分花俏和复杂会使他们感到困难。他想了一下，认为在社会意义上，这点确是也应当考虑到的。　　这是一次很愉快的谈话，大家交换了意见，还谈到将来合作的计划，有人向石慧开玩笑说：“怎么他老是说夏梦，不说石慧呢？”大家都笑了，因为在法文中表示“动人、可爱” 　　等意思的Charmant，声音就像在叫“夏梦”，凡位法国先生在谈话中大赞中国与中国人，所以不断听到“夏梦、夏梦”之声。（金庸）　 历史性的一局棋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他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度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暂挂兔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凤。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地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漱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漱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在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 ”吧。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十年之前的秋天，那时我在杭州。表姐蒋英从上海到杭州来，这天是杭州览桥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一班毕业生举行毕业礼．那个姓胡的教育长邀她在晚会中表演独唱，我也去了览桥。　　蒋英是军事学家蒋百里先生的女儿，当时国民党军人有许多是蒋百里先生的学生，所以在航空学校里，听到许多高级军官叫她为“师妹”。那晚她唱了很多歌，记得有《卡门》、《曼依·郎摄戈》等歌剧中的曲子。不是捧自己亲戚的场，我觉得她的歌声实在精采之极。　　她是在比利时与法国学的歌，曾在瑞士得过国际歌唱比赛的首奖，因为她在国外的日子多，所以在本国反而没有什么名气。她的歌唱音量很大，一发音声震屋瓦，完全是在歌剧院中唱大歌剧的派头，这在我国女高音中确是极为少有的。　　他后来与我国著名的火箭学家钱学森结婚。当钱学森从美国回内地经过香港时，有些报上登了他们的照片。比之十年前，蒋英是胖了好多，我想她的音量一定更加大了。　　最近在内地的报纸上看到他们夫妇合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对发展音乐事业的一些意见》，署名是蒋英在前而钱学森在后。我想这倒不一定是“女人第一”的关系，因为音乐究竟是蒋英的专长。　　这篇文章中谈的是怎样吸收西洋音乐的长处，和怎样继承我国民族音乐遗产的问题。他们认为我国固有的音乐有很多好处，例如横笛的表演能力，就远胜西洋的横笛（西洋横笛用机械化的键，不直接用手按孔，所以不能吹滑音），但西洋音乐也有很多优点，要学习人家的长处，就必须先达到西洋音乐的世界水平。目前，我们离这水平还很远。　　他们觉得目前对民族音乐重视不够，像古琴的演奏就大有后继无人的危险。我国歌剧的歌唱法与外国歌剧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对所谓“土嗓子”的唱法还没有好好地加以研究。　　火箭学家对数学当然很有兴趣，所以这篇文章有很多统计数字。他们假定，一个人平均每四个星期听一次音乐节目（歌剧、管弦乐、器乐或声乐）决不算多，假如每个演员每星期演出三次，每次演奏包括所有的演奏者在内平均二十人，每次演出听众平均二千人，我国城市里的人口约为一亿人。火箭学家一拉算尺，算出来为了供给这一亿人的音乐生活，需要有八万三千位音乐演奏者。再估计每个演奏者的平均演出期间为三十五年，那么每年音乐学校就必须毕业出二千三百七十人来代替退休的老艺人。再把乡村人口包括在内，每年至少得有五千名音乐学校的毕业生。如果学习的平均年限假定为六年，那么在校的音乐学生就得有三万人以上，假定一个音乐老师带十个学生，就得有三千位音乐教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要求，但目前具体的情况与这目标相差甚远。他们谈到最近举行的第一届全国音乐周，认为一般说来还只是业余的音乐水平。这对科学家夫妇又用科学来相比：“业余音乐是重要的，但正如谁也不会想把一国的科学技术发展寄托在业余科学家们身上一样，要发展我国的音乐事业也不能靠一些业余音乐家们。” 　　我觉得这篇文章很有趣味，正如他们这对夫妻是科学家与艺术家结合一样，这篇文章中也包括了科学与艺术。　　在自然科学、艺术（西洋部分）、体育等方面，我国过去一切落后，现在，在自然科学上，有钱学森、华罗庚等等出来了；体育上，有陈镜开，穆祥雄、张统等等出来了：音乐上，现在还只有一个傅聪。艺术人才的培养确是需要很长的时间（不单是某一个人学习的时间，还需要整个社会中文化与传统的累积），但既然有这样好的环境，又有这样多的人口，我想四五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巴格尼尼或李斯特出现吧，六六十年之内，总有中国的贝多芬或柴可夫斯基出现吧！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那决不是很长的时间，问题是在于目前的努力。　　（金庸）　 书的“续集”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最近收到了好几封读者的来信，询问有一部叫做《天池怪侠》的书，是不是我的作品。　　虽说是提出询问，其实他们在信中都已表示知道了答案，知道这是别人冒名之作。因为虽然天池怪侠是《书剑恩仇录》中一个重要人物，虽然这部书中也有陈家洛、霍青桐、无尘、李沅芷、常氏双侠、赵半山等等人物，虽然它是从《书剑》结束的地方开始而封面上也署了我的名字，然而文字的风格毕竟是完全不同的。有一位读者寄了几本这种书给我，我见书里的乾隆皇帝自称“孤王”、李沉芒自称“妾”一个什么老侠自称“老身”，每个人都似乎在唱戏，实在觉得相当有趣。　　给小说或戏剧写续集，这种兴趣似乎是十分普遍的。不一定是好的作品才有人写续集，平庸的无聊的作品，也会有人兴致勃勃地提笔续下去。美国片《阿飞舞》难道是一部好影片么？《黑湖妖》难道有任何价值么？然而毕竟还是有《阿飞舞续集》和《黑湖妖续集》。在我国旧小说中，《济公传》的续集恐怕数量最多，然而《济公传》写得实在并不精采。《七侠五义》之后有《小五义》和《续小五义》，《今古奇观》之后有《续今古奇观》这都是比较流行的，但我一直看到了《九续小五义》和《五续今古奇观》，除了黄色与无聊，这些续书中再也找不到什么别的。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既有兴致写作，为什么不另外写一部小说呢？续集已是这样差了，怎么还能不断地续下去？　　谈到续书的种类，大约以《红楼梦》为最多了，现在流行的一百二十回本，后四十回就是高鹗续的，而在所有的续书中，恐怕也是高鹗的最为精采，虽然他对礼法与封建制度的看法，远不及曹雪芹的富于反抗精神，然而他终于继承了原作的悲剧结构。如“侯芳魂五儿承错爱”等几段，细腻生动，可以直追原作。此外的续书，如《红楼圆梦》、《红楼后梦》、《续红楼梦》等，却无一不是糟极谬极，有的说贾宝玉魂游地府，把林黛玉等救活，一个人娶了八个妻妾（除林薛外，还有袭人、晴雯、紫鹃、芳官等）；有的说贾宝玉的儿子贾桂（所谓“兰桂齐芳”，兰是贾兰）出将人相、富贵荣华。我看到的红楼续书大约共有八九种，据说总数有十余种之多。　　《水浒》的续集自以陈忱的《水浒后传》最佳，书中叙述李俊到海外为王，发扬梁山的英雄事业，但文笔气度，也已远远不及施耐庵。俞仲华的《荡寇志》除前面陈丽卿摆布高衙内一段之外，其余全不足取。　　《三国演义》因为已写到司马炎统一天下，实在无可再续，但还是有人写《反三国》，为蜀国扬眉吐气，灭魏灭吴，然而因为一则违反历史事实，二则写得莫名其妙，这书并不流行。　　故意与原作相反的翻案作品，一般说来也是续书，主要只是结局相反。反《西厢记》的《东厢记》（清杨世潆作）写得很差；《锦西厢》（周公鲁作）比较好些，情节很复杂，然而可笑的地方也很多，有一节写张君瑞别了莺莺去赴考，主考官是白居易，出题《月明三五夜》，张君瑞就写了崔莺莺那首“隔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缴卷，结果当然落第等等。反《琵琶记》的有《后琵琶》，在这书里描写了蔡中郎之死，曹操则变成了好人，去赎回蔡文姬等等。《桃花扇》结局是侯朝宗与李香君出家修行，而《南桃花扇》（顾彩作）则写两人白头偕老。据历史记载，侯朝宗似乎并未出家，顾彩这部作品倒颇有事实根据，但因为才力不及，所以读来也无意味。　　随便想一下，旧小说和戏曲中有续书的，实在举不胜举。《说唐》之后，从《罗通扫北》、《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一直续到《薛刚反唐》；《杨家将》，从杨老令公续到杨六郎、杨宗保、杨文广，实在续不下去了，于是又来《狄青平西》、《五虎平南》。《西游记》则有《西游补》（董说作）。《西游记》是好书，《说唐》的文学价值就低了，《杨家将》更低，但不论好坏，总有人援笔而续。既然《书剑》用的是旧小说体裁，尽管内容毫不足道，但出现续集倒也是合于传统的事，只是在封面上署了我的名字，那位作者似乎是过谦了。　　（金庸）　 谈各国象棋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全国象棋最后决赛的那天晚上，许多朋友心情都十分紧张，为的是杨官磷能不能得全国象棋冠军，局势很是微妙。最后终于在收音机中收到了杨官磷在第二局中力克李义庭，何顺安又一战而胜王嘉良的消息，大家纷纷谈论，感到很大的兴趣。　　有人就谈到了象棋起源的问题。　　这问题以往有许多说法，有印度、中国、阿拉伯、波斯诸说，但据近人考据，证明最旱的象棋是印度人发明的，有一个传说，说发明者是锡兰的一位王后，这传说虽然没有充分根据，但象棋源于印度，不论中国、西欧或苏联的学者们，在文献和古物的研究上都已得到了确证。　　据我国古代传说，象棋是舜发明的。舜的弟弟象很坏，好几次想害死舜（《孟子》中曾有记载）。后来舜把他幽禁起来，又怕他寂寞，就制了象棋给他做文娱活动。象棋的“象 ” 　　字，就代表舜的弟弟。这传说已证明不可信，但据常任侠先生根据王国维氏的一些考据而推断，从这个传说中可以推想到象棋传人我国的路线，他认为象并不是舜的亲弟弟，而是我国以南产象地区（如缅甸等地）的领袖。象与舜曾结成兄弟同盟而战胜其他民族，但后来两人又发生冲突。很可能．象棋是从印度经过泰、缅等地而传人中国。近年来华南象棋名手辈出，人才之盛似居全国第一，这虽与象棋先到华南没有什么关系，但在千余年前，华南人就比中原人士先学会象棋，现在想来倒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据晏殊所写的《类要》中说，象棋是在三国魏黄初年问（曹丕与诸葛亮的时代）流入中国的。　　现代的象棋型式，到宋代方才制定。宋代的理学家程颢有一首咏象棋的诗说；”大都博弃皆戏剧，象戏翻能学用兵。车马尚存周戏法，偏神兼备汉官名。中军八面将军重，河外尖斜步卒轻，却凭纹揪聊自笑，雄如刘项亦闲争。”他诗中还没提到炮，炮这兵种，是最后加入的，当然是要在中国人发明了火药火器之后，才反映在象棋上。　　印度原来的象棋由四个人下，好像打麻将一般，每人要先掷骰子，凭点数来下棋。被将死的一家退出战局，残存的棋子都归战胜者俘虏，俘虏降一级使用。四家淘汰为两家后，两家再决胜负。宋司马光曾创七国棋，七个人可以合纵连横，战胜者兼并俘虏，增加自己实力。现在日本的“将棋”俘虏了对方的棋子也可供自己使用，这些规矩都源自印度象棋。在军事上，利用敌人的俘虏，那么中国象棋与国际象棋是比较人道主义些吧。　　流行在欧美的国际象棋与印度象棋相同的一点，是都有六十四个方格，棋子放在格子中间。中国人却想到了一个聪明办法，棋子不放在格子之中而放在线路交叉的地方，这样棋盘只增加一条线而位置却从六十四增为九十，我想这或许是从围棋得到的灵感，因为围棋子是放在线路交叉处，而象棋盘又刚巧是围棋盘格数的四分之一。　　印度象棋传到欧洲后，名称上作了一些改变，如士变为后、象变为主教（俄国不变）、车变为炮台（或船），皇后本来威力极小，但欧洲把她改为纵横斜飞无敌，远胜于车。或者，这与欧洲人“女人第一”的观念有关也说不定。　　朝鲜棋是从中国象棋中变化出来的。据说在朝鲜战争时，美国的狄安将军被俘，后来就学会了这种棋，在被俘期间天天与看守他的人下棋消遣。　　此外有马来棋、缅甸棋、逞罗棋、现代印度棋（共有三种），虽然大致相同，但也有相异之处。　　法国人布阿叶写了一篇谈象棋的文章，他说，欧美一般人虽然以为国际象棋具有世界性，其实它盛行的地带只占世界人口百分之四十，中国会下象棋的人，或许比全世界下国际象棋的人还要多些。　　（金庸）　 围棋杂谈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日前见到一篇访孙中山先生上海故居的文章，文中说到中山先生的居室里除了书籍地图之外，还放着一副围棋，这是他工作读书之暇唯一的娱乐。我们想象这位革命伟人在规划国家大事之余，灯下与一二知交丁丁敲棋，执子凝思，真是一幅感人极深的图画。　　围棋是比象棋复杂得多的智力游我。象棋三十二子愈下愈少，围棋三百六十一格却是愈下愈多，到中盘时头绪纷繁。牵一发而动全身，四面八方，几百只棋子每一只都有关联，复杂之极，也真是有趣之极。在我所认识的人中，凡是学会围棋而下了一两年之后，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废寝忘食地喜爱。古人称它为“木野狐”，因为棋盘木制，它就像是一只狐狸精那么缠人。我在《碧血剑》那部武侠小说中写木桑道人沉迷着棋，千方百计地找寻弈友，在生活中确是有这种人的。　　当聂坩弩兄在香港时，常来找梁羽生与我下围棋，我们三人的棋力都很低，可是兴趣却真好，常常一下就是数小时。　　围祺这东西有趣之极，但就因为过于复杂，花的时光太多。学习与研究固然花时间，就是普通下一局，也总得花一两个钟头。日本的正式比赛，一局棋常常分作许多天来举行，每天下几个钟头。报上刊载一局棋的过程，就像长篇连载小说那样，每天登载数十着，刊到紧要关头就此打住，棋迷们第二天非买这报追着看不可。所以日本围棋的大比赛都是由各大报纸举办的，这是日本报纸推广销路的重要办法。在我国，由于下围棋花时间太多，所以它近年来没有象棋这么流行，因为大家是越来越忙了。　　广东人喜欢围棋的很少，在香港实在难得看见。在江浙一带，围棋之风那就盛得多，每一家比较大的茶倌里总有人在下棋，中学、大学的学生宿舍中经常有一堆堆的人围着看棋，就像这里的人看象祺一般。　　象棋是从印度传来的（一说是我国自行发明，但从各种资料看来，以印度传来之说较有根据），围棋却是中国人发明的。古书上说，尧的儿子丹朱不肖，颇有阿飞作风，尧大为忧虑，就制作了围棋来教他，希望他在游戏之中发展智力。这说法恐怕未必可靠，有无丹朱其人已是一个问题，而据古书上记载，丹朱也没有改好。不过围棋确是由来已久，《孟子》中就曾谈到弈秋教人弈棋的故事，不用功的人一心以为鸿鹄将至，想者去打鸟，于是学棋学不成。大约在一千七百多年前，经由高丽、百济（朝鲜）而传到日本。现在在日本，反比我国兴盛。　　前几天看到北京出版的一本日文本的《人民中国》杂志，上面有一篇介绍围棋的文字，还附了范西屏与施定庵的一局对局。范、施是清代乾嘉年间的两位围棋大国手，棋力之高，古今罕有，直到现代的吴清源才及得上他们。　　上个月报纸刊载了上海文史馆馆员的名单，其中刘棣怀、魏海鸿、汪振雄三位都是围棋名家。我国还有一位围棋前辈顾水如先生则在北京。刘棣怀以前称中国第一人，但最近上海举行名手比赛，魏海鸿的成绩最好，可能刘棣怀因为年老而精力衰退了一些。魏以前在武汉，人家给他一千绰号叫做“刀斧手”，可见他善于厮杀。汪振雄抗战时在桂林主持围棋研究社，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曾千里迢迢地跟他通过几次信。汪先生笔力遒劲，每次来信很少谈围棋，总是勉励我用功读书。我从未和这位前辈先生见过面，可是十多年来常常想起他。　　陈毅将军是喜欢围棋出名的，棋力如何却不知道了。　 也谈对联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百剑堂主在《吟诗作对之类》一文中提到了杭州的两副对联，因为我是杭州人，他问我在杭州的无数对联之中，对哪几联印象最深。我首先想到的，是月下老人祠那一联：“愿天下有情人，都成为眷属；是前生注定事，莫错过姻缘。”这联的上联原出《续西厢》，金圣叹批《续西厢》从头骂到底，只对最后这两句赞赏备至。我想这一联人人看了都会高兴，文辞亦佳（月下老人祠有签词九十九条，全部引自经书诗文，雅俗与此间黄大仙签词不可同日而语）。还有阮元为杭州贡院所撰的那一联:“下笔千言，正槐子黄时，桂花香里；出门一笑，看西湖月满，东浙潮来。”这联我是在小时候记得的，以后每次学校大考或升学考试，紧张一番而缴卷出场时，心头轻松之余总会想到它。　　百剑堂主所提到岳坟前“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那一联，出自一个姓徐的女子手笔（陆放翁有“青山是处可埋骨；白发向人羞折腰”联，亦颇见风骨）。抗战时我在重庆念书，那时国民党政府时时有向日本求和之想，有些御用教授们就经常宣传“岳飞不懂政治、秦桧能顾大局”的思想。有一次陶希圣（他奉敌伪之命来重庆活动）到学校里演讲，语气间又宣传这套理论，我们一些同学们听得很气愤，在他第二次演讲之前：先在黑板上写了“青山白铁”这副对联，他见了心里有数。就不再提这个话题了。　　旧时家中有一小轩，是祖父与客人奕棋处，轩里挂了一副对联：“人心无算处；国手有输时。”当时不懂当中妙处，现在想来，这里面实在颇有哲理。　　百剑堂主曾撰一联：“偏多热血偏多骨；不悔情真不侮痴。”我见了很喜欢，他用宣纸给我写好，请荷里活道某店裱起，挂在斗室之中，不觉雅气骤增。　　我写《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回目全不考究，信手挥写，不去调叶平厌，所以称不上对联，只是一个题目而已。梁羽生兄甚称赏我“盈盈红烛三生约，霍霍青霜万里行” 两句（上句写徐天宏与周绮婚事，下旬写李沅芷仗剑追赶余鱼同），但比之百剑堂主的每回皆工，那是颇为不及了。　　前几天《大公园》中登载文怀沙先生一篇《韩愈与贾岛》的文章，认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两句中，“敲”字确比“推”字好，因为这有“鸟鸣山更幽”的意境。“鸟鸣山更幽” 本来是宋王籍的诗。《梦溪笔谈》中说：古人诗有“风定花犹落”一句，素来认为无人能对，王安石用“鸟鸣山更幽”来对。王籍原联是“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两句意思一样，王安石这一联集对却是上句静中有动，下句动中有静，比原句更工。旧诗律诗中必有对偶，所以好对不胜枚举。古人因对成妙对而发达做官的事，笔记小说中也记载得很多。如宋时宰相词人晏元献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一句，数年不能得到好对，一天晚上与一个小官王琪一起散步，谈起这事，王应声道：“似曾相识燕归来。”晏大为赏识，从此王琪做官就一帆风顺了。　　我从前在江南故乡时很爱听说书，在听说《三笑》时就曾听到许多妙对。唱弹词的人说文徵明在追求爱人时，那位小姐出对道：“因荷（何）而得藕（偶）？”文徵明对道：“有杏（幸）不须梅（媒）！”于是好事得谐。又据说金圣叹被杀头时他儿子吟道：“莲（连）　　子心中苦。”金老先生对曰：“梨（离）儿腹内酸！”两对一喜一悲，虽都未必真有其事，但对偶双关，确不容易。　　对对子既要工，又要快，不比其他文章可以慢慢琢磨。有一本笔记中记载一个故事：陆文量在浙江做官，有一天与管教育事务的陈震一起饮酒，见陈是个光头佬，就出对嘲他：　　“陈教授数茎头发，无计（髻）可施。”陈震立即对道：“陆大人满脸髭髯，何须如此。 ” 　　以成语对成语，很有本事，陆大为叹赏，笑道：“两猿截木山中，这猴子也会对锯（句）。”陈震笑道：“我也要不客气了，幸勿见怪。”于是对道：“匹马陷身泥内，此畜生怎得出蹄（题）？”两人抚掌大笑竟日。　　据说从前有个人名叫李廷彦，曾献百韵诗给一位大官，中间有一对云：“舍弟江南殁，家兄塞北亡：”那位大官看了很同情他，道：“想不到你家里竟接连遭到不幸。”李廷彦忙道：“实无此事，那是为了对仗工整才这样写的。”作对至此，可说形式主义到了极点。　 金庸北大演讲记录 返回目录　　国际著名报业家、武侠小说家金庸（查良镛）于⒈⒐⒐⒋年⒈０月⒊日至⒉⒐日赴北京大学访问，并接受北京大学授予他的名誉教授称号。下面刊出的是金庸在北京大学授予他名誉教授仪式上的演讲录音记录，由焦小云记录及整理。　　中国文明不断消长　　现在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分子了，可以称大家为同学了。我衷心感谢北京大学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授予我名誉教授的称号。北大是我从小就很仰慕的大学。我的亲伯父就是北大的毕业生，故乡人大多不知道他的学问如何，但听说他是北大毕业生，便都肃然起敬。我念初中时候的班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生，他学识渊博，品格崇高，对我很爱护。虽然现在时隔五、六十年了，我还常常想念他。　　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中起了领导作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是与北大师生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每当我们想到北大，就会想到开明、开放的蔡元培校长，想到眼光远大的马寅初校长，想到许许多多的大思想家、科学家、作家、学者、教授以及跟北大有关系的大学问家们。北京大学有许多优良的传统，其中最重要的，一是对国家、社会的深切关怀；二是有容乃大的自由的学术空气。最近几年我在牛津大学住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感到，牛津大学自由开放的学术空气和博大精深的学术研究是世界一流的，但牛津大学的老师、学生对于国家、对于社会、对于人民的关怀和牺牲，目前却大大不及北京大学的师生。抗战时期，我考大学，第一志愿就是报考西南联大，西南联大是由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合办的。我有幸被录取了。或许可以说，我早已是北大的一分子了。不过那时因为我没有钱，西南联大又在昆明，路途遥远，没法子去，所以我不能较早地与北大同学结缘。今天我已作为北大的一分子，跟大家是一家人了，因此感到莫大的荣幸。　　我一生主要从事新闻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对每一门学问都须懂得一点，但所知都是些皮毛，很肤浅。专家、教授则不同了，他们对某一门学问有钻研，懂得很深。这是两种不同的接触知识的方式。我是新闻工作者，当教授是全然没有资格的。但幸亏我是“名誉教授”。名誉教授就没有关系了，话讲错了也无所谓。我下面要讲的话，真的是要向各位老师和朋友们请教的，这不是客套。在中国学问上要请教最好的老师，当然只有到北大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我今年春天去过绍兴，到兰亭王羲之以前写字的地方。那里的人要我写字，我说在王羲之的地方怎么可以写字呢？但他们非要我写不可，我只好写了八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班门弄斧很狂妄，在兰亭挥毫就更加狂妄了。这次到北大，说好要作两次演讲，我自己写了十六个字：“班门弄斧，兰亭挥毫，草堂题诗… 　　…”在大诗人杜甫家里题诗，第四句是：“北大讲学。” 　　大家希望听我讲小说，其实写小说并没有什么学问，大家喜欢看也就过去了。　　我对历史倒是有点兴趣。今天我想简单地讲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民族如此长期地、不断地发展壮大，到底有何道理，有哪些规律？这几年我常在英国牛津大学，对英国文学、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很有兴趣。大家都知道，英国对二十世纪影响最大的一位历史学家名叫汤因比，他写了一部很长很长的《历史研究》。他在这部书中分析了很多世界上的文明，说明世界上的很多文明都在历史进程中衰退或消亡了，直到现在仍真正兴旺发达的文明只有两个，一个是西方的欧美文明，一个是东方的中国文明。　　而中国文明历史悠久且连续不断，则又是世界唯一的。虽然古代有的文明历史比中国早，有的文明范围比中国大，如巴比伦的文明、埃及的文明、希腊罗马的文明，但这些文明却因遇到外力的打击，或者自己腐化而逐渐衰退、消亡了。他说：　　一种文明总会遇到外来的挑战，如果该文明能很好地应付这个挑战，就能继续发展；如果不能很好地应付挑战，就会衰退，甚至消亡。这里也有多种情况：一种是遇到强大外族的打击，整个民族被杀光杀尽，消灭了；一种是民族内部长期僵化，没有改革，没有进化，象活的木乃伊，结果衰落了；有的则因自己的腐化而垮台；还有一种就是分裂，国家内战不休。　　我们的国歌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话是在抗战前後写的，它表示了一种忧患意识。那时候我国遭受外族敌人的侵略，处境确实非常危险。在座的各位同学年纪轻，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就知道了。我同在座的雷洁琼大姐、周南社长等都经历过这段艰难而危险的时刻。就我看来，我国历史上遭受外族侵略的危险时期有七个：第一是西周末年到春秋战国时期东西南北受到的外族进攻；第二是秦汉时期匈奴的进攻，时间长达四百年之久；第三是魏晋时鲜卑等五胡的进犯，时间也有四百年；第四是隋唐时期突厥和吐蕃的侵犯，时间约三百年；第五是五代、南北宋时期契丹、女真及西夏的侵犯，时间大概也是四百年；第六是元、明、清时期蒙古、满族的侵犯；第七是近代西方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历史发展规律　　纵观中国历史，大概可以看到这样一个规律，我们的民族先是统一强盛，後来慢慢腐化，组织力量衰退。此时如果出现一些改革，那么就会中兴。如果改革失败了，或者自己腐化了，那么外族敌人就会入侵。在外族入侵的时候，我们民族有个很特殊的现象，就是外族的入侵常常是我们民族的转机。以上所讲的我们民族七次大的危机，又都是七次大的转机。历史上常常是外族人来了之後，我们华夏民族就跟它同化、融合，一旦同化、融合了，我们华夏民族就壮大起来，统一起来。　　之後可能又腐化了，衰退了，或者分裂了，外族人来了，我们民族再融合，又壮大，如此循环往复。其他国家民族遇到外族入侵，要么打赢，要是打不赢，这个国家或民族就会垮台。我们中华民族遇到外族入侵时，常常能把外族打退，打不退的情况也很多，但却很难被征服。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有一股韧力，一股很顽强的抵抗力量；一方面我们又很开放，在文化上同它们融合在一起，经过一段时间，大家变成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从此又壮大起来。　　我在温哥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获颁名誉教授时也曾讲到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的历史问题。加拿大的一些教授觉得我的这些观念比较新，并讨论为什么中国可以融合外族，而西方就融合不了。我想其中第一个原因是我国一开始就是农业社会，生产力比较高、技术比较先进，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可以发展文化；第二个原因是从西周开始，我们已有了一个严密的宗法社会制度，後世讲到中国封建社会，总认为封建的宗法制度很束缚人的思想，很束缚人的行为，其实这种宗法制度也有它的历史作用，我们民族由于有了严密的继承制度，从而避免了内部的争斗和战争。一些游牧民族本来很强盛，但往往在关键的时候闹分裂。父亲死後，他的两个儿子或者三个儿子抢父亲的位子坐，罗马也有这种情况。一抢位子，就要打架，就要内乱。本来很强盛的部落、部族或者民族，一分裂，就要自己打自己。我们民族从西周开始，虽然自己内部斗争也不断有，但基本上还是遵循世袭制度，即父亲死了，嫡长子继位，这是当时中华民族发展的一个重要制度。一个社会的基本法律制度固定了，社会就会很稳定，内部斗争就会大大减少，这也是民族强盛的重要环节。　　还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我们对外族是很开放的。从历史上看，中国很长很长的时候是外族统治的，如北魏。其实隋唐也有很大很大的少数民族的成份，主要是鲜卑人。有一个情况不知各幌氲矫挥校??业男∷抵行垂??桓鋈私小岸拦虑蟀堋保??拦? 　　求败很骄傲，他一生与人比剑比武从没有输过，所以他改个名叫求败，希望失败一次，但却总没有败过。这个“独孤”就是鲜卑人。“鲜卑”这两个字，有些学者说“西伯利亚”就是“鲜卑利亚”，鲜卑人原本住在西伯利亚那一带。但这不是很一致的意见。北周的时候，有个人叫独孤信，他有很多女儿，其中大女儿嫁给了北周的皇帝，第四个女儿嫁给了唐高祖的父亲，第七个女儿嫁给了隋文帝。所以唐高祖和隋炀帝是表兄弟，唐太宗李世民则应叫隋炀帝为表叔。他们都有鲜卑的血统。唐太宗李世民的妈妈姓窦，是鲜卑人。唐太宗的皇後姓长孙，长孙和窦都是鲜卑人的姓。皇後的哥哥长孙无忌是唐朝很有名的宰相，他也是鲜卑人了。据我初步统计，唐朝宰相至少有2、3人是胡人，其中主要是鲜卑人。那时候说“胡人”就象我们现在说“洋人”一样，没有歧视的意思。在唐朝，有2、3个外国人当“国务院总理” 　　，可见唐朝对外国人一点也不歧视。再说汉朝，汉武帝与匈奴交战，匈奴分裂投降了。其中一个匈奴王子叫金日石单，很受汉武帝重用。汉武帝死後，他的身後大事交给两个人，一个是霍光，一个就是金日石单。由此可见，我们民族壮大的重要原因就是非常开放。　　我在武侠小说里写了中国武术怎样厉害，实际上是有些夸张了。中国人不太擅长打仗，与外国人打仗时，输的多，赢的少，但是我们有耐力，这次打不赢没关系，我们长期跟你干，打到後来，外国人会分裂的。如匈奴很厉害，我们打他不过。　　汉高祖曾在山西大同附近被匈奴人围困，无法脱身。他的手下便献了一条妙计，去向匈奴皇後说，汉人漂亮的小姐很多，你如果把汉朝皇帝抓来，把汉人打垮了，俘虏了大批汉人中的漂亮女人，你这个皇後就要糟糕了。匈奴皇後中了这个诡计，便退兵了。匈奴後来分为南北，南匈奴投降了汉朝，北匈奴则向西走，一部分到了英国，以至灭亡了整个西罗马帝国。有意思的是，匈奴的一半被中国抵抗住了，投降了，另外一半却把整个欧洲打垮了。隋唐时期的突厥也是如此，他们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东突厥向隋唐王朝投降了。慢慢地被华夏民族所融合。西突厥则向西行。　　来到了土耳其。後来土耳其把东罗马帝国打垮了，把整个君士坦丁堡占了下来，直到现在。所以我们不要一提起历史就认为我们民族不行，其实我们民族真正不行，只是16世纪以後的三、四百年的事情。最近我在牛津大学的一次聚餐会上遇到一位很有名的研究东亚经济的学者，他和我谈到中国经济的发展前途时说，中国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很发达，人均收入一直是全世界第一，只是到了16世纪以後才慢慢被英国赶上去。而国民总收入却是到了1820年才被英国超过。中国国力居世界领先的地位竟保持了二、三千年之久。那位学者对中国经济前途非常乐观，他说大概到2020年时，中国的国民经济收入又会是全世界第一，并能长期保持下去，恐怕至少在那之後的四、五十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赶得上。我听了之後很兴奋，问他是否有数据？他列举了很多统计数字。他是专家，不会随口乱说。我觉得他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实际上我们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一直是很先进的，到宋朝尤其先进，大大超过了欧洲。那时我们的科技发明，欧洲是远远赶不上的。如造纸、印刷、火药、罗盘等在宋朝已经非常兴旺发达了。现在大家用的钞票也是中国发明的，在宋朝时代就已经开始使用了。那时我们的金融制度相当先进，货币的运用相当成熟。那么欧洲人什么时候才开始转机呢？应该说是到了中国的明朝，从那时起，中国开始落後了。　　我想其中原因，一个是政治上的专制，对人民的思想控制很严，一点也不自由开放，动不动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吓得人们不敢乱说乱动，全部权力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另一个原因就是明朝对付不了日本倭寇的入侵，便异想天开，实行所谓海禁，把航海的船只全部烧掉，以为如此一来就能断绝与倭寇的来往，饿死倭寇。　　这是对日本完全不了解。这种愚蠢的禁令，当然是永乐皇帝之後、郑和下西洋之後的事情了。明朝一实行封锁，整个国力便开始衰退。与此同时，西方科学却开始发展，工业革命也开始了。有一个有趣的时间值得注意，那就是16世纪初的1517年，德国马丁路德公然否定教皇的权威，反对神权控制，就在这个时候，我国明朝的正德皇帝下江南。正德皇帝是个很无聊、很腐化的昏君，他下江南干了许多荒淫无耻的勾当。大家知道，在隋朝、唐朝，中国是很富强的，到了宋朝、元朝也还可以，那时候科学发达交通方便、对外开放。而欧洲正是封闭的时候，一切都由教廷控制，学术思想不自由。你说地球围绕太阳转，他却要你坐牢，一切都是封闭的。到了16世纪，欧洲自由开放了，科学发明开始了，可中国反而长期封锁起来了。这是最大的历史教训。　　今天讲了这么多，无非是要大家明确两个观念，那就是改革和开放。中华民族之所以这样壮大，靠的就是改革和开放。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内部要积极进行改革，努力克服困难，改革成功了，我们的民族就会中兴。同时我们还要对外开放，这点更为重要，因为中国人有自信心，我们自信自己的民族很强大，外来的武力或外来的文化我们都不害怕。另有一个重要观念，今天没有时间详谈。我认为过去的历史家都说蛮夷戎狄、五胡乱华、蒙古人、满洲人侵略中华，大好山河沦亡于异族等等，这个观念要改一改。我想写几篇历史文章，说少数民族也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北魏、元朝、清朝只是少数派执政，谈不上中华亡于异族，只是“轮流做庄” 　　。满洲人建立清朝执政，肯定比明朝好得多。这些观念我在小说中发挥得很多。希望将来写成学术性文字。　　上面我讲到的那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他初期写《历史研究》这部大著作的时候，并没有非常重视中国。到他快去世的时候，他得出一个结论：世界的希望寄托于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结合。他认为西方文明的优点在于不断地发明、创造、追求、向外扩张，是 “动”的文化。中国文明的优点在于和平，就好象长城，处于守势，平稳、调和，是“静 ”的文化。现在许多西方学者都认为，地球就这样大了，无止境地追求、扩充，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取的。今後只能接受中国的哲学，要平衡、要和谐，民族与民族之间要相互协作，避免战争。由于科学的发展，核武器的出现，今後的世界大战将不可思议。一些疯狂的人也许执意要打核战争，殊不知道这种战争的结局将是人类的同归于尽。这种可能性不能说没有，我所接触到的西方学者目前对打核战争都不太担心，他们最担心的是三个问题∷第一是自然资源不断地被浪费；第二是环境污渠；第三是人口爆炸。这三个问题将关系到人类的前途。所以，现在许多西方人把希望寄托于中国，他们希望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哲学。他们认为中国的平衡、和谐、团结的哲学思想、心理状态可能是解决整个人类问题的关健。　　最近牛津有一个十分盛大的宴会，伦敦《泰晤士报》前总编辑李斯。莫格勋爵也参加了，他曾谈到，十九世纪世界的经济中心在伦敦，二十世纪初转到了纽约，到了战後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则转到了东京，而二十一世纪肯定要转到中国。至于这个中心是中国的北京还是上海。依我看，在北京或在上海都不是问题，只要是在中国就很好。　　□原载《明报月刊》1994年12月号　 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 返回目录　　我在小学时就爱读课外书。低年级时看《儿童画报》、《小朋友》、《小学生》后来看内容丰富的“小朋友文库”，再似懂非懂地阅读各种各样章回小说。到五六年级时，就开始看新文艺作品了。到现在，我还是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多于近代或当代的新文学。那是个性使然。有很多朋友，就只喜欢新文学，不爱古典文学。　　现代知识当然必须从当代的书报中去寻求。小学时代我得益最多、记忆最深的，是我爸爸和哥哥所购置的邹韬奋先生所撰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他所主编的《生活周报》（新的和旧的）。在童年时代，我已深受邹先生和生活书店之惠。　　生活书店是三联书店的主要组成部分，十多年前，香港三联书店就和我签了合同，准备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我的小说，后因事未果。这次重行筹划，由三联书店独家出版中国大陆地区的简体字本，我不但感到欣慰，回忆昔日，心中充满了温馨之意。　　撰写这套总数三十六册的《作品集》，是从一九五五年到七二年，前后约十三、四年，包括十二部长篇小说，两篇中篇小说，一篇短篇小说，一篇历史人物评传，以及若干篇历史考据文字。出版的过程很奇怪，不论在香港、台湾、海外地区，还是中国大陆，都是先出各种各样翻版盗印本、然后再出版经我校订、授权的正版本。在中国大陆，在这次“ 三联版” 　　出版之前，只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一家，是经我授权而出版了《书剑恩仇录》。他们校印认真，依足合同支付版税。我依足法例缴付所得税，余数捐给了几家文化机构及支助围棋活动。这是一个愉快的经验。除此之外，完全是未经授权的。　　不付版税，还在其次。许多版本粗制滥造，错讹百出。还有人借用“金庸”之名，撰写及出版武侠小说。写得好的，我不敢掠美；至于充满无聊打斗、色情描写之作，可不免令人不快了。也有些出版社翻印香港、台湾其他作家的作品而用我笔名出版发行。我收到过无数读者的来信揭露，大表愤慨。相信“三联版”普遍发行之后，可以制止这种种不讲道义的行为。侠义小说的主旨是要讲是非、讲道义，可不能太过份吧。　　有些翻版本中，还说我和古龙、倪匡合出了一个上联“冰比冰水冰”征对，真正是大开玩笑了。汉语的对联有一定规律，上联的末一字通常是仄声，以便下联以平声结尾，但 “冰”字属蒸韵，是平声。我们不会出这样的上联征对。大陆地区有许许多多读者寄了下联给我，大家浪费时间心力。为了使得读音易于分辨，我把我十四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凑成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我写第一部小说时，根本不知道会不会再写第二部；写第二部时，也完全没有想到第三部小说会用什么题材，更加不知道会用什么书名。所以这副对联当然说不上工整，“飞雪”不能对“笑书”，“白 ”与“碧” 　　都是仄声。但如出一个上联征对，用字完全自由，总会选几个比较有意义而合规律的字。　　有不少读者来信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你所写的小说之中，你认为哪一部最好？最喜欢哪一部？”这个问题答不了。我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是细节。”限于才能，这愿望不见得能达到，然而总是朝着这方向努力，大致来说，这十五部小说是各不相同的，分别注入了我当时的感情和思想，主要是感情。我喜爱每部小说中的正面人物，为了他们的遭遇而快乐或悲伤，有时会非常悲伤。至于写作技巧，后期比较有些进步。但技巧并非最重要，所重视的是个性和感情。　　这些小说在香港、台湾都曾拍摄为电影和电视连续集，有的还拍了三、四个不同版本，此外有话剧、京剧、粤剧等。跟着来的是第二个问题：“你认为哪一部电影或电视剧改编演出得最成功？剧中的男女主角哪一个最符合原著中的人物？”电影和电视的表现形式和小说根本不同，很难拿来比较。电视的篇幅长，较易发挥；电影则受到更大限制。再者，阅读小说有一个作者和读者共同使人物形象化的过程，许多人读同一部小说，脑中所出现的男女主角却未必相同，因为在书中的文字之外，又加入了读者自己的经历、个性、情感和喜憎。你会在心中把书中的男女主角和自己的情人融而为一，而别人的情人肯定和你的不同。电影和电视却把人物的形象固定了，观众没有自由想像的余地。　　武侠小说继承中国古典小说的长期传统。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现代比较认真的武侠小说，更加重视正义、气节、舍己为人、锄强扶弱、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读者不必过份推究其中某些夸张的武功描写，有些事实上不可能，只不过是中国武侠小说的传统。聂隐娘缩小身体潜入别人的肚肠，然后从他口中跃出，谁也不会相信是真事，然而聂隐娘的故事，千余年来一直为人所喜爱。　　我初期所写的小说，汉人皇朝的正统观念很强。到了后期，中华民族各族一视同仁的观念成为基调，那是我的历史观比较有了些进步之故。这在《天龙八部》、《白马啸西风》、《鹿鼎记》中特别明显。韦小宝的父亲可能是汉、满、蒙、回、藏任何一族之人。即使在第一部小说《书剑恩仇录》中，主角陈家洛后来也皈依于回教。每一个种族、每一门宗教、某一项职业中都有好人坏人。有坏的皇帝，也有好皇帝；有很坏的大官，也有真正爱护百姓的好官。书中汉人、满人、契丹人、蒙古人、西藏人……都有好人坏人。和尚、道士、喇嘛、书生、武士之中，也有各种各样的个性和品格。有些读者喜欢把人一分为二，好坏分明，同时由个体推论到整个群体，那决不是作者的本意。　　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要旁诘笔钡睦??坊肪持腥タ础Ｋ瘟芍??省⒃??髦??剩??髑逯? 　　际，汉族和契丹、蒙古、满族等民族有激烈斗争；蒙古、满人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小说所想描述的，是当时人的观念和心态，不能用后世或现代人的观念去衡量。我写小说，旨在刻画个性，抒写人性中的喜愁悲欢。小说并不影射什么，如果有所斥责，那是人性中卑污阴暗的品质。政治观点、社会上的流行理念时时变迁，人性却变动极少。　　小说写成后曾有过不少改动和增删，但失误和不足之处不免仍旧很多。我把每一位读者都当是朋友。朋友们的指教自然永远是欢迎的。　　金庸　　一九九四年一月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返回目录　　金庸史评　　康熙朝的机密奏折　　《鹿鼎记》的故事中说到，康熙在韦小宝的部属中派有密探，所以知道了韦小宝的许多秘密行动。小说的故事有点夸张。清初政治相当清明，取消了明朝东厂、西厂、内厂、锦衣卫等特务制度，皇帝并没有私人特务。一直到清亡，始终没有特务系统。　　雍正的“血滴子”只是小说家言，并非事实。　　但康熙对于臣子的动静，地方上的民情，还是十分关心的，这是统治者所必须知道的情报。从康熙朝开始，清廷建立了“密折奏事”的制度。原来的制度是朝廷有一个“通政使” 机关，凡是京官奏本，地方官的本章、题本，都先交到通政司，经审阅后再行转呈。康熙觉得这方式会导致壅塞，泄露机密，所以命令特别亲信的臣子专折奏闻。专折不经通政司，直接呈给皇帝，密折的封面上并不写明奏事者的姓名，只写“南书房谨封”字样。奏事者亲自送到御书房，面交太监，等皇帝批复之后，又亲自到御书房领回。　　后来这奏折制度的范围扩大。并不限亲信臣子才可密奏，一般地方督府、京中大员都可用折子向皇帝直接奏事。到了雍正朝，更规定科道等官（中级官员）　　每天一人以密折轮流奏事，事无大小，都可照实奏告，即使没有什么事可说，也须说明为什么没有事可说。这种方式扩大了皇帝的权力，同时使得各级官员不敢欺骗隐瞒。从康熙朝的奏折中看来，奏折的内容主要是各地粮价、雨水、收成、民间舆论、官员的清贪。可见康熙最关心的是百姓的经济生活，以及治民的官员是否贪污。当然，各地的造反叛乱，他也是十分注意的。康熙在奏折上用朱笔批示，大多数是写“知道了”三字，有时也有详细指示。从批示之中，可以见到康熙英明而谨慎，同时对待臣下和百姓都很宽仁。　　王鸿绪的奏折　　王鸿绪比康熙大九岁，江苏华亭人，康熙十二年进士，做过翰林院编修、工部尚书、户部尚书等大官，是康熙十分亲信的臣子。他呈给康熙的奏折上，只写“密奏。臣王鸿绪谨奏”字样，不写官衔，所有公式套语完全不用。他在京城做官，所密奏的大都是北京官员的情况。　　康熙派遣亲信探听消息，起初所派的都是大臣，人数极为有限，并一再叮嘱不可让人知道。他在给王鸿绪的亲笔上谕中说：“京中地可闻之事，卿密书奏折，与请安封内奏闻，不可令人知道。倘有泻（泄）漏，甚有关系，小心，小心。　　” 　　“前岁南巡，有许多不肖之人骗苏州女子。朕到家里方知。今年又恐有如此行者。尔细细打听，凡有这等事，亲手蜜蜜（密密）写来奏闻。此事再不可令人知道。有人知道，尔即不便矣。”（苏州女子以美丽出名，大概有人乘着康熙南巡的机会，想选美进献，或假借名义，欺骗苏州女子的家属。）“已（以）后若有事，奏帖照南巡报例。在宫中耳目众，不免人知，不必奏。” 　　“有所闻见，照先密折奏闻。” 　　王鸿绪受到皇帝委托，保证绝对不敢泄漏。他在密折中说：“臣一介竖儒，历蒙圣恩简擢，毫无尺寸报效，愧悚无地。兹于十三日卯刻入直内廷，恭接御批并封内密谕，其时蔡查二臣未曾到。臣虔开默诵，不胜感激惶悚之至。伏念臣至愚昧，何足此数，乃仰荷天恩，破格密加委任，惟有竭尽犬马，力矢忠诚，以仰报圣恩于万一。至蒙恩谕谆诲，虑臣稍露风声，关系甚大，臣益感而欲泣，永永时刻凛遵，三缄其口，虽亲如父子兄弟，亦决不相告，自当慎之又慎，以仰副天心委任之至意也。自后京中可闻之事，臣随时于恭请圣安帖内缮写小折，密达御览。缘系特奉密旨事宜，理合奏复。谨奉。”（康熙批：是。）王鸿绪所密奏的，大都是关于钱粮、马政、铸钱、盐政等等财政经济事务。他对财经事务特别感兴趣，所以后来长期做工部尚书和户部尚书。本来这些财经事务可以由正式奏本奏告皇帝，但密折中所奏的大都是弊端，侵犯到既得者的利益，似乎密奏较为妥善。　　除财经弊端外，王鸿绪的密奏性质十分广泛。　　有几个密折与“陈汝弼案”有关。这案子起因于陈汝弼纳贿三千两银子，后来发展为大案，由“议政大臣、九卿詹事科道等赴刑部衙门会审”。王鸿绪参与会审，将审案经过详细密奏康熙，其中说到满官汉官之间的争辩：“……定陈汝弼‘情真立斩’，满大人皆已依允。李振裕与臣说：定罪未有口供，大人们应斟酌，且陈汝弼昨日所首字纸及书札是什么东西。臣又云：不是隐藏得的。满大人因令司官取来，念与众大人听……满大人说，没有关系，不必入在口供内。汉大人说：‘假装身死’四字该去，昨日原是昏晕去了。因删四字。屠粹忠说：藏匿案卷及犯赃，得无‘立斩’之条。议政大人说：改了罢。舒辂因改‘立绞’。科道说：仍照三法司监候绞罢。满班大人未有应者。又陈汝弼令家人递亲笔口供，满大人不收。李录予说：以前三法司不曾取陈汝弼亲笔口供，今日伊家人来递，又不收，如何使得呢？ ……今本内所定口供，寥寥数语，乃舒辂所做也……从来问官改供及捏供，拟罪处分，条例甚重……满大人皆怕惹怨，有话不肯发出。议政大臣亦唯听舒辂作主裁定而已……” 　　康熙批语：“此奏帖甚好，深得大臣体，朕已明白了。” 　　奏帖的主要内容，是说“满大人”有冤枉犯人的情况。“汉大人”则力为开脱。　　这案子后来如何结案不明，相信康熙会有较宽大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满洲官员传统上虽较有权势，但康熙并未偏袒满官。同时又可看到，当时处人死刑十分郑重，不能由有权势的大臣一言而决。　　王鸿绪的密奏中偶然也有若干无关紧要的小事，今日读来，颇有兴味：有一个奏折是长篇奏告马政的，最后一段却说：“……李秀、殷德布二人，不知何人传信与他，说皇上在外说他是大光棍，李秀、殷德布甚是惊慌等语。此后臣所陈密折，伏乞皇上仍于密封套上，御批一‘封’字，以防人偷看泄漏之弊……”（康熙批：知道了。）有一个长篇密折奏告主考官、副主考是否有弊，最后一段说：“又宋荦幼子宋筠系举人，于十一月廿一日到京会试，向人言：其父向年有晕病，隔久方一发，惟今年武场中晕一次，及到扬州，复发一次，比以前紧些，然幸而晕醒，仍可办事，今奏新恩，将来交印之后即可来京等语……”（康熙批：　　知道了。）宋荦本为江宁巡抚，新升吏部尚书，办事能干，康熙关心他的健康。　　有一个密折奏告一个官员有罪充军，解差向他讨赏，每人要银子十两，那官员不给，反加辱骂。一天晚上，那官员忽被人绑缚，所有银两尽被取去。这是一件无关紧要的小事，王鸿绪一样的密折奏闻。　　李煦的奏折　　李煦是康熙的亲信，任苏州织造达三十年之久。李煦的妹夫曹寅任江宁织造二十余年，曹寅就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曹寅，以及杭州织造孙文成三人，都不断向康熙呈递密折，奏报江南地方上的情形。其中极大部分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疫病、民情、官吏的名声等等。当时没有报纸，康熙主要从这些奏折中得知各地实情。　　康熙三十二年夏，淮徐及江南地区天旱，六月中降雨，李煦奏报收成及米价。康熙批：“五月间闻得淮徐以南时*舛候，夏泽愆期，民心慌慌，两浙尤甚。朕夙夜焦思，寝食不安，但有南来者，必问详细，闻尔所奏，少解宵旰之劳。秋收之后，还写奏帖奏来。” 　　四十七年正月十九日，李煦有这样一个奏折：“恭请万岁万安。窃臣于去年十二月初七日，风闻太仓盗案，一面遣人细访，一面即缮折，并同无节竹子，差家人王可成赍捧进呈。今正月十七日，王可成回扬，据称：‘无节竹子同奏折俱已进了，折子不曾发出。臣煦闻言惊惧。伏思凡有折子，皆蒙御批发下，即有未奉批示，而原折必蒙赐发。今称不曾发出，臣心甚为惊疑。再四严刑拷讯，方云：‘折子藏在袋内，黑夜赶路，拴缚不紧，连袋遗失德州路上，无处寻觅。又因竹子紧要，不敢迟误，小的到京，朦胧将竹子送收，混说没有折子，这是实情。　　’等语。臣煦随将王可成严行锁拷，候旨发落。但臣用人不当，以致遗误，惊恐惶惧，罪实无辞，求万岁即赐处分。兹谨将原折再缮写补奏，伏乞圣鉴。臣煦临奏不胜战栗待罪之至。” 　　康熙朱批：“凡尔所奏，不过密折奏闻之事，比不得地方官。今将尔家人一并宽免了罢。外人听见，亦不甚好。” 　　值得注意的，还不在康熙的宽大，而是他的基本心态：皇帝认为派人暗访密奏，是一件不光采、不名誉的事；不是堂堂正正的办事，就非光明正大的作风，无论如何不能让旁人知道。康熙批复密折，从来不假别人之手，一度右手有病，不能书写，勉强用左手批复。但在政治黑暗的时代，统治者派遣探子私访密奏，却众所公认是理所当然。这种对“特务工作”的价值观念，是政治清明或腐败的一种明显分野。　　康熙四十八年七月初六，李煦在请安折子之中，又附奏江南提督张云翼病故的讯息。　　向皇帝请安，是“恭祝万岁爷万福金安”，该当大吉大利才是，死亡的消息必须另折奏报，决不可混在一起，否则有咒诅皇帝死亡的含义。李煦这个奏折犯了基本的忌讳，十分胡涂。奏折中说：“恭请万岁万安。窃提督江南全省军务臣张云翼，于康熙四十八年六月十八日，病患腰痈，医治不痊，于七月初三日巳时身故，年五十八岁，理合奏闻。苏州六月晴雨册进呈，伏乞圣鉴。” 　　康熙见了这大不吉利的奏折，自然很不高兴，但申斥的语气中还是带了几分幽默。　　朱批：“请安折子，不该与此事一起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哪去了？ ” 　　李煦见到御批，自然吓得魂飞魄散，急忙上奏谢罪，痛自忏悔。康熙批：“知道了。" 康熙五十一年七月，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的祖父）奉命到扬州办理刻印《佩文韵府》事宜，染上疟疾，病势甚重。李煦前往探病，曹寅请他上奏，向康熙讨药。　　康熙得奏之后，立即朱批：“尔奏得好，今欲赐治疟疾的药，恐迟延，所以赚驿马星夜赶去。但疟疾若未转泄痢，还无妨。若转了病，此药用不得。南方庸医，每每用补济（剂），而伤人者不计其数，须要小心。曹寅元肯吃人参，今得此病，亦是人参中来的。金鸡拿（即奎宁，原文用满文）专治疟疾。用二钱，末。酒调服。若轻了些，再吃一服，必要住的。住后或一钱，或八分。连吃二服，可以出根。若不是疟疾，此药用不得，须要认真。万嘱，万嘱，万嘱，万嘱！” 　　康熙连写四次“万嘱”，又差驿马赶急将药送去扬州，限九日赶到，可见对曹寅十分爱护关心。奎宁原是治疟疾的对症药物，但曹寅可能有其他并发症，终于不治逝世。康熙甚为悼惜，命李煦妥为照顾曹寅的遗属。　　李煦的奏折之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实验新种稻米的。康熙很重视稻米品质，经过多方试种，培育出一种优良品种，发交各地官绅试种。李煦详细奏报试种的情况，某官种几亩，亩产几石几斗；某商人种几亩，每亩产几石几斗等等。如康熙五十八年六月二十四日奏：“窃奴才所种御稻一百亩，于六月十五日收割，每亩约得稻子四石二斗三升，谨砻新米一斗进呈。而所种原田，赶紧收拾，乃六月二十三日以前，又种完第二次秧苗。至于苏州乡绅所种御稻，亦皆收割。其所收细数，另开细数，恭呈御览。”可见李煦还负有“种御稻实验田”的任务。　　康熙将“御稻”种子普遍发交各地官绅商人试种，每人试种的田亩多数是两亩至三亩。李煦种到一百亩，是最大的实验农场。所产的米当时叫做“御苑胭脂米”，色红味香，煮粥最美。《红楼梦》写庄头乌进孝进给贾府的，就是这种米。　　康熙在南巡之时，见到民舟中满载猪毛、鸡毛，问起用途，得知是用作稻田肥料，其后即下旨试验，效果甚好。　　比之后世不经实验而大搞卫星田，不注意品种肥料而只虚报瞒骗，康熙的种稻实践是科学化得多了。　　李林盛的奏折　　康熙颇有幽默感，虽然在严肃的公文批语之中，往往也流露出来。　　康熙四十年十月二十四日，陕甘提督李林盛上了一道奏本。这人的正式官衔是：“提督陕西甘肃等处地方总兵官右都督加一级降二级戴罪图功。”奏折中说：“皇上著问：‘提督好，提督身上好么？各官好么？又在先的提督地方上事宜、雨水情形俱不时启奏，今你到任来，为何不具本启奏？今后可将地方上事宜不时启奏于皇上知道。又皇上赐你鹿舌、鹿尾、干肉等捌样，你可查收’等因。臣随恭设香案，率同将弁各官，望阙谢恩，领受讫。除臣恭奉纶音，颁赐食品，见在另疏奏谢天恩外，所有奉宣地方事宜，雨水情形，令臣宣奏之上论，臣谨遵旨具复。伏念臣以庸愚，幸生圣世，遭遇尧舜之主，身经太平之年，毫无报称，夙夜兢惕……” 　　此人不明白康熙的性格，奏折中以大量套语歌功颂德，关于地方事宜和雨水情形，也是报喜不报忧。此人大概是汉军旗的武官，所用的师爷也不明规矩，在奏折上盖了一颗官印。康熙朱批：“知道了。已后折字写清字，不必用印。” 　　“清字”即满洲文，康熙的意思是，这种奏折是秘密奏报，并非正式公文，要李林盛自己书写，不会写汉字则写清字好了。　　李林盛收到御批后，又上奏折：“……仰惟我皇上承天御极，神武英文，虽圣躬日理万机，犹无时不以民生为念。曩因河东岁歉，上勤圣怀，既沛赈恤之殊恩，复颁免赋之旷典，诚功高万世，德迈百王，薄海内外，靡不共戴尧天也…… 　　再臣应宜遵旨，以清字具折请奏，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如令人代缮，臣既不谙其中深义，诚恐词句失宜，并恳皇恩，容臣嗣后凡陈奏事宜，仍准以汉字具奏，庶民舛错之愆尤也。” 　　康熙批示：“知道了。此汉文亦未必尔自能作也。” 　　他明知这员武将肚子里墨水有限，这封奏折必是叫人代写的，于是小小的讽刺了他一下，以后也不盼望他能自写奏折、密报地方讯息了。　　李林盛这封奏折虽是师爷所写，其实还是有不通顺处。例如“但臣虽稍识清字，因年衰目昏，不能书写，又兼清字之文理不通”，其实应当是“又兼不通清字之文理”。　　原折中那一句话，变成了指摘满洲文“文理不通”。好在康熙宽供大量，不予追究，如果变成了细密深刻的雍正皇帝，或许会下旨斥责，罚他“再降一级，戴罪图功”。　 袁崇焕评传 返回目录　　作者：金庸　　在距离香港不到一百五十公里的地区之中，过去三百多年内出了两位与中国历史有重大关系的人物。最重要的当然是孙中山先生。另一位是出生在广东东莞县的袁崇焕。　　我在阅读袁崇焕所写的奏章、所作的诗句、以及与他有关的史料之时，时时觉得似乎是在读古希腊作家攸里比第斯、沙福克里斯等人的悲剧。袁崇焕真像是一个古希腊的悲剧英雄，他有巨大的勇气，和敌人作战的勇气，道德上的勇气。他冲天的干劲，执拗的蛮劲，刚烈的狠劲，在当时猥琐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显得突出。　　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焕”，是火光，是明亮显赫、光彩辉煌；“素”是直率的质朴，是自然的本性。他大火熊熊般的一生，我行我素的性格，挥洒自如的作风，的确是人如其名。这样的性格，和他所生长的那不幸的时代构成了强烈的矛盾冲突。古希腊英雄拼命挣扎奋斗，终于敌不过命运的力量而垮了下来。打击袁崇焕的不是命运，而是时势。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说来，时势也就是命运。像希腊史诗与悲剧中那些英雄们一样，他轰轰烈烈的战斗了，但每一场战斗，都是在一步步走向不可避免的悲剧结局。　　希腊史诗《伊里亚特》记述赫克托和亚契力斯绕城大战这一段中，描写众天神拿了天平来秤这两个英雄的命运，小时候我读到赫克托这一端沉了下去，天神们决定他必须战败而死，感到非常难过，“那不公平！那不公平！”过了许多岁月，当我读到满清的皇太极怎样设反间计、崇祯和他的大臣们怎样商量要不要杀死袁崇焕，同样有剧烈的凄怆之感。　　历史家评论袁崇焕，着眼点在于他的功业、他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他在明清两个朝代覆亡与兴起之际所起的作用。近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天都写一段小说，又写一段报上的社评，因此对历史、政治与小说是同样的感到兴趣，然而在研究袁崇焕的一生之时，他强烈的性格比之他的功业更加吸引我的注意。　　整体说来，清朝比明朝好得多。从清太祖算起的清朝十二个君主，他们的总平均分数和明朝的十六个皇帝相比，我以为在数学上简直不能比，因为前者的是相当高的正数，后者是相当高的负数。对于满州人入主中国一事，近代的评价与前人了颇有改变。所以袁崇焕的功业，不免随着时代的进展而渐渐失却光彩。但他英雄气概的风华却永远不会泯灭。正如当年七国纷争的是非成败，在今天已没有多大意义了，但荆轲、屈原、蔺相如、廉颇、信陵君等等这些人物的生命，却超越了历史与政治。　　《碧血剑》中的袁承志，在性格上只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他没有抗拒艰难时世的勇气，受了挫折后逃避海外，就像我们大多数在海外的人一样。　　袁崇焕却是真正的英雄，大才豪气，笼盖当世，即使他的缺点，也是英雄式的惊世骇俗。他比小说中虚构的英雄人物，有更多的英雄气概。　　他的性格像是一柄锋锐绝伦、精刚无俦的宝剑。当清和升平的时日，悬在壁上，不免会中夜自啸，跃出剑匣。在天昏地暗的乱世，则屠龙杀虎之后，终于寸寸断折。　　在明末那段不幸的日子中，任何人都是不幸的。每一个君主在临死之时，都深深感到了失败的屈辱：崇祯、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如果他不是被人谋杀的，那么是惟一的例外）、蒙古人的首领林丹汗、朝鲜国王李佑；始终是死路一条的将军和大臣（奋勇抗敌的将军与降敌做汉奸的将军，忠鲠正直的大臣与奸佞无耻的大臣，命运都没甚么分别，但在一个比较温和的时代，奸臣却常常能得善终，如秦桧）；愤怒不平的知识分子，领不到粮饷的兵卒，生命朝不保夕的“流寇”，饥饿流离的百姓，以及有巨大才能与勇气的英雄人物：　　杨涟、熊廷弼、孙承宗、李自成、袁崇焕。　　在那个时代中，人人都遭到了在太平年月中所无法想象的苦难。在山东的大饥荒中，丈夫吃了妻子的尸体，母亲吃了儿子的尸体。那是小人物的悲剧，他们心中的悲痛，一点也不会比英雄们轻。不过小人物只是默默的忍受，英雄们却勇敢地奋战了一场，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英雄的尊严与伟烈，经过了无数时日之的后，仍在后人心中激起波澜。　　一　　这个不幸的年代，是数十年腐败达于极点的政治措施所累积而成的。　　我书架上有一部英国历史家吉朋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是三卷注释本。书脊上绘着罗马式建筑的两根大理石柱子，第一卷的柱子，柱头上有些残缺破损，第二卷的柱子残损更多，第三卷的柱子完全垮了。这象征一个帝国的衰败和灭亡，如何一步步的发展。　　明朝的衰亡也是这样。　　明朝的覆灭，开始于神宗。　　神宗年号万历，是明朝诸帝中在位最久的，一共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只因为他做皇帝的时候实在太久，所以对国家人民所造成的祸害也特别大。他死时五十八岁，本来并不算老，他的祖宗明太祖活到七十一岁，成祖六十五岁，世宗六十岁。可是神宗未老先衰，后来更抽上了邪片。邪片没有缩短他的寿命，却毒害了他的精神。他的贪婪大概是天生的本性，但匪夷所思的懒惰，一定是出于鸦片的影响。　　然而万历初年，却是中国历史上最光彩辉煌的时期之一。近代中西学者研究瓷器及其他手工艺品，有这样一个共通的意见：在中国国力最兴盛的时期，所制作的瓷器最精彩。万历年间的瓷器和珐琅器灿烂华美，精巧雅致，洵为罕见的杰作。因为万历最初十年，张居正当国，他是中国历史上难得一见的精明能干的大政治家。　　神宗接位时只有十岁，一切听母亲的话。两宫太后很信任张居正，政治上权力极大的司礼太监冯保又给张居正笼络得很好，这些有利的条件加在一起，张居正便能放手办事。明朝自明太祖晚年起就不再有宰相，张居正是大学士，名义是首辅，等于是宰相。　　从万历元年到十年，张居正的政绩灿然可观。他重用名将李成梁、戚继光、王崇古，使得主要是蒙古人的北方异族每次入侵都大败而归，只得安分守己而和明朝进行和平贸易。南方少数民族的武装暴动，也都一一给他派人平定。国家富强，储备的粮食可用十年，库存的盈余超过了全国一年的岁出。交通邮传办得井井有条。清丈全国田亩面积，使得税收公平，不致像以前那样由穷人负担过分的钱粮而官僚豪强却不交税。他全力支持工部尚书潘季驯，将泛滥成灾的黄河与淮河治好，将水退后的荒地分给灾民开垦，免税三年。官僚的升降制度执行得很严格，严厉惩办贪污　 三剑楼随笔”的由来 返回目录　　风清远　　金庸先生以其常看常新等因素历久不衰的十五部新派武侠小说而名满天下，更创造了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作家的知名度和作品普及度等多项纪录。与此同时，他还是报业大亨（香港大报《明报》的创办人）、著名的社评家和社会活动家，写有政论（多见诸于《明报》）、散文随笔等。其中，后者主要见于创办《明报》前，在《三剑楼随笔》一书中的文章，此书曾被喻为“新武侠派的历史见证”。　　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新派武侠小说（与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大陆流行的旧派武侠小说，既有共性却又截然不同）崛起香港（出现时间是台先港后，但因均为独立发展，故鲜有关连），成为港台文坛新兴的宠儿。　　当时，香港有三个均供职于《大公报》，也都写武侠小说，人称“文坛三剑客”的人，分别是金庸（真名查良镛，生于一九二四年，并早在一九七二年就已封笔）、梁羽生（原名陈文统，生于一九二六年，于一九八四年封笔）和百剑堂主（按现有资料，其真名为陈凡，生于一九一五年，于一九九七年九月二十九日逝世。其当年所用名号和写出的《风虎云龙传》，在武侠小说史上基本无记载。至于后来是否还写武侠小说就不得而知了，只听说其后成了政论名家）。　　某日，在《大公报》和金庸同编副刊的一位编辑忽发奇想：借“三剑客”的名气，给他们每人开一个专栏，刊载一些散文随笔之类的稿件，定受读者欢迎。主意既出，“三剑客” 也即应允，但金庸提议：一人一个专栏“不如三剑侠一起出马，更可以互相壮胆”。　　之后，香港《大公报》在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二日的副刊——〈大公园〉版上刊登了一段预告：　　“《三剑楼随笔》：自梁羽生先生的《龙虎斗京华》、《草莽龙蛇传》、《七剑下天山》；金庸先生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百剑堂主的《风虎云龙传》等武侠小说在本港各报连载后，大受读者欢迎，成为武侠小说中一个新的流派。现在我们约得这三位作者给〈大公园〉用另一种笔法撰写散文随笔，日内刊出，敬请读者们注意。——编者” 　　仅隔一日，金庸就首先为这系列写了第一篇随笔。随后在间有跳期的情形下，梁羽生、金庸和百剑堂主（以上排名依其首次作品发表时间）三人以不定循环次序，每日一题不限范围地分开刊载的形式各书己见，直到一九五七年一月三十日方无疾而终。专栏持续三个多月，共得文八十四篇（每篇之后，均有作者手书签名；篇数中未计入最后一篇由百剑堂主拉杂的结语），每人各写二十八篇。　　以《三剑楼随笔》为名的单行本，在一九五七年五月由由香港的文宗出版社出版。与副刊有差异的是：篇目次序略有不同，标题偶有改动；百剑堂主删去自认已失去价值的一篇；若干读者来函收为附录；各篇之末改手书签名为“百”、“羽”、“庸”字样等。　　现今如想查阅五十年代香港《大公报》，或是找寻出版已经四十多年的单行本的机会都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在香港），特别是我们并非研究者。其后，还有流通极为有限的台湾风云时代出版公司一九八八年推出的影印本，和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九九七年的版本，但里面都未加出版说明，也未交代百剑堂主是谁。　　依据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马幼垣相关论文所述，百剑堂主真实身份的证据是陈凡逝世后几天，梁羽生在香港《大公报》“大公园”版刊一诗追悼时编者附加的说明：“按：《三剑楼随笔》系当年由陈凡、梁羽生、金庸三人轮流执笔撰写的杂文专栏，脍炙人口，极受欢迎。” 　　小说最讲究的是故事，而社评关注的为时政，比较起来，自由度最大的要属随笔。百剑堂主说：“它是中国文学传统中最方便的样式之一。它可长可短，可记事，可写人。严肃如燃犀烛奸，荒诞如谈狐说鬼，世界之大，沙粒之微，均可信笔写来。它内容不限而形式无拘，它如故友相对而可恣声谈笑。”而金庸在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思曲》与小说”中也这样说：“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然而，写此书时的金庸和梁羽生仅发表了其全部著作的一小部分，而且这些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虽说选题随意，但长度受限，还要照顾话题的广泛性、可读性和时效性质，基本上不是为诠释已发武侠小说而写。虽然如此，但它完全可以间接帮助我们来理解新派武侠小说在香港初始阶段，其主要作家在五十年代中期读书和写作时所关心的问题及兴趣等所在，并感受这实为不可多得的大侠见智见情，妙笔生花的性情之作！　　在这个我认为是真正（完整）的金庸作品全集的电子版本中，仅能找到二十六篇应该是没错的文章，并加入部分注释或是进行充实。至于欠漏的，则非是我目前所能补全的了。　　文章篇目后面有的日期，是我找到的在报纸上所发表的时间（原始版本中的相关文章并未注明是“三剑楼随笔”，共有《相思曲》与小说、也谈对联、历史性的一局棋、围棋杂谈、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大国者下流”、谈各国象棋、书的“续集”、快乐和庄严合计九篇）。具体名目如下：　　《相思曲》与小说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也谈对联　　历史性的一局棋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　　《无比敌》有什么意义？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一日）　　《无比敌》有什么好处？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五日）　　郭子仪的故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代宗·沈后·升平公主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顾梁汾赋“赎命词”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　　围棋杂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七日）　　费明仪和她的歌　　钱学森夫妇的文章　　看李克玲的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　　“大国者下流” 　　谈谜语　　圆周率的推算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二日）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　　看三台京戏　　民歌中的讥刺　　从《小梅的梦》谈起　　谈各国象棋　　圣诞节杂感　　书的“续集” 　　舞蹈杂谈　　马援见汉光武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马援与二征王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快乐和庄严——法国影人谈中国人　　参考文献：　　香港岭南学院中文系的马幼垣的论文：“从《三剑楼随笔》看梁羽生、金庸，百剑堂主在五十年代中期的旨趣”（介绍详尽，为主要参考资料。呵呵，我真是服他的气，论文就是论文，专门搞这的资料收集、掌握得都不一样，而且也是蛮考究的，象些出处什么的，有的文章中我看不出来的错误就借鉴到了该文内容）　　大理刘庆支的《金庸的“第三只手”》　 《无比敌》有什么好处？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有两位学生读者来信和我谈到《无比敌》的意义，他们都说只看了电影而没有看小说，觉得影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电影确是没有把小说改动多少，那么汉门·梅尔维（注：前文译为汉门·曼尔维）这部小说有什么资格列为“世界十大小说”之一呢？　　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问题。据我想，那是因为电影用了小说的情节，然而忽略了小说的精神。如果电影的情节完全依照原著，而原著中的主要精神却没有好好表现出来，这决不是一种优秀的改编。《无比敌》的故事十分简单，要是不深入到小说主角——船长亚海勃灵魂的深处，那么把这个海上的冒险故事不论说得如何动人，都不见得会有太大的艺术意义。　　梅尔维的一生很是不幸。在他年纪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破产了，他只得去跟人做学徒，投靠亲戚，后来在捕鲸船上工作，曾两度流落在太平洋小岛的吃人部落中间。他把这些经历写成了两部小说：《泰比》和《奥摩》，不久就和麻诸赛兹州的大法官萧氏的女儿结婚。他经济情况从来没有好过，在美国这个社会中始终郁郁不得志。从他的传记中看来，他的一生主要是靠岳父的津贴与遗产、妻子的私蓄与妻子的遗赠过日子的。最后他在港口的海关上做检查员，每日的工资是四元。一位大作家的日子完全在检验烟草与货物的生涯中渡过，这样一直做了二十年，而他著作的版税每年很少有超过一百元的时候。他没有什么知心的朋友，与妻子的感情也只平平。他的大儿子在十八岁那年用手枪自杀，二儿子突然离家，死在外面，我们不知道那是为了什么原因，但他的家庭生活很是悲惨，那是可以想象得到的。　　《无比敌》是他在三十二岁那年写的，此后一连串不幸的日子他还没有遇上，然而这世界对他已经很是残酷。为什么世界上的事情与《圣经》中所说的是这么大不相同？美国的大小说家霍桑（《红字》的作者）是梅尔维较好的朋友，曾这样描写他：“他不能够信仰，而他对自己的不能信仰又感觉不安；他为人是太忠实而勇敢了，以致即不能信仰，又不能安于自己的不信。”这几句话很好的描写出了这个人的精神状态，他对社会、对世界、对整个人生和宇宙组织都感到极度苦闷。　　在剧烈的痛苦之中，爆发了强烈的反叛。他非常感人地描绘了船长亚海勃的灵魂，是一个叛逆的灵魂，心灵的深度充满着憎恨与反抗。小说中的亚海勃船长这样说：“囚犯如果不打破监狱的墙壁，他怎么能出去？对于我，这头白鲸就是狱墙，紧紧的把我压制着。…… 他困扰我；他折磨我；我知道他有一种狂暴的力量，一种不可思议的恶毒力量。我憎恨的主要就是这种不可思议的东西……如果太阳侮辱我，我就要打击太阳，不要对我说这是亵渎，兄弟们。因为如果太阳能这样做，那我们就能那样做；这是很公平的，一切事物之中充满了相互的嫉妒。” 　　这不是强烈的愤世嫉俗的呼声么？　　梅尔维这部作品结构上颇有缺点，在小说中故意卖弄学问，夹杂了许多关于海洋与鲸鱼等等的议论和历史，文体也并不纯净，他自己也不大知道这作品的主题应该是什么，然而他写了一个动人的故事，尤其重要的，是他描写了船长亚海勃这个深刻的叛逆的灵魂。这位船长由于憎恨与复仇欲而变成了接近疯狂，然而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自禁的佩服他，同情他，就像他船中所有的船员们一样。　　毛姆拿这部小说来与希腊悲剧与莎士比亚的剧作相比。亚海勃的悲剧，在规模与深度上，确是可与《伊迪普斯》、《李尔王》、《奥久洛》这些著名悲剧相比拟，他们和命运奋战，但终于遭到毁灭。只是《无比敌》这部小说中描写的不是人类生活中一种真实的现象——白鲸只是一种虚幻的东西，因之艺术力量不免受到损害。　　格力哥利柏丝毫没拍出亚海勃船长的心灵，他没有使我们感染到故事中的悲剧力量，那种一个巨大的心灵被残酷命运所压服的悲剧——他只使我们感到惘然和混乱！　 《无比敌》有什么意义？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在本届世界运动会里，苏联长跑选手库兹大出风头，连得了一万公尺与五千公尺的两项冠军，把和他竞争的人全都远远的抛在后面。因为影片《无比敌》（MobyDick）正在这时候上映，这里有些报纸就送了他一个绰号叫做“无比敌”。　　凡是看了这部影片的而愿意思索一下的人，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无比敌》到底是什么意义？它象征什么？这影片的主题是什么？　　影片是根据美国小说家汉门·曼尔维（HermanMelvill）（注：梅尔维，Herman Melville，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九一年）的同名小说（注：MobyDick）拍摄的，除了一些必要的删节之外，可说是相当的忠于原著。这部小说在世界文学中地位很高，尤其在美国，是数一数二之作。英国当代著名小说家毛姆（W.SomersetMaugham）（注：一八七四年到一九六五年）在列举古往今来的十部，他认为最伟大的小说时，把《无比敌》与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札克的《高列奥老爹》、迭更新的《块肉余生述》等九大巨作并列，美国入选的小说只此一部而已。当然，毛姆如此极度推崇未必一定正确，但这部小说是巨作，那是不容怀疑的。　　故事是说一个捕鲸船的船长亚海勃（注：CaptainAhab）找大白鲸无比敌复仇的经过，他曾被这头白鲸弄得遍体鳞伤，还失去了一条腿。因此他如痴如狂的找寻这头山一样的白色鲸鱼，他这种疯狂的复仇欲望传染给了全船的水手，终于造成了一个大悲剧：捕鲸船被无比敌撞覆，船长与全体水手葬身海底，只逃出了一个人来描述这惊心动魄的故事。　　这故事说的到底是什么？一百多年来（小说作于一八五○年），曾有许许多多批评家予以解释。纽敦·亚尔文（NewtonArvin）认为，船长有条鲸骨做的腿，是象征男性的心胸志大而身体上的无能为力，无比敌则是象征“专制的父母”，船长的憎恨是人类潜意识中对父权的反抗；那是佛洛伊德派的文艺心理学解释。艾勒里·赛德维克（EllerySedgwick）说船长亚海教是象征人类——虔诚、热心的人类，无比敌则是象征宇宙间的大秘密；亚海勃追逐无比敌，那就是人类孜孜不倦地探索天地之间的奥秘。刘易士·孟福德（LewisMumford ）则认为无比敌是罪恶的化身，亚海勃与它的冲突是善恶之争，结果成为“善败恶胜”的大悲剧。此外还有许多不同的说法。　　毛姆反对所有的象征说法。他认为《无比敌》只是一部动人的小说，作者根本不准备提出什么主题与教条，一切解释都是牵强附会。要说到象征，那么说无比敌象征“恶”固然可以，说它象征“善”未尝不说得通？无比敌在大海自由自在地遨游，那个疯狂残忍的船长不舍昼夜的去追逐它，船长才代表“罪恶”。所以，看这部小说，只当它是一件使人赏心悦目的精彩艺术品，不必去探求其中的意义。　　对于我们，这样形式主义地、唯美主义地看一部文学名作，显然是不够。我们一定会想：如果这真是一部杰作，它一定有意义的，决不可能只是描述一个冒险故事而已。或许，作者的目的只在动人地说一个故事，但作品仍旧代表着一种不朽的意义。　　《无比敌》这部书很难读，我以为是毛姆所举十部小说中最难读的。作者有意识地用一种十七世纪的英文来写，把building说成是edifice，他不说near而说inthevicinity ，不说show而说evince等等，有时一句句子长达一页。看这部小说真得硬着点儿头皮，但它动人夸张，我国的《水浒》、《红楼梦》至少就比它伟大，然而读了之后，不自禁的觉得这确是杰作。这部书尚无中文译本，听说周煦良先生在翻译。　　曼尔维（注：小说作者）小时候父亲经商破产，他只得去做小店员，后来在捕鲸船当水手。虽然活到了七十二岁的高龄，但一生郁郁不得志。文学作品总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作者的环境与心理状态。曼尔维由于接连的失望与挫折，对于社会与周围的人怀着一种愤激之情。在这部小说中，他不知不觉把一种极度愤怒与拼命以赴的精神生动地描写了出来。如说在船长亚海勃身上，我们看到了作者的影子（正如在贾宝玉身上看到曹雪芹，而贾宝玉并不等于曹雪芹），那或许比任何“象征的寓言”更接近于真实吧？　　清远附言：这是金庸三剑楼随笔中第一篇，没有相近电子版本的同篇文章对照整校的文章，所以必须加入极可能是掉了的字等来使之流畅。就算是有，也只是聊胜于无，更可能有时还要让人犯难，到底哪个对呢？因为缺乏最原始的真实资料，所以，只能都这样了。　 《　相　思　曲　》　与　小　说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了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　　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但《相思曲》据说是从美国作家詹姆斯·凯恩（JamesM.Cain）（）一部同名的小说（注：应写于一九三七年）改编的，我在三四年前看过这部小说，现在想来，不觉得小说与电影之间有什么关系，后来拿小说来重翻一遍，仍旧不觉得有什么关系。　　你看了电影之后，一定会觉得这是一个普通的俗套故事，不知道有多少美国影片曾用过这个故事：一个艺术家受到一个贵妇人的提拔而成了名，两人相爱了，后来那贵妇抛弃了他，使他大受打击，但另一份真诚的爱情挽救了他。然而小说的故事却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　　凯恩的作风与海明威（ErnestHemmingway）（注：一八九九年到一九六一年）很相像，他们两人再加上史各特·弗兹吉拉德（F.ScottFitzgerald）（注：费兹路，Francis ScottFitzerald，一八九六年至一九四○年）和威廉·福根纳（WilliamFaulkner）（注：福克纳，一八九七年到一九六二年），这几位美国第一流的作家对欧洲近代小说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凯恩有点模仿海明威，不论题材和风格都有点相似。这部《相思曲》的小说，造句简短有力，描写激烈的感情、粗鲁的火热的性格，在性的方面肆无忌惮，都很像海明威，但社会意义却胜过了海明威大多数的作品。　　电影里的女主角（莎列妲·梦桃所饰的黄亚娜）是一个有钱小姐，在小说里却是一位妓女；电影里教堂那一场戏庄严肃穆，马里奥·兰沙虔敬地唱着“圣母颂”，但在小说里，马里奥·兰沙所饰的这个男主角丹蒙，却在教堂里强奸这个妓女，而黄亚娜后来也不加拒绝。　　单是这两个例子，你就会想到，电影与小说的内容是截然相反的。是不是电影的文雅比较好些呢？我以为一点也不是。　　在小说里，黄亚娜是一个墨西哥的印第安人，是一个妓女，男主角丹蒙和她同居（决不是结婚），把她偷偷带到美国。丹蒙在舞台上和电影界都成为大明星。电影的制片人温斯敦很憎恨黄亚娜，他怕观众们知道她的身世之后会大大影响丹蒙的票房价值，于是去报告移民局，要把她驱逐出境。黄亚娜和丹蒙是真诚相爱的，她不愿这场真挚的爱情被金钱、名声、种族偏见所毁掉，于是在一个酒会里用斗牛的剑把温斯敦刺死。丹蒙和她逃到了危地马拉。　　结局是很悲惨的，丹蒙越来越潦倒，天天在下等戏院里厮混，黄亚娜终于离开了他，又去当妓女，在追逐中，黄亚娜被警察打死。　　这是一个很有力量的故事，控诉恶劣的社会怎样摧毁一个歌唱的天才，怎样杀死一个善良的少女，怎样破坏一桩纯洁的爱情，但好莱坞（注：早先好象也有译作“荷里活”的）把这个有力的故事改变为一个女人祸水的公式。　　小说中有一段话（小说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表示了作者对好莱坞的看法，也说明了好莱坞为什么要用现在的方式来摧毁这部文学作品。书中这样说：　　“我不喜欢好莱坞。我所以不喜欢它，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待一个歌唱家的方式，一部分是由于他们对她的方式。对于他们，歌唱只是你所买的东西，你必须付钱的东西，演技、剧本的编写、音乐以及其他所有一切他们所使用的东西都是这样。这些东西本身可能自有其价值，这种念头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他们认为本身自有其价值的，那只有制片家，他决不知道勃拉姆斯与艾荣·柏林之间有什么分别，他不会知道歌唱家与哼时代曲的人有什么分别。直到有一天晚上，二万多人高声大叫要听那唱时代曲的人唱歌，他才懂得两者的不同。除了编剧部替他写好的故事大纲之外，他不会读书，他甚至不会说英语，但他自以为是精通音乐、歌唱、文学、对话以及摄影的专家，只因为有人把奇勒·基宝借给他拍一部影片，于是他成功了。” 　　小说家凯恩对于好莱坞一点也不尊敬，于是他们对他的小说也使用了暴行，不过不是在教堂里，是在摄影场上。　 从《小梅的梦》谈起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我国与苏联的有些卡通片与木偶片，常常令人觉得教育意义是很强的，意思是很好的，可是总感到想象力不够丰富，在看的时候，不大有奇趣横生之感。但这部木偶片《小梅的梦》（注：这是由靳夕于一九三七年写出，在一九五四年导演拍摄出的，我国第一部木偶与真人合拍的童话片剧，无缘目睹），剧作者的想象力却很强，常常有令人意料不到的神来之笔。例如小木头人的脚坏了，就用两块三角板做撑脚的拐杖；它用一块布做降落伞而跳在水缸里；用撑杆跳高法跳上相架等等，都是很新奇有趣的想法。童话片如果拍得平平板板，尽管意思很好，我想总不能说是上乘之作。这部木偶片中间的一大段我以为是很成功的，尤其是飞入画中的一段，更是充分发挥了民族风格的想象。　　匈牙利著名作家贝拉·巴拉兹（BelaBalazs）写过一部《电影理论——一种新艺术的性质与成长》的书，这书有英文译本，其中有许多精辟的独得之见。他在谈到观众与电影中事件相结合的时候曾说，从古希腊一直到现代，欧美人总是认为艺术品与观众之间有一道不可逾越的距离，但中国人却常常不是这样。他举了两个故事：一个中国画家画了一幅山水画，对画中景物越来越着迷，最后终于走进画中而消失了；又有一个中国读书人看一幅画，爱上了画中的一个美丽少女，后来就走入画中和那少女结了婚，等他走出画后，画中少女的手臂里多了一个婴儿。　　我国这种传说多得很，所谓“画里真真”（注：据说，唐朝进士赵颜有一幅美女图。他依照画工的指示，一百天之内日夜不停的叫着那美女的名字“真真”，又采集了一百家灰酒灌她，真真就从画里出来跟他成亲了），已成为一句成语。不但人可以走进画里，画里的人物还可以走到现实世界上来，如壁上画的龙点上眼睛就会破壁飞去，又如画上的钟馗能仗剑捉鬼，再如门上画的神荼、郁垒能驱赶邪魔等等。《小梅的梦》中那个小木头人儿坐了飞机飞进画中，确是很美的中国式想法。　　相形之下，影片头上那一部分真人的演戏，反而似乎不如木偶那么真实自然。例如小梅问卖玩偶的老人道：“老伯伯，我可以买这个么？”我想小孩子是不会这样问的，或者是拿住了玩偶不忍释手，或者说：“妈，我要这个！”我另外还有一个意见，就是觉得影片的结束并不是最理想的。这部影片的主题是“爱护玩具”，那是一个极好的主题。要是童话大王安徒生来写这个主题，他会怎样写呢？我想他大概不会要玩具们排成“爱护玩具”四个大字，也不会要玩具们合唱一曲来教训小梅。或许，他会描写玩具们被虐待的痛苦，来强烈地激起小梅的忏悔；或许，他会描写玩具们在困境中勇敢的挣扎，使小梅感到有必须帮助它们的同情心。当然这只是我的瞎猜，但安徒生描写小锡兵的苦恼，描写玩偶们的内心世界，是如何的感动人啊！我一直以为，任何优美的艺术作品，主要的总是在感动人而不是在说服人！同样的，在同时放映的《新局长到来之前》那部影片里，小苏为了水泥要受雨水淋湿而难过得要哭，这使人强烈地憎恨那个吹牛拍马的牛科长，而最后张局长指着人教训一番（从镜头的角度和语气看来，显然就是在教训观众，使人颇不舒服），反而没有这个效果。　　前几天看到消息，说“上影”又拍了几部有趣的木偶片，其中《胖嫂回娘家》、《金耳环与铁锄头》是彩色的，我们很希望能早些看到。一本电影杂志中特别提到一部木偶片《三个邻居》在拍摄时所遭遇到的困难。困难在于要拍一股浓烟的袅袅上升。要知道，拍木偶片是拍一格停一停的，把木偶的身体拨动一下，再拍一格，而袅袅上升的黑烟，谁也没法一格一格的控制它。工作人员感到极大的困难，试用了许多办法，一共拍了四次，结果总是不成。最后他们去请教老技师万古蟾先生，万先生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妙法，使这段“冒烟”拍得十分成功。　　万氏四兄弟（籁鸣、古蟾、超尘、涤寰）是中国卡通片的创始人。籁鸣、古蟾两位是孪生兄弟，相貌一模一样，以前同在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主持美术工作。有一次我和大万先生讨论《绝代佳人》影片的布景，谈了几个钟头，到下午又谈，他竟完全不接头，后来才弄清楚原来他是二万先生。凡是认识他两兄弟的，大概没一个不曾有过这种经验。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前几天一位电影界的朋友约我吃饭，谈到吴楚帆先生被选为全国最受欢迎的五位演员之一，我们要怎样替他庆贺，后来谈到了另外一位香港著名女演员到美国去的故事。　　电影界流传的故事是这样的：美国一位专以拍摄大场面取胜的电影导演，听人说起香港有这么一位颇有点号召力的中国女明星，就同意请她到美国去试试镜头。这位小姐走了许多门路，才以难民的身份到了美国，但不幸得很，那位导演认为她不大像中国人，洋气太重，请她用几个月的时间来专门“学做中国人”。学了些许时日之后再试镜头，仍旧不像中国人，在美国做电影演员的恐怕就要这样吹了。　　她明明是中国人，然而这位导演仍要她学做中国人，而且学了之后仍旧认为学得不好，这岂不是笑话么？但仔细想来，这中间确是有很多道理的。　　外国人希望在银幕上看到的中国人，是具有东方美、中国特征的人物。洋气的女人，难道美国还不多么？这个美国导演大概是嫌我们这位女明星的风格没有民族形式吧？（当然，这位美国导演所想像的中国人，也未必是真正的中国人。）　　由英国人而入日本籍的文学批评家小迫八云，曾在一篇演讲中说，在世界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国的文字写过一部伟大的作品。英文与法文十分接近，许多英国人从小就说法文，但没有一位英国作家曾用法文写过一部文学杰作。当然，写写普通文章是并不难的，困难之点是在于文字中许多微妙的地方，许多只能意会而不言传的区别，那是外国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 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等（注：此处定有遗漏，无法补全。因为观下文，可用“留神”代替“注意”）。这部小说只是一部娱乐性的通俗读物，但我想，法国德国那些汉学家们，尽管他们对《尚书》、《楚辞》、《诗经》极有研究，而我许多古书读也读不大懂，然而他们未必能分別“留神”与“注意”之间细微的不同。无所谓的通俗小说已是如此，谈到真正的文学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刘伯承将军有一篇谈文艺问题的演讲，我在几年之前读到，一直印象很深。他说他在苏联时，常常想吃回锅肉。苏联没有肉么？当然有，也很好，然而总不及家乡的回锅肉。他认为这就是民族形式的问题。　　去年除夕，电影界的朋友们有一个联欢晚会，大家在舞池中跳舞跳得很高兴时，苏秦忽然大声问我：“你跳的是‘百花错舞’么？”附近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知道，《书剑》中的陈家洛会使一套“百花错拳”，他每一拳打出来都是错的。再早十几天，中联公司的总经理刘芳兄与一些朋友在一起吃饭。他告诉我一个故事：他与李晨风他们有一次在茶楼上谈《书剑》，谈到如果拍电影，应该怎样拍，后来忽然想不起书中某英雄的绰号来，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插口进来告诉了他。　　我并不认为《书剑》有多大意义，然而谈起就这部书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在南洋许多地方，它被作为电台广播与街头说书的题材。如果它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从唐代的《虬髯客传》、《聂隐娘》一直流传到现代。我们写《三剑楼随笔》的人模仿了古来作品的形式来写，因而符合了中国读者的心理，惟一的理由只是如此。　　当代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就思想内容和文学价值来说，当然与《七侠五义》、《说唐》等等不可同日而语，但为极大多数人一遍遍读之不厌的，主要的似乎还是一些旧小说。戏曲、建筑、舞蹈、音乐等等都在提倡民族形式，而当代一般小说，它们的主要形式却是外来的。这种形式当然很好，然而旧小说的形式似乎也大可利用。我们的武侠小说尽管文字粗疏、内容荒诞，但竟然许多文化水平极高的人也很喜欢，除了它是民族形式之外，恐无别种解释。我大胆提出这个意见来，谨请先进与前辈们指正。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很明显的掉字现象有几处，我只能要么加字要么删字，以求全文流利。倒是很想与原文保持一致，但两手空空的怎么弄？　 代宗·沈后·升平公主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打金枝》中的皇帝是唐代宗，他名李俶（注：又名李豫），是肃宗的儿子、唐明皇（玄宗）的孙子。在戏里，他是一个忠厚长者、好好先生。历史记载中的代宗大致上也就这个样子，一般对他的批评是很好的。他待臣子宽厚，极少杀人，主要的缺点似乎是生活享受过份奢侈，以致老百姓的负担相当沉重。　　对于唐室的中兴，代宗很有功劳。安禄山造反，玄宗仓惶逃到四川去避难，四川与中原交通阻隔，皇帝一入蜀，中原之地就算送了外夷，所以一般老百姓竭力恳求玄宗不要逃入四川。玄宗胆小得很，杨贵妃在马嵬坡被绞死后，入蜀之心更切，无论如何不答应，最后终于把太子留了下来。太子后来即位灵武，那就是肃宗。太子逃到灵武时情况可怜得很，只不过几个人跟着他，途中又与败兵误打误杀的混战一番，直到郭子仪带兵来帮忙，肃宗才有实力，而郭子仪的大功也从这时开始。　　肃宗后来任命大儿子广平王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统兵收复失陷了的土地。李俶所以做到了元帅，只是由于他是皇帝的儿子，一切当然全仗郭子仪，但水涨船高，许多勋绩不免归功于他。所以当时杜甫的长诗《洗兵马》（王安石认为这是杜甫诗集中最重要之作）中说：“成王功大心转小，郭相谋深古来少”，成王就是李俶，而郭相则是郭子仪了。　　肃宗比玄宗好不了多少。他逃难时有一个妃子张良娣对他很体贴，所以他极听这女人的话。李俶有一个弟弟——建宁王李倓，他比哥哥能干得多，两兄弟交情也极好。张良娣见了这样一位二少爷很害怕，就瞎造谣言，说他半夜里偷偷去摸哥哥的身体，想害死哥哥而自做太子。肃宗稀里糊涂就把建宁王杀死了，代宗后来想到兄弟的冤死，常常哭泣。这一点他倒有祖父之风，因为唐玄宗也是以笃于手足之情而出名的。　　《打金枝》里升平公主的母亲是沈后，那不错，但公主和郭暧吵闹时，沈后早已在大动乱中失踪了。这对小夫妻争吵，大约发生于代宗大历二年（公元七六七年）二月，这是他们婚后两年的事。历史上这样说：郭暧有一次与升平公主吵嘴，郭暧道：“你以为你爸爸是天子，那就神气了么？我爸爸不爱做天子才不做的，那有什么稀奇？”公主大怒，驾车奔入宫中告诉父亲。代宗道：“这个你就不知道了。事实的确是这样的，要是他真的要做天子，难道天下还是你家的么？”安慰了女儿一场，要她回家。郭子仪知道之后，忙把儿子绑起，上朝请罪。代宗道：“俗语说：‘不痴不聋，不作窥翁’。孩子们闺房里的事，你理他们干什么呀！”子仪回家之后，还是拿棍子把儿子打了一顿屁股。　　在皇权大于一切的时代里，能发生这件趣事，那确是要一位十分开明的皇帝才能够做得出来。史记所载与戏剧微有不同，但基本骨干却是一致的。　　那位沈后事实上却不如戏中那样幸福。安禄山第一次进攻东都（洛阳）时，沈后（那时是广平王妃）来不及逃出来，及致收复东都，夫妻才得以团圆。过了几年，史思明又攻陷洛阳，沈后仍旧没能逃出，从此这位王后就不知下落。后来代宗的儿子德宗接位，寻访母亲的事更加进行得紧急。当时高力士有一个养女住在洛阳，很熟悉宫里的事，被人逼着冒充沈太后。假冒的事情揭穿之后，德宗也不怪罪谁，他怕一责罚之后，没有人敢再提太后的事。他说：“只要能找到真的，我宁可受一百次欺骗。”但这位沈后始终没找到。德宗死后，找寻的工作继续下去，直到顺宗永贞元年（公元八○五年），才推定她已经逝世而停止找寻。　　连王后都闹得不知下落，天下大乱可知。戏里描写当时国泰民安、一派升平气象，这是最与事实不符的一点。我以为，这个喜剧很风趣，也有不少意义，但时代背景应当描写为外族入侵、国家十分危急的时候，那时代宗正是极度的需要郭子仪，当然不会因这件儿女之事而得罪他。回纥吐蕃联军入侵，郭子仪单骑退敌的事刚发生在两年之前。在这时候强调君臣团结，意义更为重大。至于沈后虽已失踪，而戏中仍有沈后，那倒是可以的。　　升平公主在历史上似乎是个还听话而没有见识的女人。郭暧比她死得早。德宗做皇帝时，下令贵族们不得经营水力磨坊，以免影响农田灌溉。升平公主有两个大磨坊，她想破例不拆，皇帝不准，她也就拆了。她的女儿嫁给宪宗，那就是出名贤慧的郭后；郭后的哥哥郭钊，后来做到大司农（财政部长），也很安分守己。升平公主与郭暧生的儿女，倒是挺不错的。　　郭后的儿子穆宗死时，宦官们曾要求郭后（那时已是郭太后）临朝听政。郭太后说：“ 从前武则天这么办，闯出大祸。我世守忠义，与武氏大不相同，这万万不可。”此事终于没有成为事实，从前的历史很称赞她能识大体。但由于她不肯主持朝政，接位的敬宗却是一个马球迷、摔角迷，每天与臣子们打球摔角，半夜里出去捉狐狸，弄得政治一塌胡涂。　　郭子仪一家的人，不论做大将、做王后、做大官，始终小心谨慎，不敢多要权力，所以能善始善终。郭暧和升平公主的这次争吵，大概是他们家族传统中一次破例之举吧。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历　史　性　的　一　局　棋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号外！号外！叮当！叮当！大新闻！” 　　一九三三年二月五日，东京街头到处响起了报贩们的叫卖声和铃声，卖的是《报知新闻》的号外，向成千成万读者们报告一个“重大的”消息：吴清源与木谷实在正式围棋比赛中都使用他们所创的“新布局法”（在日本称为“新布石法”），木谷实先手，三子都走五路，吴清源三子走四路，成为“三联星”。这在围棋界是前无古人的着法。日本人对围棋极为着迷，无怪这件事报纸竟要出号外。　　木谷实是日本的青年棋人，和吴清源感情很好，两人共同研究而创造出来一种新的布局体系。简单的说，那是在布局上笼罩全盘而不是固守边隅。他们合著的《新布石法》一书出版后，书局门外排了长龙（日文称为“长蛇”），在一个短短的时间之内销去了五万册。不久，日本围棋界出现了称为“吴清源流”（即“吴清源派”）的一群人。　　日本围棋界向来有一种本因坊制度，所谓本因坊就是围棋界的至尊，以往都是一人死了或退休之后，由当时棋力最高的另一人继任，名高望隆，尊荣无比。那时日本的本因坊是秀哉（他原名田村保寿，秀哉是这位本因坊的尊号，有点儿像皇帝的年号一般。后来岩本薰任本因坊，号称本因坊“薰和”，桥本宇太郎号称本因坊“昭宇”等等）。“新布石法”既然轰动一时，本因坊当然要表示意见，这位老先生大不以为然，认为标新立异，并不足取。两派既有不同意见，最好的办法是由两派的首领来一决胜负。　　秀哉为了保持令名，已有很久很久没下棋了，这时为形势所迫，只得出场奋战，这是日本围棋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那时吴清源是二十二岁。　　吴清源先行，一下子就使一下怪招，落子在三三路。这是别人从来没用过的，后来被称为“鬼怪手”。秀哉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决定用成法应付。下不多子，吴清源又来一记怪招，这次更怪了，是下在棋盘之中的“天元”，数下怪招使秀哉伤透了脑筋，当即“叫停” ，暂挂免战牌。棋谱发表出去，围棋界群相耸动，守旧者就说吴清源对本因坊不敬，居然使用怪招，颇有戏弄之意。但一般人认为，这既是新旧两派的大决战，吴清源使出新派的代表手来，绝对无可非议。　　这次棋赛规定双方各用十三小时，但秀哉有一个特权，就是随时可以“叫停”，吴清源因为先走，所以没有这权利。秀哉每到无法应付时，立即“叫停”。“叫停”之后不计时间，他可以回家慢慢思考几天，等想到妙计之后，再行出阵，所以这一局棋因为秀哉不断叫停，一直拖延了四个多月。棋赛的经过逐日在报上公布，棋迷们看得很清楚，吴清源始终占着上风。一般棋人对于权威和偶像的被打倒不免暗暗感到高兴，但想到日本的最高手竟败在一个中国青年手里，似乎又很丧气，所以日本的棋迷们在这四个月中又是兴奋，又是担忧，心情是十分矛盾的。　　社会人士固然关心，在本因坊家里，情形尤其紧张。秀哉连日连夜的召集心腹与弟子们开会，商讨反攻之策。秀哉任本因坊已久，许多高手都出自他的门下，这场棋赛大家自然是荣辱与共。所以，这一局棋，其实是吴清源一个人力战本因坊派（当时称为“坊派”）数十名高手。下到第一百四五十着时，局势已经大定，吴清源在左下方占了极大的一片。眼见秀哉已无能为力，他们会议开得更频繁了。第一百六十手是秀哉下，他忽然下了又凶悍又巧妙的一子，在吴清源的势力范围中侵进了一大块。最后结算，是秀哉胜了一子（两目），大家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胜得很没有面子，但本因坊的尊严终于勉强维持住了。　　这事本来已经没有问题，但事隔十多年，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围棋界的元老濑越宪作忽然在一次新闻界的座谈会中透露了一个秘密：那著名的第一百六十手不是秀哉想出来的，是秀哉的弟子前田陈尔贡献的意见。这个消息又引起轩然大波。这时秀哉已死，他的弟子们认为有损老师威名，迫得濑越只好辞去了日本棋院理事的职务。　　许多年后，曾有人问吴清源：“当时你已胜算在握，为什么终于负去？”（因为秀哉虽然出了巧妙的第一百六十手，但吴还是可以胜的）吴笑笑说：“还是输的好。”这话说得很聪明，事实上，要是他胜了那局棋，只怕以后在日本就无法立足。　　最近在日本的围棋杂志上，看到吴清源大胜前田陈尔和现任本因坊高川格的棋局。前田居然连用了两下吴清源当年所创的“鬼怪手”，要是老师还活着，他一定不敢这样“离经叛道”吧。　 圆　周　率　的　推　算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梁羽生兄在《数学与逻辑》一文中，曾谈到祖冲之的圆周率，说是全世界最早的精密计算。这在数学史上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圆周与直径的比例怎样，这在实用上是常遇到的，我国最早的数学书是《周髀算经》（注：现存《周髀算经》为东汉末年或是魏晋之间的赵君卿所注，原作者与成书年代均不详。它是相当古老的书籍，别看书名有一“算”字，整本书又充斥着数学，其实是册古代天文书，且自古就被列入《算经十书》中。《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张邱建算经》、《五经算术》、《缉古算经》、《数术记遗》），其中称“周三径一”，即圆周率（注：圆周率就是圆周长与直径的比）是三。据传说，这是周初的商高计算出来的。如果传说不错，那么这是公元前十二世纪的事。　　希腊人说，圆周率的应用是始于公元前三世纪的大物理学家阿基米德，就是那位因洗澡而发现阿基米德定律的人。希腊人称圆周率为“阿基米德值”。　　我国著名桥梁专家、设计建造钱塘江大桥的茅以升先生在《圆周率略史》中说：“西洋数学多以为此率源于印度，而声息相通之阿拉伯亦认为是印度所产。” 　　到底，粗疏的圆周率是哪一民族的人最先发现的？我想，三与一之比的周率，随便用尺与绳子一量就量得出来。在实用上需用的时候，许多民族都会一量而依照这比率计算。所以，到底谁最早发现，那是很难说的。至于精密的计算，则是较后的事。　　我们说祖冲之最先计算出精密的圆周率，是根据《隋书·律历志》中的记载。那上面说：“古之九数，圆周率三，圆径率一，其术疏舛。自刘歆、张衡、刘徽、王蕃、皮延宗之徒，各设新率，未臻折衷。宋末，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更开密法，以圆径一亿为一丈，圆周盈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七忽，朒数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厘九毫二秒六忽，正数在盈朒二限之间。密率，圆径一百一十三，圆周三百五十五。约率，圆径七，周二十二。又设开差冪（注：字同“幂”，读音均同“密”字音），开差立，兼以正圆参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书，名为《缀术》，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注：此段记载乃是重新取自《隋书·律历志》原书中的相关记载。）　　这一段话稍日说明，就极易清楚：　　我国历史上首先用数学方法推算圆周率的，是汉代的大学者刘歆（公元二三年为王莽所杀），他的圆周率是3.1547。张衡（公元七八年，到公元一三九年，东汉时代人），是我国著名的天文学家，他的圆周率是731/232（注：原值不知所云，可能是非原版的问题。这里修正后的数值约为3.1466）。刘徽（生于公元二五零年左右，公元二六三年著有进行注释后的《九章算术注》），他用割圆术来推算，即圆内画一六边形，逐渐增加边数，这多边形与圆会越来越接近，计算多边形的边，算到九十六边形时，圆周率定为3.14163（注：此处原值为3.14，不知原文是多少，但这里能给出的位数越多，就越能帮助判断；另有说，其九十六边形的周长为3.141024）。王蕃（公元二一九到公元二五七年）是142/45＝ 3.155...，皮延宗（公元四五五年前后时人）的圆周率考查不出来。据李俨的《中国算学史》中说，在祖冲之之前，还有一位何承天（公元三○七到四四七年），圆周率为22/7，即 3.1428。这些周率都不精密。　　祖冲之（公元四二九至五○○年）是南北朝的刘宋时人，他算出的圆周率据《隋书》中说，是小于3.1415927而大于3.1415926，可定为3.14159265，精密的说，是355/113，约略的说，是22/7。西欧人算得这样精密的，是在一千多年以后（一五七三年）的德国奥托（ ValentinusOtto），但他也只算到小数点后的六位。　　祖冲之的儿子祖恒之，也是一位大数学家，他发现了计算圆球体面积与体积的公式。因为他们的推理方法在那时是太精妙了，管理文化教育事宜的官吏根本不懂，于是“废之不理”。　　在各文化古国中，我国的数学是不算十分发达的。我国数学一直限制于实用，与实用无关的比较抽象的推理几乎都不去接触。最突出的贡献，恐怕是这圆周率了。我在初中读书时，教我数学的是章克标先生。他因写小说而出名，为人很是滑稽，同学们经常和他玩闹而不大听他讲书。他曾写过一部《数学的故事》，其中说到有一个欧洲青年花了极长的时间，把圆周率推算到小数点后六百多位。这个圆周率，当然是毫无实用价值的。　　在写小说《书剑恩仇录》时，为了要多知道一些陈家洛的身世，我曾翻过一些关于他祖宗海宁陈氏的记载，发现有一位与他父亲陈世倌同辈的陈世仁（1676-1722）。这位先生是康熙时翰林，竟是一位数学大家，著有《少广补遗》一卷，对于“级数”颇有研究，发现了许多据说是前人从来没有谈过的公式。书中一直研究到奇数偶数平方立方的级数和等问题。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与原文不太相同的是，有些括号（有“注”字的例外，那是我加入的注释）中的内容，是由我补充或是一并将之换成了公元多少年等字样的。　 圣　诞　节　杂　感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是圣诞夜，圣约翰教堂的钟声和风琴声在寂静的夜里远远传来，望着红红的烛光，想起了许多十分亲切的人，在东北的弟弟，在印尼的朋友……这对蜡烛真美，是在一个花纹刻得非常精致的模子中烧出来的，一位远在北方的朋友眼巴巴地托人带来给我，真是舍不得点，每年圣诞夜点它一寸，就珍重地收起来吧。　　我不是基督教徒，但对这个节日从小就有好感，有糖果蛋糕吃，又能得到礼物，那总是一件美事。在中学读书时，爸爸曾在圣诞节给了一本迪更斯的《圣诞述异》（A ChristmasCarol）给我。这是一本极平常的小书，在任何书店中都能买到，但一直到现在，每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我总去翻来读几段。我一年比一年更能了解，这是一个伟大温厚的心灵所写的一本伟大的书。　　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伦敦的守财奴史克鲁奇，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感，对所用的雇员异常刻薄。一年圣诞节晚上，一个已死合伙人的鬼魂来拜访他，说将有三个圣诞节的精灵来带他出去游历。到了约定的时间，精灵们果然来了。第一个是“过去的圣诞精灵”，带着史克鲁奇回到他出生的地方，让他看到他小时是怎样的孤独，看到他亲爱的妹妹，看到他自己怎样爱钱胜于爱他的未婚妻而使爱情破裂。第二个是“现在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人们怎样互相亲爱、怎样在贫穷之中开开心心的欢渡圣诞。第三个是“将来的圣诞精灵”，带他看到在将来的一个圣诞节中，他孤零零地死了，没有一个朋友一个亲人来关心他。这些事情融化了史克鲁奇那僵硬的冰冷的心，使他变成为一个亲切温暖的人。　　迪更斯每一段短短的描写，都强烈地令人激动，使你不自禁的会眼眶中充满了眼泪。英国人曾根据这小说拍过一部影片，但拍成干巴巴的没有什么感情。其实，这本薄薄的小说中充满了多少矛盾和戏剧、多少欢笑和泪水呀！兄妹之爱、男女之爱、父子之爱、朋友之爱，在这个佳节中特别深厚地表现出来。　　但奥亨利那个短篇《圣诞礼物》，在美国片《锦绣人生》中却由花利格兰加和珍妮奇莲演得相当动人。丈夫卖了他至爱的表来买一个送给妻子的发钗，妻子卖了她最感到骄傲的秀发来买一个送给丈夫的表链。一对贫穷夫妻的爱情，真难写得更好了。　　我曾译过美国短篇小说家丹蒙·伦扬的那篇《圣诞老人》。故事是说一个善心的强盗劫了一批珠宝，去放在他爱人老祖母的圣诞袜子里。这位老太太快要死了，她一生都相信圣诞老人会在她的袜子里装进些礼物，在临终之前，这愿望终于达到了。这个强盗由于穿了圣诞老人的服装，埋伏着要打死他的敌党竟然没有认出他来，因而逃得了性命。这是一篇惊险而滑稽的故事，但在人物的内心，蕴藏着善良和温柔。　　我们生活在这个十分重视金钱和物质的社会里，友情和善意常常被利害关系及钞票的数字所破坏。许许多多人一早起床就陪着算盘、计算机、收银机、红色绿色的钞票；许许多多人觉得世界上最重要的是马票头奖。新年是很好的节日，但人们总是爱把“恭喜发财” 和它联系在一起，红封包里包着的是“利”是，买花来插是图吉利，是为了卜占发财的兆头。发财当然不坏，金钱和物质也决不能轻视，但总得有一个日子，让每个人多想到一些亲谊和友情，少算一些利害和金钱吧！中国人的“中秋节”是这样一个可爱的节目，这是“团圆 ”和“月饼”；“清明”和“重阳”也是可爱的节日，大家想看那些已经逝去了的亲友，这是“旅行”和“纪念”。外国人的圣诞节也是这样的节日，大家互相赠送美丽的卡片和礼物，整个社会沉浸在一种温暖喜悦的气氛之中。　　圣诞节这天在古罗马时本是庆祝丰收的节日，后来才由基督教徒加上了宗教的意义，其实它并不是耶稣诞生的日子。如果大家当它是象征和平的日子，我想，即使是伊斯兰教徒、佛教徒以及无神论者，都可以在这天快快乐乐地过一个佳节。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民　歌　中　的　讥　刺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百剑堂主曾在一篇随笔中谈到民歌的爱情题材。的确，从民歌集子中所看到的，差不多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谈情说爱的作品。抗战时我曾在湘西住过两年，那地方就是沈从文《边城》这部小说中翠翠的故乡，当地汉人苗人没一个不会唱歌，几乎没一个不是出口成歌的歌手，对于他们，唱歌就是言语的一部分。冬天的晚上，我和他们一齐围着从地下挖起来的大树根烤火，一面从火堆里捡起烤热了的红薯吃，一面听他们你歌我和的唱着，我就用铅笔一首首的记录下来，一共记了厚厚的三大册，总数有一千余首。这些歌中谈情的数量固然最多，但也颇有相当数量的歌曲是诅咒当时政治的，然而在一般印行的民歌集子中，却很难看到这些东西，那当然是因为怕触犯当政者之所忌的关系，现在，我们只能在各种史书和笔记中零零碎碎地看到一些这一类的歌谣，但数量仍还不少。　　《史记·外戚世家》中记载了一首民谣：“生男无喜，生女无怒，独不见卫子夫霸天下？”卫子夫是汉武帝的皇后，她一门亲戚个个声势显赫，人们瞧了很不顺眼，就做了这个歌。后来唐代白居易在《长恨歌》中“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说的是杨贵妃一家的威风，想来当时人民也有类似的冷嘲的说法。　　史书上记载的讥刺官吏无能的歌谣，每一代都有，下面举几个例子：　　“何以孝悌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 这是汉武帝时的民歌。　　“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这首歌说的是汉末选举的情形，当时被举为秀才的人，连字也不大识；所谓孝廉的人，却不能好好奉养父母；出身寒素号称清白的人，其实十分污秽，而出身高门大族的良将，竟是胆怯之至。　　“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勉治生。”这也是汉末的歌，含意颇为幽默，只要先发财，就可升官了。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这是《明史》中所载，描写成化年间中央政府的民歌。　　到了明嘉靖年间，政治更加腐败，北京城里到处传唱“十可笑”歌。所谓“十可笑”是这十种：“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妓院里的妓女很可笑倒还没什么关系，兵工总署的刀枪、教育部办的学堂都很可笑，那就大有问题了。当时朝廷听到这歌后大发脾气，下令东厂（明代著名的特务机关，东厂的遗址现在已改为科学院）严查，结果抓到传唱的席瑶等十余人。当政的张桂要将这十余人处斩，后来刑部尚书胡世宁认为处罚太重，改为打一顿屁股而充军（见《坚匏集》）。　　大家知道严嵩是明代的大奸臣，当时也有一首民歌讥刺他道：“可笑严介溪，金银如山积，刀锯信手施（说他随意杀人）。常将冷眼观螃蟹，看你横行到几时。”直到今天，我们提到螃蟹时，还常常会想到“看你横行到几时”这一句话。　　其他如“知县是扫帚，太守是畚箕（斗），布政是叉袋口，都将去京里抖（见《濯缨京笔记》，比喻大小官吏拼命搜刮，拿到京里贿赂上司）！”又如“奉使来时，惊天动地；奉使去时，乌天黑地；官吏都欢天喜地，百姓却啼天哭地（见《辍耕录》，讥刺元代奉使的为害民间）！”等等，数量极多。近代类似的民歌也很多，我想每位读者都能随口念出几首。　　这些讥刺政治的民歌一般都很沉痛，但其中总也带着几分幽默，这是一个特点。　 看三台京戏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自从马连良、俞振飞、张君秋等先后回内地后，在香港是很难听到好京戏了。但最近三台戏几乎集中了香港京戏界所有的活跃分子，每一台戏都有它的特色，也各有令人满意之处。　　粉菊花是著名的武旦，但现在年纪大了，已不能再靠大打出手来吸引观众。值得欣赏的不是纷菊花自己的“辛安驿”，而是她弟子陈好逑的“杨排风”与萧芳芳、陈宝珠两人的“东方夫人”。陈好逑是粤剧伶人，她在台上说的口白教我们几个既懂国语又懂粤语的外省人听得相顾茫然，但打枪使棍，身手倒颇矫捷。萧陈这对小孩的“东方夫人”尤其难能。过去两年来，常见到萧芳芳抡棍舞剑的练武，也常见到她把棍子掉在地下而打痛了脚，这次在台上，我真有点儿为她担心，但结果是出手活泼敏捷，只怕许多大人票友还远不及她。她妈妈近来常说女儿越长越高，不合适扮演电影里的童角了（童角与少女角色之间，有一段年龄很为尴尬的距离，如当年红绝一时的玛嘉烈·奥布莲，十岁后就无戏可拍，去年才拍一部以少女身份出现的影片，一点也不精采），但从这次演出看来，如芳芳专心学京戏，我想也是极有前途的。但是像“东方夫人”这种风情角色，小孩子还是不学为是。舞台上的正式演出中由小孩饰演大人，这是我国戏剧的特殊形式，西洋戏剧中是没有的。因为西洋戏剧十分的注重真实，只有在我国的戏剧中，拿一根马鞭代表一匹马，而双手一合代表关了门的情况下，观众才能接受一对八九岁的孩子是在阵上交锋的统兵大将。陈思思十分欣赏陈宝珠所饰的王伯当，我想当时在她心里，这个舞台的孩子已成为一个英俊潇酒的青年将军了吧。　　　　汪正华剧团演出的重头戏是汪正华的《文昭关》与李元龙、叶剑秋的《霸王别姬》。前几天遇到汪正华兄，他说过几天就要回上海，决定加入上海京剧院演唱。去年秋天他曾回到上海去，遇到了上海戏剧学校的许多同学，看到他们生活得这样高兴、艺术上有了这么多进步，真是又羡慕又惭愧。和汪正华相识已好几年了，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在这里唱戏的机会少，做其他的事又不大会，许多年始终郁郁不欢。上海京剧院有周信芳、纪玉良、言慧珠、李玉茹、童芷苓等许多著名演员，回去与他们共事，进步自速。前天他约我在丽晶饮茶，谈到将来，高兴之极，同时也谈到了他同班的同学张美娟（原名张正娟，目前全国最佳武旦，最近在苏联表演）、在上海的黄正勤等人，也谈到了在台湾十分不幸的顾正秋（台湾法院不承认她是任显群的妻子，但是又为了任的关系而没收她的财产），只谈到这里，他脸上才出现黯然的神色。　　李元龙兄学的是黄派武生，这次演霸王是用武生腔架而不用净行路子演唱。比较一下杨小楼（武生）和金少山（净）的两种唱片，我觉得杨的艺术比金实在高得太多，气魄之宏大威武，胸怀之慷慨苍凉，决非金少山所能企及（当然，这是杨金两人之别，而不是说武生的唱法一定比净好）。元龙兄在唱“力拔山兮气盖世”那几句，也微有杨的味道。　　马治中剧团的主戏是“坐寨盗马、连环套”和“玉堂春”。饰窦尔墩的两位唱的是裘派，那是我最喜欢的，演黄天霸的马治中与沉长龄也还不错。我曾在《中国民间艺术漫谈》的一篇文字中建议，把《盗御马与连环套》改编为出《窦尔墩》。这次演出仍照老戏，没有大动，但“河间府为寨主，坐地分脏”等句，也已照裘盛戎的腔调改为“河间府为寨主，除暴安良 ”了。　　“玉堂春”这出戏中四个角色在舞台上几乎完全是静止的，全靠苏三一人的唱工来吸引观众的注意，不是有真实功夫的人决不敢动。饰苏三的黄蓓蒂小姐是香港查查舞的冠军，她唱了这戏之后，一定会知道唱京戏决不是如跳查查舞那么容易，如果她不是如此自信而选择了这个难题，另外唱一个比较容易的戏，我想效果一定会好得多。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关于京剧的行当，在初期是分为生、旦、净、末、丑五大类，后来因多为老生行领班，并兼演末行的戏，于是两行合并逐渐取消了末行。所以现在的京剧只分生、旦、净、丑四大类。　　生行是扮演男性角色的一种行当，包括老生（中年以上的角色，分文武两种）、小生（较年轻的角色，也分文武两大类，扮相多清秀、英俊）、武生（擅长武艺的角色，分长靠武生和短打武生）、红生（指在脸上勾成红色脸谱的老生，角色很少，象关羽、赵匡胤等）、娃娃生（专扮演儿童）等几个门类。　　旦行则扮演各种不同年龄、不同性格、不同身份的女性角色，下分青衣（也叫正旦，多扮演端庄、严肃、正派的大家闺秀，动作幅度较小，以唱工为主。年龄由青年到中年，因扮演的主角如王宝钏、罗敷等多穿青衣，又名黑褶子而得名）、花旦（多演年轻活泼灵巧的女性，多为小家碧玉。其动作轻快，重念白和身段）、花衫（由王瑶卿创立。将青衣沉稳端庄的风格，花旦活泼伶俐的表演，以及武旦的武打、工架等等各种不同行当的表演融在一个角色的身上，以表现复杂的人物个性，是唱、念、做、打并重的行当）、武旦（也称刀马旦，专表演精通武艺的女性角色，分类与武生相同。一般长靠武旦穿靠，顶盔贯甲，多为骑马的将军或统帅，亦称刀马旦；短打武旦多穿打衣打裤，如《武松打店》里的孙二娘等角色）、老旦（专演老年妇女的角色）、彩旦（俗称丑婆子。以丑角应工，表演、化妆很夸张，以滑稽、诙谐的表演为主）等类别。　　净行，俗称大花脸。有正净（也叫大面。以唱工为主，又叫铜锤花脸，如《铡美案》中的包拯等）、副净（亦称架子花脸。原以工架、念白、表演为主，自郝寿臣主张“架子花脸铜锤唱”后，形成了架子花脸的独特唱法，如《野猪林》中的鲁智深、《闹江州》的李逵等）和武净（又叫武二花，或是摔打花脸。只重武打不重唱念，但在有的戏中是武打、摔跌和唱工并重的）三大类。　　最后就是丑行了，又叫做小花脸，或三花脸，可分文武两大类。一般丑角都用水白粉在鼻梁上画一“豆腐块”，如方巾丑的蒋干呈四方形、皂衣丑的店小二呈桃形、武丑的朱光祖呈枣核形等。　 看　李　克　玲　的　画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电影导演程步高先生从内地畅游回港，一番长谈之后，我们一同到思豪画室去看李克玲小姐的画展。　　每一位画家都有他特别喜爱的题材，这一次，我们看到她最喜爱的是船。晨光曦微中扬帆出海的船，夕阳中回到港口来的船、白天的船、夜晚的船……她用各种尝试来研究“海、天、船”三者之间的光影变化。　　香港这地方阳光强烈，天气明朗，如果以海港与船舶作题材，那很可能像意大利中世纪威尼斯派画家们的作品，画面中充分表现着清明宁静的气息。但李小姐所画的船却不是这样，她捕捉的常常是即将破晓或暮色苍茫的那段时光。像“避风塘之夜”那幅画，主调是深赭色的，使人感到暴风雨威胁下的恐怖与紧张；像“夜航”，黑色与深黄色的群船上，闪出点点光，构成了强烈的对比；“青山绿水”那一幅画，很有厄尔·格莱哥（EIGreco）那幅 “土莱杜景色”的情调，有一种森森的奇异感觉，那些只好像是幽灵那样在缓缓移动，令人想到爱伦坡的小说、布莱克的诗，表现手法中有一点诡异的意味。“深湾夜月”那深蓝色的水光，也使人有这种印象。　　她的水彩画中，我比较喜欢的是“晨曦”、“自然之美”、“日落”、“森林晓光”这几幅，那都是对光与暗的研究，笔触中颇有豪迈之气。　　程步高先生说：“这位小姐的画表现动的比静的好。”我也同意这个说法，她的“大风起兮”和“与我同行”，都有四野皆风的感觉。描写曛气的风云变幻，是她的特长，构图和笔法都有豪意。　　静物中我最喜欢那幅“剑兰”。剑兰花本身，似乎并不怎样温柔，但这幅画以粉红色为主调，却完全是女性的风格，优雅而娇美。　　展出的人物画只有三幅，其中两幅是自画像。这三幅的人物都是少女，然而色调却是深色的、暗晦的。自画像一幅是侧面的低头沉思，一幅眼睛出神。画中表现一种幽静的精神状态，色调的层次与变换非常缓和，显示了静穆和温雅。许多大画家的自画像几乎都是强调着他们敏锐的眼睛，像狄与、凡达克、吉拉德·杜的自画像，保尔·高庚那幅画在橱门上的自画像，伦勃朗五十四岁时的自画像，都是目光炯炯，使人想到他们观察物体的精确。但这次两幅自画像，作者用的是另一种方式，看画的人会想：“她在想些什么呢？”作者直截了当地引人注意着画中人的内心。　　这位小姐说：“你写文章批评一下啦！”意思是说多指出些缺点。　　谈到缺点，首先感到的，这个画展中的作品没有反映蓬勃的生活。她喜欢画船，水上人家的生活是多么丰富的题材啊，但我们见到的只有船而没有人。当然，单画船也是可以的，然而许多画的主题只是在表现天气中的光暗变化，似乎还属于“习作”与“操练”的阶段（这是她的第一个画展，而且学画时间还很短，展出的大部分是表现技巧的锻炼，那是可以理解的）。像荷兰画家小凡·德·梵尔德（VandeVelde,theyounger），他也画船，那幅“亚姆斯丹德港口”中万樯如林，众帆似织，一派繁荣影象，充分表现了荷兰在商业资本全盛时代的气派，虽无画中人而只是船，但其中的含义就深远了。我当然不是拿一个年轻的学画不久的人来与伟大的画家相比较，而是举出一个值得取法的范例。　　她画的田野也似乎表现不出一种无边无际的意象，使看画的人的想像力，不能延展到图画框子之外。如“沙田风景”，两旁都是高树，不免有局促之感；又如那幅“村晚”，中心的房屋如偏置左方，或可使人更想到田野的广阔和夜晚的寂寞。　　她是跟最近跑到广州的余本先生与陈福善先生学画的，绘画上走的是正确的道路，在这些画中，我们也已看到了才能的初光。我想，以后需要的是丰富的生活，学识与技巧的不断增长。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舞　　蹈　　杂　　谈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搞京戏的人常说：“唱戏的是疯子，看戏的是呆子。”这两句话意思是说，唱戏的人要是真的钻进了戏中，他的喜怒哀乐就会完全和剧中人结合在一起，就会演得淋漓尽致，而热心看戏的人，也会因此而受到极大的感动。所谓“疯子”，那就是戏剧大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进入角色之中”吧。我觉得我们这两句话不但道出了戏剧的精义，而且是说得那么生动，那么深刻，那么美。　　我想，任何艺术表现都是一样的。在影片《欢乐的歌舞》中，跳“十大姐”的那十位大姐如果不是这样欢乐，这样温柔，她们能感动我们么？能跳得像云南的茶花那样灿烂么？每当我看到十分精采的舞蹈的时候，我会非常的兴奋，会手心里和背上出很多很多的汗，会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总之，会很高兴但又很难过，会紧张得坐立不安。或许你也是这样激动，或许，你是愉快地静静地欣赏，但总之是感受到了动作中和节奏中的美。　　近几年来，电影《罗米欧与朱丽叶》中乌兰诺娃在新婚翌晨的分别那一场舞，“天鹅舞曲”中普莱列兹谢卡雅的一场双人舞，“魔宫艳舞”中罗拔·海普曼在把烛泪变成宝石时那几个潇洒的转身，“人海情潮”中摩娜丝拉临死之前的那场舞蹈，再加上“中国民间艺术团”在这里演出的“采茶扑蝶”、“欢乐的歌舞”中的“十大姐”……看了这些，都是使人终身难忘的美好经历。　　我国自汉唐以后，直到今日才真正再有泱泱大国之风（宋明都是太弱、气派太小）。从历史记载上看来，唐代以后，舞蹈艺术就逐渐衰退，也直到今日才开始再度发展。舞蹈虽然不是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事，但似乎竟也与国运有关。　　报馆的编辑先生常常转一些读者们的来信给我，要我代答。这些信中问的是这个问题：香港哪一所芭蕾舞学校最好？我总是把一些地址告诉他们，但无法介绍哪一所，因为我不知道提出问题的人心里存着什么目的。如果是要让他们的女儿姿势美妙一些，学一点舞蹈的基本常识，或者先学一些芭蕾舞的基础，再送到伦敦或北京去继续深造，那么我想任何一所学校都能达成他们的愿望；如果要训练成为一位杰出的舞蹈家，那么这里缺乏这种环境。我曾译过乌兰诺娃写的几篇文章，刊载在这里的报上。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个舞蹈家的培养，决非仅仅只是学习技术。何况，就算只学习技术，这里所有的学校规模都太小，教到相当时期，就受了限制。　　有一位朋友曾在这里的一所芭蕾舞学校学了好几年，后来转到了别的地方学习，她忽然怀念起原来的教师来。她觉得从前的老师虽然艺术家脾气很重，常使人无所适从，但尽量鼓励学生们自由创造，而现在的教师就常常说：“喂，请你别发明自己的步子好不好？” 严格的训练在艺术中是必要的，创造力当然更加重要，这两者如何好好的适应，那需要一位极有才能、极有修养的教师方能解决。　　在这里学芭蕾舞，不能在这上面花全部时间与精力，一般只是一星期上三次课，每次一两小时。梅兰芳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谈到最近在日本与吴清源先生的会见，他说他从前也曾想学围棋，后来有人劝他，说这会影响到对戏剧的钻研，这才放弃。学舞蹈，也得这样专心和刻苦。艺术的道路上铺满了玫瑰花，又香又美，但向前走的时候，得踏平许多刺痛你双足的刺。　　另一项困难是较小的，但决不是不重要，那就是这里的舞蹈学校中极少（甚至是没有）男学生，这样，需要男人配合的一切舞蹈全不能跳。当没有男舞蹈者在腰里向上一举的时候，就算是乌兰诺娃或玛哥芳婷吧，也不能在空中优雅而缓慢地做许多姿势。　　高唐先生在最近的“散记”中曾说，希望他的小女儿将来到北京去学芭蕾舞。如果这个小姑娘的舞蹈天赋能与她父亲的诗才媲美，那么，她是会有成就的，因为从“欢乐的歌舞” 的演出中看来，北京舞蹈学校具备了一切这里所缺乏的条件（或者，编舞者的想像力还不怎么丰富，但再过一些时候，一定会有改进了）！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谈　　　谜　　　语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梁羽生兄曾在随笔中谈到印度的两大史诗，这两部史诗累积了长期以来无数人的智慧，当然是珍贵无比的神话与文学。但除此之外，印度还有许多篇幅相当长的神话，许地山先生所译的《二十夜问》，就是其中之一，这书又名《红颜月》，意思是说一个美丽少女的脸慢慢绯红，表示她逐渐动情。故事简单说来是这样：有一个英俊勇敢的国王名叫日爱，最厌恶女人，但有一次见到了一张女人的画像，就神魂颠倒的着了迷。这女人名叫媚娘，美丽无比，天下不知有多少人向她求婚。她有一个条件，要求婚者在二十一夜之内，每夜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如果她回答不出，就嫁给他。所有的人都失败了，日爱王在十九个夜晚之中，提出的十九个难题都被她轻易地回答。媚娘简直是智慧的化身，任何难题都难不倒她。日爱苦恼之极，突然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她绝对回答不出的问题，媚娘就嫁给他了。你想得到这问题么？　　原来问题是这样：“从前有一个王爱上一个王女。那王女有约，谁能出一个使她不能回答的问题，便嫁给他。现在请告诉我，他应当向她发什么问题呢？” 　　全世界所有的问题中，只有这个问题才是她不能回答的。那美丽的少女愉快地表示答不出，并且说：“其实，你想不到这问题也没关系，到了明晚最后一晚，你就是问我的名字叫什么，我也会假装回答不出。”因为她早已爱着他啦。　　填字游戏所以这样风行，我想这与人们爱好猜谜有关。在派对里、在团体旅行与游戏的时候，我们常常提出些有趣的小问题来考问朋友，如：　　“盘里有二十个苹果，分给二十个人，一个人一个，结果盘里还有一个苹果，怎么办？ ”“因为第二十个人连盘一起拿去了。”（注：结合前后句研究了半天都没弄懂，再结合下面的问题，才发现只要把“怎么办”换成“怎么回事”就明白了。不知是电子版本本身的错误还是金先生行文时就是如此。而且，这也不能算是猜谜，而是简单的脑筋急转弯的题）　　“两个人进来，一大一小，旁人问小的：这是你爸爸么？小的说是。又问大的：这是你儿子么？大的说不是。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女儿。” 　　我国的谜语千变万化，在农村中流行的有许多闪烁着很灿烂的智慧的光芒。有一种体裁是“流水谜”，猜了一个又一个，有些是押韵的对唱，形式很是活泼新鲜。我曾学习这种民歌式的体裁，替影片《小鸽子姑娘》写了一个“猜谜歌”，在一连串出题、猜谜、反出题的进程中，同时透露内心的爱情。这次为劳校的义演中，长城歌咏团曾练了想表演，后来因为时间局促，练习时间不够，没有演出。即将上演的影片《鸾凤和鸣》中，也有一个猜谜歌，那是石慧洗澡时唱的。该片的编导袁仰安先生和我谈起这个歌时，说因为是在洗澡时唱，决不可有丝毫“香艳”，我一时动不出脑筋，后来忽然想到小时候姑母给我猜的一个谜语：“什么东西越洗越脏？”答案是：“水”。于是再加了两段，分别是越揩越湿的毛巾和越洗越小的肥皂，再加上一点点牺牲自己使别人美好的意义。歌作得并不好，意思倒似乎还不错，因为“越洗越脏”这个巧妙的意念，不知是多少年前哪一个地方哪一位聪明的人想出来的。　　我国有许许多多好的谜语，例子举不胜举。且看下面这一首曲子：“灯儿下金钱卜落，这苦心——谁知道？到春来人日俱抛，欲罢何日能了？吾心正焦，有口向谁告？好相交，有上梢来没下梢。既皂白难留，少不得中间分一刀！从今休把仇人靠；千思万想，不如撇去了好！”这明明是一首怨念情人的小曲，哪知中间包藏着从一到十的十个数目字。　　欧美人用拼音文字，字谜就远不如我国的巧妙，英文中的字谜大抵在“同音”与“双义”两点上着眼。前者如“王老五为什么总是对的？答：因为他始终找不到小姐（nevermisstaken，音同nevermistaken，从来不错）（注：好象应该是从不犯错的意思吧，这是指音同的短语意思）。”后者如“律师为什么如同啄木鸟？答：因为他们的Bill都很长（Bill既有帐单的意思，也有鸟嘴的意思）。”还有一个开律师玩笑的谜语：“为什么律师像失眠者？答：因为他们都是这边lie一下，翻过来那边又lie一下（在英文中，lie这字既是睡卧，又是说谎）。” 　　还有一种英文谜语是讲字形的，如：英文中最长的字是什么？答：Smiles，因为头尾两个字母之间，竟有一Mile（哩）（注：也是英里。它的一个单位相当于一千六百零九米）；在争辩中，S这字母为什么极为危险？因为它能把语音（Word）变成刀剑（Sword）；排列字母时，为什么B要在C之前？因为一个人要先“存在”（Be），才能“看见”（See）等等。　　比起中国字谜来，这种谜语实在太浅了。杜甫有一名句：“无边落木萧萧下”。以这句诗作谜面打一个字，答案是“曰”。因为在六朝时，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陈，齐梁的皇帝都姓萧，萧萧之下是陈，陈再无边和落“木”，变成一个“曰”字（注：要用繁体字来看才沾得上边，反正我猜谜不行，干脆就从来不猜）。这种谜语，真是有点匪夷所思了。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费明仪和她的歌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清秀温雅的容貌、微微眯着的眼睛、笑嘻嘻的表情，那是费明仪给人的初步印象。　　不过我初次见到她，却是在一个悲剧的场合中。那是她父亲，电影导演费穆先生出殡的那天。　　她从父亲那里承受了艺术的才能与气质，或许，气质的影响是更加重要的。看过费穆先生《小城之春》的人，再去听明仪的歌，一定会发现其中有些风格是相同的，文雅而明净，但并不怎么戏剧化。这是典型的苏州气息吧，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　　我听过明仪的许多歌，音乐会中的和客厅中的朋友们，从她才能的初露光华一直听到她声音的逐渐趋于圆熟。这次在香港大学与英国赫克特·麦嘉乐（HectorMcCurrach）先生联合举行的音乐会，是她的临别演唱，因为她不久要到欧洲继续去研习声学。尽管这天香港情况有点紧张，谣言很多，但终于还是去听了她的歌，因为，总得再隔很久，才会再听到她的声音——她柔润的歌声，她风趣的谈笑声。　　这次音乐会中她唱歌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亨德尔清唱剧“犹达·马加布斯”中的两首歌，一首巴哈的曲子，以及莫札特歌剧“费加洛的结婚”中的一曲。第二部是一些抒情曲子。第三部分是法耶与蒂立布斯两首轻快的短歌，两首中国名歌，最后应听众要求，加唱了一首“阳关三叠”。抒唱比较细腻的中国民歌是她的特长。那些外国歌中，轻快的歌又比感情深沉的歌唱得好。究竟她还很年轻，一生都在花一般的岁月中过去。有一次我们谈到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她说，教她唱歌的先生曾开玩笑地责备她结婚太早，“没有失恋和痛苦的经验”，以致表现感情时不够深刻。这虽是说笑话，然而确是有点道理的。我们当然不希望她真的痛苦，但更加丰富地去生活、去感受，对于她艺术的成熟自然是必要的。　　她曾和我谈起今年春间与中英学会的乐团去广州举行音乐会的事。从来没有在这样大的场面中唱过，一上台，见到中山纪念堂里上上下下这许多人，心里紧张得很，唱出来的声音也有点发颤了，真担心听众会不喜欢她的歌。但一曲唱罢，听到了热烈的掌声，那就放心了，以后就唱得自然而安心。　　她的嗓子很甜，这非常讨好听众。当然，尽有比她唱得好的人，而像她那样一开口就会使人喜欢的天赋，我们却不常遇到。她有了一切发展艺术生活的好条件，除了一个壮健的身体。如果她能再重三四十磅，我想她的歌一定会更精采。可惜的是她有胃病。她丈夫许先生的胃也不大好，所以他们家里的米用得极省极省。从经济的观点上来看那很好，但从艺术上来说，歌唱的音量和共鸣则不免有点儿缺憾。　　你瞧她身体瘦瘦的，但很健谈，和朋友们坐在一起，常会上天下地的连续谈几个钟头。前年秋天，我偶然买到一张享德尔“弥赛亚选曲”的唱片，其中女高音艾尔茗·苏达蓓（ ElsieSuddaby）唱的一段IknowthatmyRedeemerliveth，音色和表现方法和她像得不得了。我很高兴，连忙请她来听，她也很是兴奋，后来东拉西扯的谈得很久。她特别喜欢深红的颜色，遇到她时，常听她提到一张红色与金色的意大利床毯。她这次到欧洲去学唱，希望她回来时，除了声音中原来的明净与温柔之外，再加上一些像她所喜欢的颜色那样的灿烂与华丽。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文中提到“……今年春间 ……”，怀疑掉了字，可你不见得瞧得出来，这得很仔细才行。而总的说来，其实还是看这篇文章的你最幸福，因为可以轻轻松松的来享受，不用象我这么的累。　 郭　子　仪　的　故　事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正在上映的晋剧舞台纪录片《打金枝》，讲的是唐代大将郭子仪（注：公元六九七年到公元七八一年）之子郭暧与升平公主之间一场吵闹的喜剧。我想，这剧包括两个方面：夫妻间应该平等亲爱，国家军政力量的团结不可被一些偶然的小事所破坏。　　郭子仪死时，历史上评其一生道：“天下以其身为安危殆三十年。功盖天下而主不疑，位极人臣而众不疾，穷奢极欲而不非之，年八十五而终，其将佐致大官、为名臣者甚众。” 这几句评语凸出地描绘了一个善于团结各种力量的巨人的形象：皇帝不疑忌他的大功、同僚们不厌恶他做大官、一般并不反对他生活享受的过份；同时，他善于提拔与培养人才，所以他属下的干部有许多人都成为国家的重要官员。在历史上，郭子仪是许多人的理想，出将入相，即富贵亦寿考，“七子八婿，皆为朝廷显官。”据说他做寿那天，家人拜寿时把朝笏（朝见皇帝时捧在手中的那块板）放在床上，竟致堆满一床，可见家中大官之多。所以演出《打金枝》这剧目的京剧又叫做《富贵寿考》或《满床笏》。　　用现在的历史观点看来，郭子仪仍旧是一个值得赞扬、值得钦佩的人。他在中华民族受外族围攻时保卫国家，收复被侵略者占领了的京都；他使人民免于被外族劫掠之苦，得到了相对的安居乐业。他在军事上与李光弼齐名，但他团结一切力量来保卫国家的光辉政绩，却是李光弼所远不及的（李光弼不是汉族人）。　　郭子仪与李光弼同为中级军官时，据说两人感情很不好，虽然同桌吃饭，但只互相对望一眼，不说一句话。后来安禄山造反，皇帝命郭子仪做朔方节度使，李光弼成为他的部下。当时的节度使大致相当于战区司令长官兼行政长官，权力极大。李光弼很怕郭借故杀他，谁知郭反向皇帝极力举荐，皇帝就任李为河东节度使。郭子仪还分了部下一万名精兵给他。这种博大的胸襟和政治风度，真是一个巨人！　　（据杜牧写的一篇文章中说，郭子仪当节度使后，李光弼想逃走，还没决定，皇帝已下旨令他领一部分郭的兵东征。他心想郭子仪这次一定放他不过了，于是对郭说：“我死是心甘情愿的，只求你饶了我的妻儿。”郭子仪忙拉住他的手上堂对坐，道：“现在国家大乱，哪里是计较私仇的时候！”当即分兵给他。两人相别时握手泣涕，相勉报国。）　　郭子仪为人宽厚，待部下与士卒极好，李光弼却军令严肃，威猛善战。这两人代表着军人的两种美德。在临阵战斗上，似乎李光弼更为能干，几场大战打得光采漂亮之极，但部下对他“畏”而对郭“感”。史书上不断登到军士怎样盼望郭子仪来统率他们，如何“如子弟之望父兄”、“如天旱之望大雨”、“咸鼓舞涕泣，喜其来而悲其晚也”等等。　　“郭子仪单骑退敌”是极有名的故事，这件事固然表现了他的勇敢，但更重要的，是他孤立敌人、争取同盟的识见。代宗永泰元年十月（公儿七六五年，升平公主就是在这一年五月嫁给郭暧的），回绝与吐蕃两大外族联军进攻径阳，兵力强大之极，唐兵远远不及。郭子仪下令严守不战，他知道回纥与吐蕃内部颇有矛盾，于是命卫队长去见回纥。回纥人不信道：“听说郭公已经死了，你骗人。要是真的在这里，我们见见可以吗？”卫队长回来报告，子仪道：“目下众寡不敌，难以力胜。从前我和回纥颇有交情，不如挺身去说服他们。”部下主张选五百名铁骑兵作卫从，子仪道：“这反而有害。”他儿子郭唏（子仪的第二子，最会打仗的一个，郭暧则是第六子，远不及哥哥本事）大惊，拉住他的马劝道：“他们是虎狼，大人是国家大元帅，怎么可以把身体送入虎口！”子仪道：“目下要是战，那么咱父子一定都得死，国家不免遭难。我以至诚的话去说服他们，如幸而见从，那是四海之福！否则，只牺性我一个人，可以保全全体。”郭唏拉住马缰不放，子仪扬起马鞭，在他手上猛击一鞭，喝道：“走开！”大开城门而出，命人高呼：“令公来啦！”回讫人大惊，大元帅弯弓搭箭，立在阵前。子仪脱下盔甲，抛下铁枪，缓缓纵马上前。回绝诸酋长相顾道：“不错，是他！”皆下马罗拜。子仪也下马，上前握住回纥元帅的手，责备他进军侵略。两人一番谈论之后，回纥元帅终于被他说服，并答应去打吐蕃兵。这时回纥兵两翼缓缓推进，子仪部下见状也疾忙上前，两军对峙。子仪挥手令部下退开，取酒与回纥酋长共饮。回纥人请他先发誓，子仪叫道：“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有负约者，身陨阵前，家族灭绝！”回纥元帅也照样发誓，两军大喜，齐呼万岁。吐蕃兵知道后连夜逃走。子仪与回纥合兵追逐，大胜了两仗。　　这时局势本来危险异常，代宗已下令御驾亲征，京城戒严。由于郭子仪这个外交上的大胜利，大局才转危为安。　　清远附言：这是金庸三剑楼随笔栏目中按顺序制作的第三篇（前两篇都是关于“无比敌 ”的），在所用百万书库的原始版本中并不存在的文章。因本文至少发现五处以上的错误（小的可以自行填补，大的就真的难了），最后只能上网重新参照其他差错较少的版本，两相对照的尽量补全。　　其后如再遇到这样的情况（本栏目共有二十六篇文章，而原始版本中与之相同的篇目仅在九篇左右），仍将采用这种方式。另外，文章中如见有少量括号中有“注”字样的内容，均为本人加入的注释或旁白等内容。　　写这段文字时，已经到了二○○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了，看什么时候能全部收工。要知道，这些天我基本上是全天候（有时到凌晨三、四时）工作，真正是大门（院门）不出，二门（家门）不迈的。而除此之外要做的事儿，后面可是跟了一大堆哟。　　∶( 　 顾梁汾赋“赎命词”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梁羽生兄在这随笔中连谈了三次纳兰容若，提到他救吴兆骞（汉槎）的事，这个故事说起来倒也有趣，不妨比较详细的谈谈。　　吴兆骞（注：一六三一年到一六八四年）是江苏吴江人，从小就很聪明，因之也颇为狂放骄傲。据笔记小说上说，他在私塾里念书时，见桌上有同学们除下来的帽子，常拿来小便。同学们报告老师，老师自然责问他，他的理由是：“与其放在俗人头上，还不如拿来盛小便。”老师叹息说：“这孩子将来必定会因名气大而惹祸！”这话说得很不错，在封建皇朝中，名气大正是惹祸的重要原因。　　另一部笔记中还说他一件逸事：有一次他与几位朋友同出吴江县东门，路上忽对汪钝翁说：“江东无我，卿当独秀！”（本为刘宋时袁淑语）旁人为之侧目。　　吴兆骞虽然狂放，但颇有点才气，对朋友也很有热情。吴梅村把他与陈其年、彭古晋三人合称，名之为“江左三凤凰”。吴的诗风格遒劲，当时传诵的名句有“山空春雨白，江迥暮潮青”、“羌笛关山千里暮，江云鸿雁万家秋”等。他的诗集叫做《秋笳集》，袁枚《随园诗话》中说他原本七子而自出精神。　　至于他所以获罪，是为了科场事件。顺治丁酉年，他去应考举人，考中了。后来发现这一场考试大有弊端，于是皇帝命考中的举人们复试一次。他学问和才气都很好，本来不成问题，但大概因为复试时气氛十分紧张，心理上大受影响，竟然不能把文章写完，结果被判充军宁古塔。这是一件株连极广，杀人甚众的科场大案。清人入关伊始，主要是借此大杀江南人士立威。吴兆骞完全冤枉，当时名士们都很同情他，写了许多诗词给他送行，吴梅村的《季子之歌》是其中最有名的。　　他朋友无锡顾贞观（梁汾）（注：号梁汾，一六三七年到一七一四年）那时与他齐名，他被充军时曾承诺必定全力营救，然而二十多年过去了，顺治换了康熙，一切努力始终无用。顾贞观自己也是郁郁不得意，在太傅纳兰明珠（容若的父亲）家当幕客，想起好友在寒冷偏塞之地受苦，于是寄了两阕词给他，那就是有名的两阕“金缕曲”（注：寄吴汉槎〖chá〗。宁古塔，以词代书。丙辰〖康熙十五年〗冬，寓京师千佛寺，冰雪中作）。　　第一首道：“季子（注：春秋时，吴王寿梦之子季札，有贤名，因封于延陵，遂号称“ 延陵季子”，后来常用“季子”称呼姓吴的人）平安否？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行路（注：这里指与己无关的路人）悠悠谁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记不起，从前杯酒。魑魅（注：鬼怪）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注：形容反复无常）。冰与雪，周旋久。　　泪痕莫滴牛衣（注：这里指粗劣的衣服）透。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彀（注：同“ 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只绝塞，苦寒难受。廿载（注：自吴兆骞坐江南科场案至此，整整二十年）包胥承一诺（注：春秋时，伍子胥避害自楚逃吴，对申包胥说：“我必覆楚”。申包胥答：“我必存之”。后伍子胥引吴兵陷楚都郢，申包胥入秦求兵，终复楚国。这可参看《史记》，我是没看多少的），盼乌头，马角（注：乌头马角：战国末，燕太子丹为质于秦，求归。秦王说：“乌头白，马生角，乃许耳！”太子丹仰天长叹，乌头变白，马亦生角。请参看《史记》）终相救。置此札，君怀袖。” 　　第二首道：“我亦飘零久，十年来深恩负尽，死生师友。宿昔齐名非忝窃，只看杜凌穷瘦，曾不减夜郎孱愁（注：形容人之潦倒困顿）。薄命长辞（注：谓妻子逝去）知己别，问人生到此凄凉否？千万恨，为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时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词赋从今须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愿得河清人寿，归日急燔行戍稿，把空名料理传身后。言不尽，观顿首。” 　　《白雨斋词话》评这两词说：“二词纯以性情结撰而成。悲之深，慰之至，丁宁告戒，无一字不从肺腑流出，可以泣鬼神矣！”又道：“两阕只如家常说话，而痛快淋漓，两人心迹，一一如见……千秋绝调也。”（注：从第一首到此，参照版本中原为一段。本处为求清晰而分段，特告）　　纳兰容若见了这两首阕词后，不禁感动得流泪，认为古来怀念朋友的文学作品中，李凌与苏武的《河梁生别诗》，向秀怀念嵇康的《思旧赋》，与此鼎足而三。他知道这事不容易办，立誓要以十年的时间（注：原话大意为：“给我十年时间吧，我当作自己的事来办，今后你完全不用再叮嘱我。”顾贞观一听急了：“十年？他还有几年好活？五年为期，好吗？”纳兰容若擦着眼泪点了点头）营救吴兆骞归来。当时也写了一阕“金缕曲”给顾梁汾，表示目前最大的努力目标只是救吴，这词结尾说：“绝塞生还吴季子，算眼前外皆闲事。知我者，梁汾耳！”不久就在适当的时机中去求他父亲（注：其父为宰相纳兰明珠）设法。有一次相国请客，他知道顾贞观素不喝酒，就勘了满满一大碗酒对他说：“你饮干了，我就救汉槎。”顾贞观毫不踌躇的一吸而干。明珠笑道：“我跟你开玩笑的，就算你不饮，难道我就不救他了么？”明珠出一点力，朋友们大家凑钱终于把吴兆骞赎回来。当时的人把顾贞观的两阕词称为“赎命词”。一个名叫顾忠的人写诗记这事道：“金兰倘使无良友，关塞终当老健儿。” 　　现在看顾梁汾这两阕词，情思深切，的确感人极深，可见必须有深厚的情感，才会有优秀的文学作品。　　清远附言：本文中由我直接在《金缕曲》中加入的注释较多。吴汉槎生于明思宗崇贞四年辛未，顾贞观生于崇贞四年丁丑。贞观作此词时四十岁，汉槎则是四十六岁。　 马　援　与　二　征　王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二征王是汉光武帝所执行的大国主义的牺牲者，是被中国的侵略军所杀死的越南民族女英雄。　　二征王是两姐妹，姐姐名叫征侧，妹妹叫做征贰，是当时交趾麊冷（音“糜零”，今河内附近）县人（注：经查蔡东藩后汉演义第二十回，此二人为交阯麊冷县雒将女儿。交阯僻处南海，从前未设郡县，为土人所分据，随地垦田。本文所用乃“趾”而非“阯”），她们的父亲是地方上的领袖。征侧的丈夫叫做诗索，征贰有没有嫁人就不知道了。交阯是西汉所建立的一郡，包括越南北部及广西南部的一部分土地。为什么叫做交阯呢？古书上有好几种解释：有的说，那地方的人睡觉时头部向外而足在内互相交叉；有的说，他们的大足趾叉得很开，双足并立时两个足趾相交；另有一说是趾即址字，汉武帝北置朔方，南置交址，是“交”为子孙福“址”的意思。据我猜想，这大概是当地人民称呼这地方的名字，“交趾 ”恐怕是译音。古书上的解释或许都是牵强附会。　　这地方被汉朝征服后，皇帝派了交趾太守治理。《后汉书·南蛮列传》中说：“中国贪其珍赂，渐相侵侮，故率数岁一反（注：见南朝宋·范晔的《后汉书》卷八十六中《南蛮西南夷列传》第七十六）。”这几句话说得很明白，这些地方物产丰富，中国人贪财而欺侮剥削他们，当地人民忍无可忍时，相隔数年总要爆发一次起义。《资治通鉴》上提到二征王的起义只说：“……征侧甚雄勇，交趾太守苏定以法绳之，征侧忿怨（注：见《资治通鉴》卷四十三，原话为“交趾麊泠县雒将女子征侧，甚雄勇……”）。”这是光武帝建武十五年（公元三十九年）的事。所谓“以法绳之”，那必定是用汉族人的法律来欺侮他们了。到第二年春天二月，征侧和她妹妹征贰起义，南方各族少数民族都起来响应，九真（今越南河内以南的清华一带）、日南（今越南顺化一带）、合浦（广东西南部接近越南一带）等地的六十五城都她们克复，征侧自立为王，以麊冷为国都。汉朝派去的大官们有的纷纷逃避，有的坚守几座城池不敢出来。　　两个年轻女子领导的起义达成了这样的规模与声势，在一千九百多年以前固然是空前的事，直到今天，世界史上也还没出现过类似的例子。只可惜历史流传下来的记录太少，不能令我们多知道一些这两姐妹的状貌、个性和言行。　　二征王起义两年，汉朝拿她们没有办法。直到建武十七年年底，汉光武帝才决定大举进攻。他知道少量的军队征服不了起义军，于是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从湖南直到越南北部，造车、造船、建设桥梁、开辟道路、储备粮草，任命当时最能干的军人马援为伏波将军，副将是扶乐侯刘隆，大军南下。马援在建武十八年四月间从海道在越南登陆，从今日的河内一带到顺化，与征侧大战。这时汉朝兵力强盛，二征王打败了，逃到山地之中，第二年正月被马援军所害（《水经注》说：“征侧走入金溪究，三岁乃得之。”时间有误）。　　马援去打交趾时，知道事情凶险，曾与家人生诀，结果幸而得胜回来。有一个叫虚冀的人迎接他，慰劳他说这次辛苦了，马援很得意地道：“男儿应当死在战场上，用马皮裹尸回来埋葬，那能睡在床上由儿女送终！”“马革裹尸”的成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马援这人很有才能，军事见解与皇帝特别投机，讲故事的本领尤其好，据说他讲起故事来，从王子直到普通老百姓，个个爱听。又有幽默心，常与皇帝说笑话，皇帝非常喜欢他。他不但打仗总是胜利，而且在经济上作了一些建议（如恢复五铢钱），皇帝采纳之后，对社会经济颇有好处。他眼光敏锐，判断准确，本来应当能善其身，那知终于死在一场侵略战争之中，而且死后被皇帝削除封爵，妻子儿子不敢正式替他安葬，朋友们不敢去吊孝。到底为什么原因呢？说来与他打越南有关。　　在杀害了二征王之后的七年，马援又去打湘西沅凌一带的苗族，因为水流湍急（那就是沈从文小说《边城》中爱上翠翠的大哥翻船而死的青龙滩一带），船不得上，天气又很热，军队中流行疫病，马援就病死了。皇帝派驸马梁松来调查。梁松与马援有仇，大说他坏话，以致皇帝大怒。原来马援在越南时，在万里以外写信给他的侄儿们，大大反对他们模仿一个出名的豪侠杜季良（“画虎不成反类狗”的成语出于他这信中），而梁松是杜季良的好友。皇帝知道这事后，曾将梁松痛骂一顿。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马援在越南时，常吃薏苡，以辟瘴气。凯旋时他带了一车薏苡回来。他死后，有人向皇帝诬告，说他带回的是一车明珠犀角，所以皇帝的脾气就更加不可抑制了。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马　援　见　汉　光　武 返回目录　　“三剑楼随笔”专栏　　金　庸　　马援（注：公元前十四年到公元四十九年）年轻时家里很穷，常对朋友们说：“大丈夫的志气应是穷当益坚，老当益壮（“老当益壮”的成语就是他创出来的）。” 　　后来他在西北经营游牧，发了财，叹息说：“凡是经营产业，重要的是在能救济别人，否则不过是守钱虏吧了（“守钱虏”或“守财奴”的名字由此而出）！”于是把所赚的钱都送给穷朋友。后来听见甘肃的军阀隗嚣喜欢招聘人才，就去投奔。隗嚣很器重他，一切事情都和他商量。　　那时天下大乱，群雄并起，汉光武刘秀在洛阳做皇帝，公孙述在四川做皇帝。隗嚣派马援做观察家，去瞧瞧这两位皇帝到底怎么样。马援和公孙述是同乡，一向感情很好，心想见到他时这位老朋友一定会很亲热，两人可以握手大谈往事。哪知公孙述极爱装腔作势，听见老友来到，他上殿升座，派大批侍卫两旁侍候，请他来恭恭敬敬的交拜，说些客套话，演了一番仪式，然后请马援往贵宾招待所去休息，再令裁缝替马援缝制大礼服、大礼帽，在宗庙里举行大会，召集文武百官举行正式见面礼。公孙述大摆仪仗，神气十足的赴会，会上对马援的礼貌十分周到，完全当他是最尊敬的贵客看待，礼毕之后就留他做官，要封他为侯爵，请他做大元帅。马援的随从们见这位皇帝如此相敬，都很愿意留下，马援却开导他们说：“天下群雄正争斗得十分激烈，公孙述听到人才来到，不急急忙忙出来迎接，反而大搞一套无谓的礼节，弄得大家都像木偶一般，天下有才能的人是不会长久给这位仁兄用的。”于是告辞回去，对隗嚣说：“公孙述不过是‘井底之蛙’吧了（“井底之蛙”典故出于此），不如专心靠拢洛阳。” 　　隗嚣于是派马援到洛阳去。马援到了之后，宦官引他进去，只见刘秀坐在宣德殿南海的廊下，只戴了一顶便帽，服装十分随便，就笑着起来迎接，道：“你见到过两个皇帝，我穿得这样马虎，实在惭愧之至。”马援行礼之后说道：“当今之世，不但君择臣，臣也要择君。我和公孙述是同乡，年轻时很要好，我到四川时，公孙述却在殿旁排列了执刀的卫队才命我进去。我这次远来，还未坐下，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刺客坏人，为什么这样随便？”刘秀笑道：“你不是刺客，不过是说客了。”马援见这位皇帝即随和，又有幽默感，心中饮佩之至，道：“现在天下大乱，称王称帝的人不知有多少，今日见你这样恢宏大度，就像汉高祖一样，才知只有陛下才是真的皇帝。”（“恢宏大度”这四字成语，就是这样出来的。）　　马援回到甘肃后，隗嚣问他洛阳的情形，马援道：“我到洛阳后，皇帝接见我共达数十次。每次谈话，常常从黄昏直谈到天明。他的才能见识，实在无人可比，而且坦白之极，什么话都说，性格随随便便，就像汉高祖那样。至于谈到学问的渊博，政治眼光的敏锐，那更是前世的皇帝所不及的。”隗嚣道：“你瞧他与汉高祖相比谁强些？”马援道：“那他就不及了。高祖喜欢自由散漫，现在这位皇帝却爱守法，什么事都要讲究规矩，而且他又不喜欢饮酒。”隗嚣听他大捧刘秀，很不高兴，道：“照你这样说，那是他比高祖更强了！” 　　后来马援果然归顺了刘秀。隗嚣数次反复，终于为刘秀所灭。刘秀得到甘肃后，再灭掉公孙述，“得陇（甘肃）望蜀（四川）”的成语，就出自刘秀写给统兵灭隗嚣的岑彭的一封信中。　　今日的情况当与从前帝王的争天下完全不同，但做领袖的人如有风度有见识，自能使人一见钦佩，这在古今都是如此。　　清远附言：本文网上初查，并未发现其他可供参考对照的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