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蒋廷黻 目录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一、蒋廷黻其人 二、蒋廷黻其书 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注释 总论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第二节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第三节东西对打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 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 第七节贯彻总理的遗教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三、尼布楚交涉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附录 评《清史稿·邦交志》* 琦善与鸦片战争*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导读 返回目录 --兼论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沈渭滨 现在的青年人，对蒋廷黻这个名字，恐怕大多数是很陌生了。可是在新中国成立前，无论 在学界还是政界，他都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在学界，他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先后做过南开 大学历史学教授、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以主张史学改革著称于时；在政界，他是著名的 外交家，先后出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联大使、驻联合国常任代表，1949年 后又一度作为台湾当局驻美"大使"。在国民党政府的官僚群中，以"知外交"闻名于世。 作为政治家，他是当时"书生从政"的代表人物之一，主张以所学为国家所用。在国共两党 斗争中，尽管站在国民党政府立场，并在联合国中阻挠和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 席位，但至死都不愿加入国民党，还经常批评当局的政略失当和政治腐败；作为学者，他 是当时公认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和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者。他从治外交史扩及中国近代 史，写出了若干很有分量的专题论文。他一生治学严谨，著作不多。其中流传最广、影响 最大的，反而不是花了极大精力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1]，而是这本仅五万 余字的《中国近代史》。 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不仅奠定了他在近代史领域中的学术地位，而且因其折射出他那一代 受过西方高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学人，在思考国家前途、民族命运、社会进步时的普遍心 态而受世人瞩目。 蒋廷黻有过长期的从政经历，他的历史观不可避免受到他的政治倾向影响。所以这本著作 在解放后曾多遭非议。但是，学术与政治毕竟是两回事。诚如陈旭麓师在此书被湖南岳麓 书社辑入《旧籍新刊》时写的《重印前言》里所说：重印的宗旨在于"存史存文"，"存其文 而原其人，不以其人的政治立场而抹杀其学术的成就，也不因今天的需要而去涂改前人的 文字"[2]。现在，"存其文"已经做到，"原其人"则有待努力。考虑到大家对蒋廷黻知之不 多，这篇"导读"就多写点蒋廷黻其人；进而论蒋廷黻其书的学术价值和学术影响，以有助 于大家"知人论世"；第三部分，从近代通史体系的发展变化角度，进一步说明蒋著《中国 近代史》的学术地位和近代通史的研究现状，以加深对蒋廷黻学术成就的理解。 一、蒋廷黻其人 返回目录 1 留美洋博士 蒋廷黻，湖南宝庆（今邵阳）人。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出生于一户薄有田产的农家 。1965年病逝于纽约，享年70岁。 蒋家从他的祖父时代起，就务农兼经商，在靖港开了一家经营铁器的店铺，由他的父亲和 二伯父轮流看管[3]。祖父死后，留下一个店铺和12亩田地。三个儿子连同老娘各分得三亩 ，店铺则由三兄弟各占一份[4]。由于他的大伯父是个抽鸦片的瘾君子[5]，所以靖港的店 铺仍由他的父亲和二伯父轮流掌管。 蒋廷黻说他的父亲"很有经商的天才，而且是一位民间领袖"，晚年做过靖港的商会会长， 在家乡常为邻居"排难解纷"[6]。但对蒋廷黻早年人生历程影响更大的，则是他的二伯父。 如果没有二伯父决心要他"努力读书，求取功名"，那么他早已被父亲弄到店里去当学徒了 [7]。 蒋廷黻的母亲姓熊，外祖父是个穷秀才。母亲在他6岁时患病去世。不久，父亲续弦。据蒋 廷黻说，继母对他和哥哥"照顾的无微不至"，是位好主妇、好母亲[8]。他幼年失怙，父亲 又常年在外，有个好继母照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蒋廷黻4岁发蒙，由私人教师教读[9]。6岁起入私塾接受旧式教育。10岁那年，即1905年（ 光绪三十一年）清政府停止科举取仕制度。二伯父决定让侄子进新式学堂[10]。1906年初 ，11岁的蒋廷黻到省城长沙明德小学读书，一学期后，又被二伯父安排到美国长老会在湘 潭办的教会学校益智学堂，开始接触新学，学习英文。1911年（宣统三年），因辛亥革命 爆发，益智停办而辍学。最后一学年，他接受洗礼，成了一名基督徒[11]。 在教会学校那几年，正是晚清政局动荡、新潮勃发的年代。湖南虽属内地，却颇得风气之 先。立宪请愿、收回利权、新政办学、派遣留学生，都搞得轰轰烈烈，甚至民主革命思想 也通过新式书报不胫而走[12]。蒋廷黻身处其间，又在美国人办的学堂里读书，耳闻目染 ，便有了探求新知、赴美留学的打算。1912年，他在征得益智学堂校长太太、也是他的英 文、历史教师林格尔夫人同意之后[13]，凑了点钱，就只身到美国去了[14]。这一年他17 岁。 到美国后，因为带的钱不多，便进了密苏里的一所半工半读的派克学堂（Park Academy， Parkville，Missouri）读中学。1913年，获得湖南省官费。他把哥哥也弄到了派克学堂， 兄弟俩仍靠半工半读维持。1914年蒋廷黻中学毕业。将近三年的半工半读生涯，不仅使他 锻炼了意志和强壮了身体[15]，而且使初到美国的他，对美国人民在他大病时所给予的真 诚关怀终生难忘[16]。 1914-1918年，蒋廷黻在俄亥俄州的欧伯林学院（Oberlin College，Oberlin，Ohio）度过 了他的大学时代。蒋廷黻在大学里主修历史学，同时也选读多门自然科学课程[17]。当时 ，他已对祖国国内的军阀纷争和混战所引起的各种问题产生了探究欲，希望通过历史课的 学习，获得"将来在中国从事政治工作"的知识和经验[18]。由于历史系的教学枯燥乏味、 课程内容无法满足他的需求，他在课外阅读了许多德国史和意大利史的著作，对俾斯麦、 加富尔、马志尼、加里波第等德、意政治家由衷地景仰[19]。这对他日后希望中国摆脱中 世纪状态，努力建设成一个民族国家的社会政治史观的确立，有重要影响。 大学时代，蒋廷黻接受了严格的科学方法训练。自然学科的教授不要求学生死记硬背教科 书的条文，要他们学会观察事实；研究报告一定要做到观察仔细，结论客观[20]。这种训 练使他终身受用。后来他从事历史研究时，坚持从史料中得出结论，凭史料说话；从政后 ，也极重视实际观察，不少问题表现了独立识见。 欧伯林学院的宗教气氛十分浓重。蒋廷黻虽然是个基督徒，但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样， 对美国教会丑化中国人十分反感[21]。基于民族自尊的爱国情感，使他"对整个教会活动感 到怀疑"，甚至认为传教是"十足的精神侵略"[22]。所以，在整个大学时代乃至日后的行动 中，他只把信仰作为一种精神慰藉，并不执着于宗教教义的追求和宗教仪式上的顶礼膜拜 。他坚信"中国不会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23]，只有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因此，他在中 国留学生中，力主用科学技术为祖国服务的观点[24]。 蒋廷黻的大学时代，恰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始终。战争期间，他的立场是"亲西方"的。他 站在协约国一边，对美国威尔逊总统关于战后国际关系中民族自决、国无大小强弱一律平 等、战胜国不要求割地赔款等的十四点宣言，十分赞赏。他说"威尔逊总统所说的每一个字 ，我都信以为真"[25]。直到后来"巴黎和会"议决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给日本时，他在 吃惊之余，对威尔逊有了怀疑[26]。不过，他怀疑威尔逊而不怀疑美国政府[27]，他的亲 西方倾向并不因威尔逊背叛诺言而破解。 1918年蒋廷黻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他立即应基督教青年会征召，到法国去 为在法军中服役的大批华工服务[28]。期间，还经常与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成员保持接 触，"分担他们的忧虑和失望"，思考代表团拒绝和约将对国内学运、政情产生的影响[29] 。他的亲西方倾向没有泯减他对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关怀。 1919年夏季，蒋廷黻从巴黎重返美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博士学位。 进哥大之初，他想做个能左右中国政坛的新闻界大亨，所以进了新闻学院。不久，觉得要 左右政坛必须懂得政治，便进政治研究所改修政治学。最后，认为政治学科所讲的政治只 是理论而非实际的，"欲想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于是又转为专攻历 史，主修历史学[30]，师从著名的政治社会史教授卡尔顿·海斯（Carlton J.H.Hayes）。 海斯是美国"新史学"倡导者詹姆斯·鲁滨逊（James H.Robinson）[31]的弟子，而哥伦比亚 大学正是美国"新史学"派的中心。鲁滨逊在哥大执教长达25年，弟子及再传弟子遍布美国 各个大学。其中如毕尔德、绍特威尔、巴恩斯、海斯、穆恩、桑戴克等，都是20世纪上半 叶美国史学界的知名人物。这个学派以实证主义哲学为思想基础，重视史学的社会功能与 实用价值，主张史学革命。他们认为人类以往的一切活动都应包含在历史研究的范围之内 ，历史学是一门内容极其广泛的学问，因此必须对旧史学只讲王朝兴替、军事征战、外交 阴谋乃至宫闱丑闻等局限于政治史的传统进行无情挑战；历史发展不只是政治因素一种动 因，而是有着经济的、地理的、文化的、社会心理的诸多因素的运动，因此历史学家必须 注意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作综合性多科性研究；历史是一个持续的、进化的、发 展的过程，因此历史学家应该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去观察与研究历史，这是"新史学"的" 基石"；历史的功能在于了解过去、服务现在、推测未来，因此历史著作应注意历史教育的 普及，力求写得既内容丰富、又明白晓畅，以达到历史所产生的最大效应[32]。 蒋廷黻在哥大的四年研究中，不仅受到了"新史学"的熏染，而且直接受到了导师海斯教授 的影响。 从蒋廷黻后来的研究实践看，他接受了作为"新史学"基石的进化史观，注意于"新史学"强 调的史学垂训功能和历史教育的普及。他所写的这本《中国近代史》，就是以进化史观为 指导，以"经世致用"为主旨，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对近代史 知识的普及起了重要作用。 他的导师海斯，当时在哥大主讲"欧洲近代政治社会史"并致力于"族国主义"研究。海斯教 授这门课，强调工业革命对欧洲社会发展所起的巨大作用，主张在工业革命后使用近代机 器生产的社会里，国家应该而且必须对生产进行干预而不应放任；放任主义在工业革命后 已经完全不适用。要干预就需要社会立法。海斯认为德国俾斯麦和后来英国的劳合·乔治有 关社会的立法，是顺应时代潮流而且非常高明的[33]。这对蒋廷黻有很大启发。后来他在 中国近代史研究中一再强调使用机器生产对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并对洋务运动作了积极评 价。 所谓"族国主义"[34]，就是关于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的理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兴起了 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这一趋向，成了注重史学社会功能的美国"新史学 "派史学家研究的时髦课题。他们探究这类国家所揭橥的民族主义是怎样的一种理论构架， 采用什么方法争取民族独立，独立后用什么方法治理国家，对世界原有的政治格局将会产 生什么影响？蒋廷黻作为海斯的学生，又是来自被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对这一历史动向 和海斯的研究工作，自然有所感悟与兴趣。后来，他在这本《中国近代史》的"总论"里， 把中国能否走出"中古"状态，建立"近代的民族国家"，作为全书的立论主题，显然渊源于 此。他写道：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 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 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35] 很明显，这一历史观正是他从导师那儿得到的感悟。后来，他还十分注意日本、俄国、土 耳其的近代化历史，尤其是土耳其的民族复兴[36]，这也与他在哥大研究院受到的训练有 关。 研究近代化与近代民族国家的关系，势必要研究帝国主义政策。蒋廷黻在海斯和沙费尔德 （William R．Shepherd）教授的启示下，选择当时欧洲最主要的帝国主义英国作为研究对 象，重点放在反对传统帝国主义政策的英国工党的外交政策研究上。他以《劳工与帝国： 关于英国工党特别是工党国会议员对于1880年以后英国帝国主义的反应的研究》作为博士 论文[37]，于1923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这一年他28岁。 从17岁到28岁，蒋廷黻在美国生活了11年。他由一个农村小学生成了一名洋博士，可谓学 业有成。毕业那年，他的博士论文照例由哥大出版社出版发行[38]，而那年又恰巧是以麦 克唐纳为领袖的英国工党第一次组阁，不啻为他的这部学术著作提供了应时之需的销售契 机。遗憾的是被他看好的英国工党，上台后丝毫没有放弃帝国主义政策[39]。他的研究与 实际政局走向并不相符，就像他日后观察和分析国共两党斗争时看好蒋介石和国民党而犯 错误的一次预演[40]。 11年的美国生活，无论在思想上、生活方式上都使他美国化了。他受到当时正在美国流行 的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向往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他从小学到大学都在教会学校读书，把 宗教信仰视为健全精神生活的慰藉；他崇尚美国的生活方式，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几乎不 看纯文学作品；他能讲一口流利而略带乡音的英语，但讲起国语来却满口是浓重的湖南官 话，以致后来他做常驻联合国代表时因发言常用英语而遭到时人的批评[41]。尽管如此他 并没有忘记祖国。1921年他在哥大研究院时，适逢九国会议在华盛顿召开，留美学生组织" 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以"五四"时期的口号"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为宗旨[42] ，积极活动。蒋廷黻即是后援会英文刊物的编辑，是活跃分子[43]。在声援中国代表团的 活动中，他结识了同是后援会成员的唐玉瑞小姐，两人相恋，到1923年蒋廷黻博士毕业、 归国前夕结婚[44]。 博士头衔，新婚燕尔。28岁的他，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哥伦比亚大学送走了这个"新史学 "的中国信徒，中国史学界迎来了一位新潮学者。 2 新潮史学家 1923年，蒋廷黻携眷回国后，应北方著名高等学府南开大学之聘，出任历史教授。他在南 开任教六年，心思和精力全用在学问上。首先，他深知自己从小在教会学校读书，国学基 础很差，必须先充实自己。为此，他从重读《四书五经》开始，进而研读《资治通鉴》和 诗词、文章[45]。 其次，他在教学之余，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对外交史的兴趣，在哥大做研究时就 已养成。到南开后，他开设了中国近代外交史这门课。当时，有关中国外交的权威著作是 美国人马士（Hosea B．Morse）所著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本[46]。这部书是根 据英国蓝皮书和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写成的，就英、美两方资料说，马士是无懈可击的。但 事实上仅凭两国资料是写不出头等的中国外交史著作的，因此，马士的观点是片面的。他 对近代开端时期参与两次鸦片战争谈判的中国对外交涉人员和清政府对外政策的演变，描 述是模糊不清的，对制约中国外交活动的各种政治和社会因素更缺乏深入研究；而且马士 很少使用中国政府的官方材料。许多问题，例如中国对外交涉官员当时对和谈的看法如何 ？他们提出过意见吗？十九世纪中国的外交观点怎样？这些问题蒋廷黻在南开上课时就已 感到困惑[47]。于是他决心根据中国的书面材料和中国社会的实际来研究近代中国外交史 。 研究工作的第一步是收集和鉴别有关史料。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受到过历史研究方法的 严格训练，懂得怎样判别资料，怎样选编[48]，所以他在南开的六年中，以极大精力收集 和研究外交文献，后来他辑录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一书，就是在南开时奠定基 础的。这项研究，在当时是开拓性的，虽然在他之前有人写过外交史[49]，但从未有人像 他那样从基础工作做起。陈之迈在他所写的蒋廷黻传记中提到过北方的学风背景说："北方 几个大学的学风已由西方学术的介绍转变而为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问题，许多方面都是新 创的，廷献对外交史的研究也是方面之一。"[50]可见蒋廷黻这项研究，实际上是开创了一 门新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可以说，中国之有中国近代外交史，实在是从蒋廷黻开始的。他 自己也说："研究外交文献六年使我成了这方面的专家。"[51] 历史学家不仅要研究文献、懂得过去，而且还要了解国情和研究社会，懂得现在，才能有 睿知卓识，推见未来。蒋廷黻自小去国，对社会和国情知之甚少。为此，他利用假期和讲 学的机会，到北平、上海、杭州、南京、东北、西安等地参观访问，作实地考察研究。这 一系列访问，不仅使他感受到了先进和落后的差距之大，历史与现实的矛盾之深，而且使 他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文化意识的浓厚和种族观念的淡泊是极为有利而且重要的 两个因素[52]。 南开大学的六年，蒋廷黻开始在中国史学界显露头角，但更大的发展，则在进入清华任教 之后。 1929年5月，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聘请蒋廷黻担任历史系主任。蒋廷黻欣然应聘，一到该年 夏季与南开聘约结束，便束装北上，践约赴任。 罗家伦是蒋廷黻在哥大研究院时的校友，也是"中国留美学生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发起者 和组织者，和蒋廷黻认识较早，相知甚深。1926年回国后参加过北伐战争，南京国民党政 府成立后，于1928年将清华大学改为国立[53]，任命罗家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罗上任 伊始，即以建设清华"为中国现代化的第一流大学，俾与世界先进大学抗衡为职志"[54]， 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首先是聘请教授、尤其是学院院长和系主任时不徇私情，专重学问 、才能；其次是终止清华作为留美预备学校的功能，将之改造为男女同校、提供四年正规 课程教育的多科性综合大学；再次是使清华脱离原由外交部和教育部联合监管的体制，改 由教育部直辖；同时加强校舍和教学设备的建设[55]。在这样的背景下，罗家伦选聘蒋廷 黻为历史系主任，蒋未到任之前，由罗兼任。 蒋廷黻于1929年夏季担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学教授后，立即发现清华在人文科学 和社会科学方面缺乏能开中国自己课程的教授。他们可以照搬美国大学的课程，却很难开 设有关中国国情和社会演变的课程。例如教政治思想史的，可以从古代的柏拉图讲到当代 的拉斯基，但没有人能讲授中国政治思想的演变史。历史系也有类似情况。留美归来的教 授没有从美国学到中国历史；老教授大都是断代史或是某一种古籍的专家，他们对版本或 训诂可以有很多真知灼见，但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和趋势则没有多少见识。他认为这是" 治史书而非治历史"，是一种落伍的研究方法，不能再继续下去[56]。为此，他在尊重老学 者的同时，引进一批年轻教授，给他们两三年时间准备开一门新课，提供参考书和配备助 理人员[57]。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历史系逐步配备了较强的阵营：由雷海宗主中国通史和 古代史、陈寅恪主隋唐史、姚从吾及邵循正主元史、吴晗主明史、萧一山主清史（北大教 授、兼任）、刘寿民及张贵永主西洋史、王信忠主日本史、葛邦福（俄国人）主俄国史， 蒋廷黻自己则主讲近代史和近代外交史[58]。同时规定学生可以兼修旁系各科。显然，经 过他的改革，这个阵营确是全国一流的。 蒋廷黻主持历史系时，十分注意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原则上，他并不鼓励学生读历史， 因为历史系毕业后出路很窄，即使可到中学教书，待遇既低，又无图书资料，容易荒废专 业。所以他对申请读历史系的学生总是提醒他们"读历史一定会受穷很久"；"研究历史除非 发现真伪，不会成名"[59]。但当他一旦发现优秀青年，他都鼓励他们进清华研究院，研究 中国学者一向忽略的问题。在30年代，中国尚无日本史、苏联史、蒙古史、泰国史和越南 史的专家。当他发现一个青年可以研究上述某一国历史时，他就说服他们去清华研究院学 习相关语言。成绩优秀者，就设法推荐他到国外去深造。例如他鼓励王信忠学日本史并推 荐其去东京帝国大学研究日本史，二年后回到清华，聘为讲师；又如朱谦之研究苏联史而 去英国学斯拉夫语；邵循正在清华毕业后准备研究蒙古史而到巴黎学习波斯和阿拉伯语 [60]等。当时，蒋廷黻已经是清华校务委员会的评议员。他对学校建设、学科改革、推荐 和选派学生出国深造等学校大计，有充分的发言权[61]。 在清华任教期间，蒋廷黻自己的研究工作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中国近代外交史方面， 他继续在南开大学时已奠定基础的资料搜集和鉴别工作，并把搜集范围扩大到近代史领域 [62]。经过苦心孤诣的不懈搜求和严谨缜密的鉴别编排，终于完成并出版了《近代中国外 交史资料辑要》两卷。上卷辑录1822-1861年间（道光二年至咸丰十一年）外交文献259种 （篇），中卷辑录1861-1895年（咸丰十一年至光绪二十一年）外交文献540种（篇），两 卷共计799种（篇），是当时中国第一部编审精当、卷帙浩繁的外交史专题资料集。在编辑 资料的基础上，他发表了一批有独识、有分量的学术论文，如《评〈清史稿·邦交志〉》（ 《北海图书月刊》二卷六期，1929年）、《琦善与鸦片战争》（《清华学报》六卷三期， 1931年）、《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清华学报》八卷一期，1932年）等，在学术界 引起了巨大反响。其中特别是《琦善与鸦片战争》一文，用官方资料证明，琦善到广东后 并未撤防，在军事方面虽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则审察中外强弱形势和权衡利 害轻重，"实在是超越时人"；林则徐被罢黜，是林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 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败则他的声名或与叶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 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或可提早二十年。"[63]此文一出，犹如一石入水，涟漪千圈。 赞成者有之，反对者或认为他太偏向清政府，或说他居然去批评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 人物，实属无礼之举[64]。尽管各方反应不一，但他作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的学术地位 ，则是众所公认、无可动摇的。 学术研究犹如着纸的墨点有渗化效应，由点及面，层层拓展。他从外交史研究中越来越感 到许多问题若仅局限于外交一点很难说清说透，必需追溯到民族性、社会心态，乃至社会 组织、经济变化，这就促使他对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百年历史的整体思考。在中国史学 界研究中国近代史还处于初生婴儿阶段时，这一悟性对蒋廷黻来说，无疑是"够刺激"的。 他说："可以说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65]从此，他把写一部有权威性的中 国近代史，作为一生最大的志愿[66]。可惜，后来他从政做官，没有时间和精力完成这项 计划。但此事一直是他魂牵梦萦之所在，1965年他从官场退下后，还计划到台北中研院近 代史所继续研究[67]。不幸就在这一年，病魔夺去了他的生命，一生最大愿望竟成了终身 遗憾。 3 倡办《独立评论》 蒋廷黻在清华执教的第三年即1931年，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日本的侵略激起 国人的极大民族义愤，抗战呼声响彻大江南北。 "九一八"事变后，蒋廷黻经常在饭后与清华一批教授到北院7号叶企孙和陈岱荪家里议论和 战问题[68]。大家都主战，只有他一个主和[69]。他对日本侵略一是不怕，认为从长远的 观点看，日本的强大只是暂时现象，时间对中国有利[70]；二是认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 本占夺东北的地方性事件。早在事变前他就曾通过对东北的实地考察，深知东北对中日两 翼都极有战略价值。"东北问题不易解决"，除非双方都以小心、谨慎的方式处理争端，否 则就会"发生巨变"[71]；三是主张利用日本在事变前就已流露的希望通过谈判方式解决东 北问题的意向，与日本作外交谈判以争取和平[72]。所以他不持主战言论，不主张对日作 战。其实，蒋廷黻的认识纯属书生之见。他虽是东北问题专家，但事态的发展却无情地击 灭了他把"九一八"事变视为地方性事件的迂腐理解。日军占领东北后，立刻向平津地区渗 透，关内顷刻笼罩在侵略战争的阴云之下。面对这一不争的事实，蒋廷黻开始从主和逐步 转为备战。他说："我也不敢相信和平可以廉价取得，我和他们都主张从速准备，以应付可 能发生的战争。"[73]又说："欲想获得和平，保持和平，必须要中日双方努力才能有效， 但现在日本方面要侵略，因此，我们也只有渐渐转而主张备战了。"[74] 当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一批留学英美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目击时艰，"都受到了很大 的刺激，都感觉到除了教书和研究以外，应该替国家多作点事"[75]。然而书生报国唯有笔 ，蒋廷黻想到了办刊物，"讨论并提出中国面对的问题"；在清华俱乐部举行的一次晚餐会 上，在座的胡适、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陶孟和、任鸿隽、任夫人陈衡哲、张奚若和 吴宪等人提议办一个周刊，"以尽知识分子在国难时期所能尽的责任"[76]。此提议先遭深 知办刊之难的陶孟和、胡适的反对，后在丁文江支持下，几经讨论，终于在经费、出版、 管理等方面达成共识[77]。刊物由胡适提议叫《独立评论》，编委三人：胡适总其事，蒋 廷黻、丁文江助其成。 《独立评论》于1932年5月22日出版发行，它的宗旨在第一号"引言"中说得很明白：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辩论很激烈，有时 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 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 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 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 ，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与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 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78] 显然，《独立评论》是当时在北京的一批自由主义学人评论时政及相关问题的刊物。它没 有党派背景，标榜独立精神，言论不求一律，主张用公心、事实和负责的态度平等地讨论 问题。从《引言》中看，它虽由八九个学者所发起，但不是同人刊物，他们只是"引子"， 目的是引起社会上对时政及相关问题的讨论。这份刊物自1932年出刊以后，持续约五年， 到1937年因抗战爆发而停刊。每周一期，共出244期，发表了1309篇文章，其中55％是编辑 部以外的文章。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外交、历史、文化、教育等诸多方面，但大多数是 时论，也有书评、译稿和游记。 《独立评论》的主要撰稿人除胡适、蒋廷黻、丁文江三位编辑外，还有傅斯年、翁文灏、 吴景超、任叔永、陈衡哲、陶孟和、吴宪、姚森、杨振声、朱经农、陶希圣等人。他们的 政治主张并不一致，经常有激烈争论。如对日本的侵略，胡适、蒋廷黻主张尽可能避免战 争，丁文江支持胡适的观点，甚至比胡的主张更极端，认为可以效法苏俄列宁在1918年与 德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的办法，争取和平的时间，但傅斯年却反对胡适主张；又如在 国家统一问题上，蒋廷黻和丁文江都赞同实行武力统一和开明独裁，而胡适则主张开放民 治、实行宪政的好人政府。尽管有争论但并不妨碍他们公平讨论，各抒己见，把"谨慎'无 所苟'的态度"--《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79]。 《独立评论》出版后，在大学生、公务员、开明绅商乃至青年军官中影响很大，发行数量 不断上升，从第一期两千本到第二期三千本，一年后上升到八千本，两年内达到一万五千 本[80]。不仅解决了创刊时的经费困难，而且成了舆论方面的著名刊物，备受朝野关注。 蒋廷黻作为《独立评论》的三人编委之一，始终对刊物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主编胡适偶 然离京时，由他代理编务[81]。编辑之余，他自己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 其中政论方面，主要集中在对日、对苏外交上，尤其关心苏联对中日冲突所采取的态度。 他不同意时人认为苏联将会支持中国抗日的观点而认为这个信念全无把握，他从历史与现 实的关系考察，觉得苏联的远东政策将是采取对日妥协的策略以减轻日本对苏的威胁而无 后顾之忧[82]。这一看法，揆诸1932-1935年间苏联的远东政策，应该说是很具卓识的。苏 联是在1937年中日大战全面爆发后，才改变对日策略，8月21日与南京政府签订《中苏互不 侵犯条约》，并在军事上、财政上予中国以援助。 在内政方面，蒋廷黻主张效法土耳其由凯末尔领导的革新运动，首先要有一个统一的、强 有力的、具有高度工作效率的中央政府，"能维持全国的大治安，换句话说能取缔内战及内 乱"，中央号令各省必需遵守，"换句话说，全国必须承认它是中央"[83]。由此，他主张开 明独裁而不同意胡适对自由议会政府的天真想法[84]。其次，这样的中央政府应在发展经 济方面立即采取行动。他认为中国人的贫困是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应该先于政治 "，"而无需等待中国政治的民主"。由此，他批评胡适忽略经济问题的重要性，指出在经济 方面有两件工作要做，一是利用科学和技术从事生产和运输，二是社会化或公平地分配财 富。他说："我认为宪法和议会之有无是次要问题。创造更多的财富，平均分配对我才是最 重要的。"[85]再次，他认为这样的中央政府要领导并负担民族复兴的便命，必需真正站在 "为民族服务的立场上"痛自革除弊政[86]，提高自身素质，真正实行大规模的土地改革， 实现"耕者有其田"[87]，关注教育等政策[88]，使中国日臻富强，对内可以谋致人民的康 乐幸福，对外可以抗拒帝国主义侵略。 显然，蒋廷黻心目中是把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视作能领导民族复兴大任的中央政 府的。他对南京政府寄于厚望，也是可以理解的。从理念上说，他在留美期间就一直对俾 斯麦、马志尼等德、意政治家所领导的统一事业深为敬佩，对土耳其的凯末尔主义表示向 望，希望中国能走出中世纪、建立一个近代民族国家；从事实上看，南京政府统治着中国 当时最富庶的省份和最先进的大城市，在各种政治力量（军阀集团）中确实最具备统一中 国的条件与实力。而且，他认为国民政府自"济南惨案"后对日本的态度已由亲日渐趋恶感 ，在政治上和外交上正向抗日的路上走去。其实，蒋廷黻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国 民党并无特殊好感，他曾说："我不愿作国民党的辩护士，国民党亦用不着党外人替他辩护 。"[89]终其一生，他也没有参加国民党。他对国民党的政治态度，无非是一个自由派学者 在国难当头，本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士大夫本色，书生论政而已。说他和《独立评论 》社成员表现了强烈的参与意识是可以的，但若说他们的观点和主张迎合了蒋介石的政治 需要，成了蒋介石的辩护士和帮闲文人，那就不够客观了。其实，团聚在《独立评论》周 围的自由派学人，原本希望通过他们的"讲学复议政"的努力，使中国"智识阶级和职业阶级 的优秀人才组织一个可以监督政府、指导政府并且援助政府的干政团体"[90]，以便使国家 和社会有点滴的改良与进步。这种理念势必使他们主张精英政治和寄希望于政治精英人物 。蒋廷黻之主张开明独裁，无非是在国难当头的危急形势下，直接诉之于集权统一的政治 制度来解决危机而已。可以说，无论主张好人政府的胡适，还是主张开明独裁的蒋廷黻， 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是他们的共同思想路向。这就是自由主义者既不同于激进派，又有 别于保守派的本质所在。 4 弃学从政 蒋廷黻弃学从政是在1935年。但凡事总有作始之时，事实上他于1934年出访苏联就已开始 为国民党政府服务了。 事情还得从1933年被蒋介石召见说起。 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发表文章的同时，又在《大公报》上发表政论文章。《大公报》 是近代中国一份老资格的大型日报，在知识分子和中产阶层中有广泛影响[91]。蒋廷黻关 于内政、外交的见解引起了国民党政府高层人士的注目，尤其给正在由亲日转变为亲英美 的蒋介石以深刻印象。1932年底中苏邦交虽已恢复，但仍无多大进展，双方关系基本上处 于互不信任的僵冷状态。随着日本侵略的日趋深入，中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战略需要， 开始有解冻意向。蒋介石认为蒋廷黻作为近代外交史专家，对苏联的远东政策多有识见， 便通过自己的密友、《大公报》发行人吴鼎昌，于1933年夏约见蒋廷黻[92]。 对于蒋介石的约见，蒋廷黻认为："在他那方面，我想他只不过是表示一下对学者的敬意， 了解一下政府以外的人士对其政策的看法而已"；在自己这方面，蒋廷黻当时还没有弃学从 政的打算，只是出于"希望会见一位伟人"的心理而欣然接受约请[93]。 届时，蒋廷黻与被同时召见的南开大学教授、经济学家何廉博士同赴江西牯岭见蒋介石。 首次见面只是礼节性的闲聊。第二次蒋介石便征询他们对国事的意见，蒋廷黻谈了他对统 一的看法，认为应该以正确的政策结合武力来统一中国，而对日作战一定会使爱国心和中 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增强，中国能"自然而然的达到统一"。蒋介石只听不说，面无表情，但 临结束时要蒋廷黻多留几天，以便再谈。过了一天，果然以请吃午饭方式单独召见。这次 ，蒋介石要他坦陈外界对政府的批评意见，不必有所顾忌。他便率直说有的人对中央政府 感到失望，希望政府行政更有效率，目前非中央地区反而比中央控制省份的人民生活更能 改善。蒋介石十分敏感，立即反问：哪一个省份比中央控制的省份更有行政效率？蒋廷黻 说自己没有到过那些省份，不能根据别人看法作出判断，但根据传闻，山东在韩复榘统治 下就比浙江的秩序好，比浙江更繁荣。蒋介石对传闻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但又说蒋廷黻所 说的都很重要，中央的省份应该改善[94]。 召见结束后，蒋廷黻仍回清华继续教书研究、编《独立评论》。同年秋，他又受到时任行 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约见，和他商量对苏联的态度。当时正盛传驻苏大使颜惠庆博 士主张采取公民投票决定对日和战，颜认为中国如抗日，苏联愿意给中国武器援助。汪问 蒋是否同意颜的主张？蒋廷黻说若政府已经决定作战，可以用公民投票方式制造舆论，否 则，此举不免幼稚。汪原是亲日派，自然不赞成对日作战，在同意蒋的意见之后，表示颜 并未带回苏方予中国援助的承诺[95]。 一年中两次被国民党政府高层领导人约见，预示着这位自由主义教授将有特殊使命降临。 果然，1934年初，蒋介石再次约他到南昌行营谈话。这次约见，决定了蒋廷黻以非官方代 表身份出访苏联的特殊使命[96]。同年7月，蒋廷黻乘清华放暑假之机，以去欧洲搜集史料 为名，率领一个非正式使团出访莫斯科。临行前，蒋廷黻再次去牯岭面晤蒋介石，接受指 示。蒋介石希望他把出访欧洲的时间尽可能用在了解苏联上；希望他能测探中苏两国合作 的可能性[97]。10月16日，蒋廷黻在莫斯科会见了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副外长）斯托莫 亚科夫，双方对不究既往、面对现实、建立友好关系达成共识。斯氏表示："我们过去和现 在都对中国怀有最真挚的友好的感情，把我们同你们连接在一起的不仅是共同的国界，而 且是对中国人民为争取自由、平等并从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而斗争的深厚感情。"[98] 针对中方对于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的疑忌和干涉中国现行政治经济体制的担忧，斯氏以苏联 和法国、土耳其在外交方面非常友善为例，说明苏联从未梦想法国与土耳其会成为共产国 家，也希望法国、土耳其的朋友不要仅仅为了我们希望和他们建立友好关系就希望我们放 弃共产主义。他强调："一旦苏联政府要与中国建立进一步关系的话，那个中国一定是蒋介 石统治的中国。"[99] 会晤后，蒋廷黻认为"初步试探"已经过去，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他立即将详细情况报告 蒋介石，并建议应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蒋介石对此行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十分满意， 复电表示嘉许[100]。苏联政府的承诺，对面临外患内忧困境的蒋介石集团，确实极为重要 。蒋介石不仅知道了苏联对国民党统治中国的态度，而且对可以获得苏联支持中国抗日的 援助有了信心。蒋廷黻访苏成功，无疑是中苏关系的一个转机。后来，蒋介石委任蒋廷黻 为驻苏大使，显然是为了承袭和扩大这次非正式访问取得的成果。蒋廷黻在秘密访问时与 苏联官员建立的私谊以及他在苏联、德国考察时所获得的知识、经验，都成了蒋介石外交 策略中的重要砝码，使重获转机的中苏关系日渐向正常化和友好方向倾斜。 秘密使命完成后，蒋廷黻继续在莫斯科观光、考察了三个月，然后访问了西欧的一些国家 。其中特别考察了德国在纳粹体制下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状况，会见了德国宣传部长 戈培尔和被誉为纳粹伟大思想家的鲁森伯（Herr Alfred Rosenberg）[101]。1935年3月初 ，蒋廷黻又去英国观光。在英国，他曾与著名学者韦伯斯特（C．K．Webster）、泰奈（R ．H．Tawney）、鲍威尔（Eileen E．Power）以及汤因比（Arnold J．Toynbee）[102]等 有所接触会晤，直到这一年9月，才结束欧洲之旅回到清华。 回国后，蒋廷黻把自己访苏、访欧的观感写成文章，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他在文章中 介绍了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纳粹、自由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冲突，认为最后胜利的一定是 自由主义。他指出苏联与纳粹德国的相似之处更值得人们注意，斯大林羡慕德国的科技进 步，而希特勒则羡慕斯大林的控制方法。他要《独立评论》的读者相信："希特勒是想要用 共产党的策略去反F对D共G产C主义，希特勒可能遭遇的困难是他自己不能够有节制。" [103]这些看法，道出了一个自由派学者对意识形态冲突所持理念的自信，显示出站在世界 权力格局门槛外的旁观者在自由议政时的洒脱和清醒。 可惜这份潇洒没有维持多久，蒋廷黻就被卷进政治漩涡。1935年11月，他被蒋介石召到南 京，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处长。自此开始直到1965年退休，三十年来他一直在国民党 的官场里奔忙。以下是他的任职简历： 1935年12月至1936年10月，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36年10月至1938年1月，任驻苏联大使。 1938年2月至5月，在汉口赋闲，等待新的任命。 1938年5月至1944年12月，再任行政院政务处长。 1944年12月至1947年9月，任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04]。 1947年9月至1961年，任"常驻联合国代表"。 1961年至1965年5月，调任"驻美国大使"[105]。 1965年5月退休，暂住纽约。10月，病逝。 这份简历说明，蒋廷黻已从一般意义上的书生从政变成了真正的弃学从政，从一名大学教 授、自由主义学者，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国家机器的一个部件。这一蜕变，且不说使 他再也难以重温《独立评论》时代自由议政的旧梦，即使想重返大学教席，重操史学旧业 ，也属奢望了。 蒋廷黻之所以会应召出山，一是基于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早在湘潭益智学堂读书时，他 就有了要救中国和使中国富强起来的梦想[106]。大学时代特别是研究生时代，这种爱国之 思已经与专业选择结合起来，有了以所学为国所用的追求，他专攻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真 正有用于政治。他曾说过："我对政治的态度是很正常的。我认为政治并不是专为金钱和荣 耀。对我说，政治只是一种工作，我认为它和教书一样的清高。"[107]了解他的人也说：" 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108]；他"既不自鸣 清高，也不热衷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 、装腔作势……廷黻之出任政务处长及其他职务的动机和胡适之出任驻美大使是一样的：尽 公民的责任为国家服务"[109]。 为国家服务的使命感，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和本色。对于像蒋廷黻那样留学欧美的自 由主义学人来说，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以天下为己任"的影响外，更多的是受到西方精英政 治的理念熏染。他们看惯了西方总统竞选、议员选举等政治机制的运作，视议政参政为知 识分子的当然使命并把自己作为政治精英去关怀国家前途和社会进步。这种特定文化背景 生成的精英意识，使那些留学西方、憧憬政治民主和宪政的自由主义学者，不仅在价值判 断上或是感情理念上，磨平了为学与从政的职业界限，并且在角色定位上，隐隐然自承起 社会良知的贵任。在野时，他们以"讲学复议政"表现自我、超越自我，充当社会良知；一 旦政府征召，便以"书生从政"转变角色、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国家服务并在实现社会改良 中完成政治精英的形象塑造。所以当蒋廷黻随翁文灏南下、向北京的朋友们告别时，"一般 的反应都认为是学者从政"[110]，不但不感意外，反而予以鼓励。胡适作为自由派学者的 人望，更以诗句相赠[111]。后来，他也应邀出任驻美大使。凡此都说明他们对书生从政是 视为理所当然的。 二是基于对中国政局走向的理解和对蒋介石的期望。作为《独立评论》派的主将，蒋廷黻 在渴望国家统一及实现民主宪政的理念上，与自由派学人没有什么不同，但在如何实现统 一、如何建国的方法上，他不同于胡适的自由议会政府的主张。他从历史与现实的考究中 寻绎中国的出路，认为："各国的政治史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建国，第二步是用国来 谋幸福。我们第一步工作还没有作，谈不到第二步。"由此他推断出中国首先需要用武力而 非宪政来统一国家，建立专制政治以巩固国家的统一，然后再建设政治上的民主[112]。基 于这样的理念，他把实现武力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当时最具实力的蒋介石集团身上[113]，期 望由蒋介石领导的南京政府实现分阶段的政治建设。 蒋介石自30年代初期在"围剿"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排除国民党内的异己势力同时，即着手 为南京国民政府物色受过高等教育、具有专业知识的文职官员，以改造官僚结构。他通过 私下接触和公开召见的方法与自由派学人群、银行家、报业家等保持联络并征询政治建设 的意见。这种罗致人才的姿态对处于国难当头、一心想为国效力的各级知识分子，确实具 有相当影响和魅力。不仅是蒋廷黻把他看作"伟人"，即使是胡适也一反以往对蒋介石的看 法，把他看作能挽救华北危机的人物[114]。所以当1935年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南 京召开，蒋介石在五届一中全会上决定兼任行政院院长、改组政府后，立即把他看中的翁 文灏、蒋廷黻以及银行家张嘉璈、报业家吴鼎昌等延入政府，而蒋廷黻也毫不犹豫地受命 就职了。 一开始，他对自己的角色转换似乎并不习惯。在上任政务处长不久即写信给美国历史学者 费正清（J．K．Fairbank）说："就生活而论，我更加喜欢当教授。当我回想起与充当教师 有关的悠闲的生活、书籍和著作之际，有时我不禁潸然泪下。"[115]但很快他就进入角色 ，全身心地投入他自诩为类似法国"内阁政务处首席顾问"、实际上仅仅是行政院兼院长蒋 介石的秘书一类的工作[116]。他称赞蒋介石"甚至比美国历届总统更加新派"[117]。以后 ，工作虽有变动，但他一干就是30年，乐此不疲地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僚。 如果说，蒋廷黻在从政前尽管主张武力统一、拥蒋反共，倡论独裁、缓进民治，但毕竟是 属于无所依傍、独立自由的书生论政。国是人人可议，见解容或各异，自不必舆论一律； 即使是从政以后，他和其他自由派知识分子支持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投身的事业，是为了"共 赴国难"，为了加强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力量而实行现代化，也还不失为是一种政治理想。 但到了抗战胜利以后，特别是蒋介石集团败退台湾、中国政治格局明朗化后，还在为蒋介 石和国民党政府唱赞歌、责骂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 的合法席位，那就是以鲜明的政治倾向宣告与走中间道路的自由派学人群公开分离，蜕变 为国民党的辩护士了！ 那末，学者从政，其幸乎？不幸乎？ 二、蒋廷黻其书 返回目录 1 厚积薄发的"初步报告" 蒋廷黻这本《中国近代史》，写于1938年春夏之交。 1938年，正是国家、民族处于抗日战争危急关头的年代。陶希圣、吴景超、陈之迈三人， 为因战争流离失所的民众和青年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国家前途的关心所感奋，决定编辑一套 《艺文丛书》，每册3万到6万字，约请既有湛深研究，又有全局识见的专家、学者撰写 [118]。当时蒋廷黻正处于已辞驻苏联大使，又未恢复行政院政务处长职掌之际，在汉口赋 闲。编者之一的陈之迈知道他对近代史素有研究，便约他写书。蒋廷黻欣然应约，用两个 月时间写了这本《中国近代史》，同年由艺文研究会作为《艺文丛书》的一种出版发行。 此后，他再也没有做学问的时间和精力，只在官场周旋了。所以这本著作，实际上成了他 学术生涯的一个句号。 关于这本书的写作动机和性质，他在1949年7月为台湾启明书局将之改名为《中国近代史大 纲》重排出版时写的《小序》中有所说明： 我在清华教学的时候，原想费十年功夫写部近代史。抗战以后，这种计划实现的可能似乎 一天少一天。我在汉口的那几个月，身边图书虽少，但是我想不如趁机把我对我国近代史 的观感作一个简略的初步报告。这是这书的性质，望读者只把它作个初步报告看待。[119] 这段话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是他在清华任教时已有写作《中国近代史》的长期规划，准 备十年磨一剑；第二是这部五万余字的著作，是他对中国近代史整体思考的集中体现。 中国近代历史虽仅百年，历时不长但内容极为复杂丰富。十年磨一剑，固然是对复杂丰富 的事件与人物作深入研究，以期写出一部权威的近代通史的需要，也与当时的中国史学界 认为尚未到著书立说的时候这一共识有关，更是蒋廷黻的治学作风所致。客观对象的复杂 性需要作长期研究；学界的氛围不允许注重维护自身学术声誉的学者粗制滥造。1931年， 罗家伦在《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意义和方法》一文中说： 我觉得现在动手写中国近代史，还不到时间。要有科学的中国近代史--无论起于任何时代 --非先有中国近代史料丛书的编订不可。所以若是我在中国近代史方面要作任何工作的话 ，我便认定从编订中国近代史料丛书下手。[120] 罗家伦此说，正是当时一些接受过西方科学方法训练的学者们的共识。所以像简又文、郭 廷以、俞大维、许地山、王重民、刘半农等人，在30年代都非常注意搜集近代史的资料并 在辑佚、考订、编纂等方面下功夫。直到1939年，这种风气还没有过时。这一年，时任中 央大学教授的郭廷以，在自己编写的《近代中国史》第一、二册（计划编写十九册）出版 时，还在"例言"中直言不讳地声称："历史研究，应自史料入手。以近代中国史论，现在尚 为史料编订时期，而非史书写著时期。"他称自己的《近代中国史》只是在史料编排方面" 尽其相当力量"，近似西人之读本（readings），又可称为史料选录或类辑，"绝不以历史 著作自承"[121]。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蒋廷黻期以十年写成中国近代史就很自然了。 从蒋廷黻的治学作风说，他治学严谨，一生著作不多[122]，每有著述，都信而有征，做到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这与他早年受到科学方法训练大有关系。重在积累不作急就章，成 了他治史的习惯；重视史料的编订，不作空头说教，成了他研究的规则。他曾在《近代中 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自序》中说到历史学"自有其纪律"（即研究顺序或研究规则） 时称："这纪律的初步就是注重历史的资料"；"研究历史者必须从原料下手。"[123]在清华 ，为了研究近代史，他千方百计搜集有关第一手资料，读了他在回忆录中关于搜求《文祥 年谱》、《郭嵩焘日记》以及曾国藩信函等的记述，谁都会感动[124]。他的研究，注重史 料，但他不仅没有胡适那样的"考据癖"，而且不愿将历史写成材料的堆砌。事实上，一部 真正意义上的通史，决非只是对史事的客观描述，而是要努力探求历史变迁的内在联系。 所以通史不仅指史事在时序上的先后承继、转合变幻，而且还包括历史文化中各重要问题 的沿革与变迁的理性诠释，即所谓"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要达到这一境界，就像太 史公所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必不得要领。蒋廷黻在1935年离开清华去南京做官时 ，他的近代史研究尚处在进行的过程中，还没有达到融史料与思考于一炉的整合期。他之 所以称这本五万余字的著作为"初步报告"，就是针对这种没有完成整个研究计划、只能算 作对近代史整体思考的一个初步体现，即所谓简略的"观感"而说的。 其实，这本被他称为"初步报告"的著作，篇幅虽小，学术含量却很高。全书从鸦片战争写 到抗日战争前夕，近百年的史事写得深入浅出，好读耐看。内容上没有拘泥于事件过程和 细节的铺陈；方法上从总体把握演变趋势，显示了作者沉潜思辨的写作风格。甫经出版即 广为流传。1938年初版后，次年商务印书馆即印第二版；同年重庆青年书店又重印。40年 代的版本我孤陋寡闻，不知其详。1949年，台湾启明书局以《中国近代史大纲》为书名， 重排出版，蒋廷黻应约写了《小序》。海峡此岸在众所周知的长期沉默后，终于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兴起的思想解放潮流推动下，湖南岳麓书社经陈师旭麓教授的推荐、介绍，于 1987年将之辑入该社《旧籍新刊》重新出版，同时收入了《评清史稿·邦交志》、《琦善和 鸦片战争》、《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从顺治到咸丰》三种论著，合成一册，以《中国 近代史·外三种》书名面世。书首有该社《出版说明》和陈师旭麓教授写的《重印前言》 [125]，书后附有蒋廷黻的女公子蒋寿仁女士写的纪念性文章《欣慰与回忆》。这是改革开 放以来第一个蒋氏《中国近代史》的重刊本，也是该书出版以来的第一个新版本（有所删 节）。1990年，上海书店将此书按1939年商务版重印，收入《民国丛书》第二辑，编为第 75种。现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又把它作为《蓬莱阁丛书》之一，重排出版。个别地方作了 技术性处理。一部学术著作，经历半个世纪以上时间的汰洗而仍备受后人垂青，足以说明 它已为社会认同，成了代表一个时代的学术精品。 一个"初步报告"竟成了传世之作，这恐怕是蒋廷黻所始料不及的。然而，世事总是偶然中 寄寓着必然。如果没有深厚的史学功底，没有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长期积累，没有对近 代史近10年的整体思考，怎么能在图书资料匮乏的情况下，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写出如 此大气、如此耐读的作品呢？可见成功总是与艰辛同步的。厚积薄发，大家之道，信然！ 2 体系结构与分析框架 蒋廷黻是从外交史研究拓展到整个近代史领域的，深知"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 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126]。他的这本著作，即是从外交内政的关系入手，重点论 述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为抵御外敌入侵而改革内政的各种方案，表现了寻求救亡之道的 使命感。他在全书的《总论》里说到此书的写作宗旨： 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 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 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127] 在这种"以史为鉴"、"以史经世"思想支配下，全书以中国学习西方，先后出现的四个救国 救民方案为基本线索，按历史时序将近百年史编为四章二十二节： 第一章共七节，专讲外患。处在"中古"状态的清王朝，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已经"近代化"的 西方侵略者，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接连被西方列强打败而不知民族危机、不思国家内政改革 ，白白浪费了20年光阴。其间，政府官员只以主剿主抚（即主战主和）相区别。主剿者虚 骄自大，主抚者服输而不图振作，"直到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的不同而思 改革"[128]。 第二章共四节，专讲内忧。清王朝遭到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曾国藩领导的 湘军为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战。洪秀全对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十分积极，对于社会革命则 甚消极，"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朝代"，这样的领袖不但不 能复兴民族，且不能成为部下的团结中心。曾国藩在维持清廷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下， 一方面要革新，即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要守旧，即恢复中国固有的美德 。革新与守旧同时举行，这就是他对近代史的大贡献。 第三章共五节，专讲自强运动（即现在所说的洋务运动）的产生、发展和失败。清王朝中 央的恭亲王奕、文祥，从英法联军侵华战争中获得教训，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 事部分，以求"自强"；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认为"欲学 外国利器莫如觅制器之器，用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自咸丰十一年（1861）到光绪十四年 （1888），成立北洋海军，自强事业步步推进，动机是国防。国防近代化牵连到设厂制械 、设学堂培养人材，设船厂、电报局、铁路以解决交通，办招商局、织布厂、开煤矿、金 矿等以解决办国防的费用。自强运动是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 。但又是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结果败在日本人的手里。"甲午之战是 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第四章共七节，分别讲了甲午战后的瓜分狂潮、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军阀 割据和北伐战争，一直到抗战前夕。内容很多，实际上只讲了三个救国救民方案：变法运 动是第二个救国救民方案，方案的主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最后目的是要改成君主立宪； 义和团运动（蒋廷黻仍习惯称为"拳匪"）是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方案，"不过这个方案 是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第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也是我们民族" 惟一复兴的路径"。 上述谋篇布局，第一、二两章是为后面各种救国救民方案的产生作内忧外患大背景式的铺 垫，说明中国若不向对手学习、不图内政改革已经没有前途了；第三、四两章是全书主旨 ，依次论述为抵御侵略、学习西方而出现的四个救国救民方案，从整体上组成一、二两章 为因，三、四两章为果的大因果关系，显得叙事脉络清楚，因果联系明确，通俗易懂，好 读耐看，从写作方法和宗旨看，全书以记事为主而以时序别其先后；不拘泥过程、细节描 述而注重成败得失的分析；它以政治上的"鉴戒"和道德观念上的"垂训"，对治乱兴衰作出 价值判断而为当世社会寻求历史借鉴。显然，这样的通史，完全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 件史为纬、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线性式结构，具有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史学功能，恰恰 切合抗日救亡的需要。 蒋廷黻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 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提供了一个可资参酌的分析框架。 从方法论层面说，历史研究是运用一连串概念去阐述历史发展过程的内在联系，而概念的 诠释功能只有在特定的建构中才能充分显示理论张力。这种由概念建构成的评价体系，往 往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系统。传统史学发展到清末，基本上只是对史料的辨伪、辑佚、 考证、训诂之类的方法，主要不是思辨而是功夫论层面的操作，学者不作观念更新、架构 改制一类的自觉迫求。蒋廷黻曾批评说：中国的史家，往往是"治史书而非治历史"，他们 可以是十分优秀的版本专家，却不能从整体上解释历史。 蒋廷黻自己接受过西方史学的训练和进化史观的影响，注意用实证的方法探求史事的内在 联系，强调史学的训戒功能，并把导师对欧洲近代政治史研究中的"族国主义"，作为自己 观察中国历史和社会的重要理念[129]。他在本书的《总论》中，一开始就从人类文明的发 展是一个整体的进化史观着眼，通过中西文明的对比，得出了西方世界已经具备了近代文 化而东方世界仍滞留于"中古"的结论。由此出发，他抓住了东西方文化冲突的基本态势， 把先进的近代化和落后的中古状态，作为文明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在十九世纪相逢，进而 构建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分析框架：他把中国能否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度过空前难关 、摆脱中古状态的历史主题，把中国人能否接受科学、利用机械、能否接受民族观念以建 设民族国家，作为实现近代化、赶上西方世界的三项主要指标。他说：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 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 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 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30] 蒋廷黻所说的"科学"，既指科学知识本身，又含有科学精神的内蕴，是与"作八股文、讲阴 阳五行"的蒙昧主义相对峙的新的人文精神，属于近代文明的精神范畴；他所说的"利用机 械"，是与仍保持"唐、宋以来模样"的自然经济相对峙的工业经济，属于近代文明的物质范 畴；所说的"民族国家"是与宗法制度下家族、家长制相对峙的政治体制，属于近代文明的 制度范畴。他把这三对范畴作为实现近代化（即西方化）以摆脱中古落后状态的价值评判 体系，恰恰反映了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仍处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急剧转型之中的 现实。为因转型而失衡的社会寻找价值重建的良方，正是当时像蒋廷黻那样接受过西方高 等教育和西潮影响的一代学人，朝思夕虑之所在。他们一方面不得不承认19世纪以来中国 的文明已落后于世界，只有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一方面又隐隐然希望中国回归传统， 寻回失落的富强梦，力图给困厄中的民族和国家指引出路。这种对历史中国的自豪和对现 实中国的自悲所构成的文化情结，不仅是自由派学人群，而且也是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普遍 心态。蒋廷黻以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作为分析框架写的《中国近代史》，在那时影响很大 、流传甚广，原因即在于此。 这样的分析模式与他编纂的近代通史体系是完全契合的：除第三方案即义和团的盲目排外 与近代化历史主题背道而驰外，其余各个方案恰恰是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后，浪费了二十年 光阴才开始从器物层面到制度层面上学习西方，以脱离中古状态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论述救国救民方案推行受阻乃至失败原因时，往往以科学的人文精神 作为评判近代时期中国民众、特别是士大夫阶层的素质与表现的尺度，对国民性乃至民族 性发表了若干发人深思的见解。 他针对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仍不觉悟不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光阴的史实，指出："鸦 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失败后还不明白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 族的致命伤。"[131]这是批评国人昧于世界大势，不思上进的麻木状态和苟且因循。 他在书中问：为什么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失败后就开始维新、改革内政呢？回答说：一是" 中国人守旧性太重"；二是士大夫以传统文化为生命线，"文化的动摇，就是士大夫饭碗的 动摇"，所以他们反对改革；三是"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 、大无畏的精神"[132]，这是批评士大夫在传统文化背景下生成的守旧性、保守性和妥协 性。 他问：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反对自强新政，那么民众是否比较开通？他说："其实民众和士大 夫阶级是同鼻孔出气的"，"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接受近代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133]。这是批评国人愚昧迷信，文化素质低下。 麻木、因循、守旧、妥协、迷信、愚昧等等，这些虽非蒋廷黻在书中的原话，但他的上述 分析所蕴含的潜台词，就是这些话语。只要读一下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 文人有关国民性的文论，就不难发现二、三十年代的自由派学者仍然使用当时的话语系统 来评论国民性。从思潮的统绪上考察，这种批判其实是清末留学生中一度弥漫过的文化自 责思潮的遗风。翻开辛亥革命时期出版的各种留学生报刊，可以发现他们为了唤醒国民性 而批判奴隶性的文章比比皆是。他们指责百姓甘作清朝的"顺民"就是甘作"亡国奴"，说国 人的性质，"曰柔顺，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则为排外之举动，逼于势则为外军之顺 民，总之畏死二字，足以尽之矣"[134]。所不同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激进知识分子，往 往视自己是教育、提挈、领导"下等社会"的先进者，蒋廷黻则不仅对下层社会，而且对"四 民之首"的士大夫都作了无情解剖，把他们一概视作接受近代文明的阻力。而且，他不像清 末留学生那样只是以呐喊来惊醒民众，而是通过对史事的因果推出结论，显得格外深沉有 力。他的国民性评判虽说不无偏颇片面，但对士大夫这种文化精神上的弱点和缺失的展示 ，使人看到了历来被讴歌为"社会良知"的知识阶层之另一面。他把这一面作为近代中国无 法顺利推行近代化的重要原置，客观上教育了抗战时期知识分子担起救亡责任。 诚如陈师旭麓教授所指出："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蒋廷黻在近代史中论述的这些环节， 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反映了近代中国某些实况及其方向的。"[135]这个实况和方向，用蒋 廷黻建构的话语系统来表述，就是：中国在十九世纪已经面对着早已接受近代文化的西方 对手。为了抵御西方列强侵略，处于中古状态的落后的中国，只有向对手学习、改革内政 ，才能有光明的前途。这个学习对手的过程，先是从不彻底的器物层面开始，然后进到学 习政治体制的制度层面，但只有再进到更深层的精神层面，才能真正实现近代化。 3 历史观与方法论评估 从蒋著《中国近代史》可以看到蒋廷黻的历史观即历史本体论，是服膺进化史观的。进化 史观虽然将历史看作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历史是有规律可循的。但进化史 观视文化沿革为史学研究的学问所在，以因果关系作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对历史的理 解往往显得一元化，诠释也因之太线性化。蒋廷黻建构的分析框架，把近代化和中古状态 作为先进和落后两个文化发展阶段，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作为中国接受近代化（西洋 化）的"因"，把学习西方、实现近代化（西洋化）作为中国脱离中古状态，"必致富强"的" 果"。以这种"因果关系"构成近代历史主题，严格地说既忽视了历史发展动因的多元性，又 否定了多样结果的可能性。他的这个分析框架，可以说是后来以费正清为代表的美国中国 学常用的"冲击-反应"模式的中国版，只是没有达到范式化的程度而已！ 在方法论上，蒋廷黻接受的是西方实证史学（即"科学史学"）的训练。实证史学认为历史 研究只有确定史料、构成规律，才能成为科学。蒋廷黻极重视对历史材料的搜求与考订， 但当他寻求规律时只注重因果关系的分析而显得捉襟见肘。因为，因果联系本身是一个无 穷循环：因前有因，果后有果，多因一果，多果一因，在甲为因，在乙为果，彼时为因， 此时为果，因果循环，极难深究。更重要的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历史内在规律的全部，即使 正确分析出史事之间的因果联系，也难说发现了规律。所以因果关系的分析方法，可以适 用于简单、个别的史事间内在联系的分析与探求，很难适用于复杂的、全局性的过程分析 。所以当蒋廷黻在这本著作中涉及到若干全局性、宏观性的史事分析时，表现出简单化、 片面性、牵强附会的缺点。 例如他指出了鸦片战争前中西没有邦交、中国对西洋各国总是以"天朝"自居、把它们视作 藩属的事实，却由此推出了"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这以后，他们 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136]的结论。这显然是混淆了封建宗藩关系和资本主义条约制度两 种不同时代、不同性质的不平等。宗藩关系的不平等，只是礼仪制度下形式上的不平等。 它以藩属国向宗主国朝聘和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册封为主要内容，构成了宗藩间的互动互应 关系。朝聘不是臣服，册封不干涉内政。两者不是统治与被统治，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 西方强加给中国的条约制度，完全是以损害中国主权、破坏中国领土完整、掠夺中国资源 为主要内容的实质性不平等。两者具有不可比性，构不成史实上、逻辑上的因果联系。 又如他认为战前的中国不知有外交，只知"剿夷与抚夷"，政治家的派别划分不过是有的主 剿，有的主抚。据此，他把广州反入城斗争中主张利用民心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 叶名琛，说成是"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上台就是剿夷派抬头"[137]。其实，当时除了 主剿、主抚派外，还有非剿非抚、亦剿亦抚的骑墙者，先剿后抚的转化者。把复杂的政治 态度简单化地以非此即彼分野，是不符合史实又不合情理的；林则徐的主战，是在对手用 武力强加给中国后的反侵略表现，徐、叶的反入城是在条约签订后以民情不允为名的违约 行动；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是用于反侵略，徐、叶的利用民心是用于违约的盲目排外以达 到道光帝"小屈必有大伸"[138]的虚骄目的。同样主剿，出发点和归宿不同，硬把两者扯在 一起，是忽视了两者对外策略的不同性质。 他对国民性的剖析，有很多鞭辟入里之词，发人之所未发或不敢发，但片面性也在所难免 。例如他把鸦片战争后中国未能立即改革内政、起始维新的原因，归之于士大夫守旧，缺 乏大无畏精神。虽然，战后很多人确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 [139]，但"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的[140]，也大有人在。尤其是中小官僚和一般 读书士子，或著书立说介绍外国史地以增强国人对域外风土民情的了解，如魏源《海国图 志》、徐继畲《瀛环志略》、姚莹《康輶纪行》、梁廷枏《海国四说》、夏燮《中西纪事 》；或上书条陈善后事宜，以改变成法防止外敌觊觎。1842年10月，江南司郎中汤鹏上善 后事宜30条，就防范西人之法论及中国必须在军事、吏事、风俗、烟禁、人才、考试等方 面进行改革[141]。涉及面之广，设计之具体，无人能出其右。这是当时京官中最具代表性 的一份改革方案，也是最早把改革内政与爱国反侵略结合起来的方案[142]。在皇帝立意订 约、朝臣噤若寒蝉的特定背景下，敢于独抒己见，没有点"独立法大无畏精神"能行吗？即 使被蒋廷黻批评为阻碍同光时期自强运动的"清流"派士大夫，也非铁板一块，其中最著名 人物之一的陈宝琛，虽非洋务派但不反对洋务事业，虽主张"中学为体"，但并不排斥西学 。他不仅主张中西学问相通，新旧文明相益，而且在倡导西学、引进西技方面躬亲实践、 殚精竭虑[143]。看来把士大夫一概骂倒看似振聋发聩，其实也多偏颇。 蒋廷黻对士大夫的文化批判，正如李敖为《蒋廷黻选集》所作的《序》中说的那样："当然 他所要求于知识界的，是动态、是入世、是事业、是实物、是书本以外、是主义以外、是 文字以外、是'清议'以外、是生产、是事业、是与小百姓同一呼吸。……这种真正的民胞物 与经世致用的精神，才是蒋廷黻的真精神，才是蒋廷黻所要求于中国知识阶级的真精神。" [144] 上述这些简单化、片面性和牵强附会，有的是因体例关系不得已而造成。按《艺文丛书》 要求，每本字数不低于3万，不超过6万，篇幅太少，自不能全面分析、详加展开，只能拣 主要方面写，片面也就难免。有的是历史观方法论本身的问题，用进化史观看待历史，执 着于因果关系的探求，虽然能解释历史的进步，却很难说清进步的动因；虽然能得出合理 的结论，却很难全面、系统地论证。 尽管存在上述缺憾与不足，但蒋廷黻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取得的成绩以及他建构的分析模 式与话语系统，对当时和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1964年时任台北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的郭廷以教授，在评价蒋廷黻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地位时说： 近代中国史的研究，蒋先生是个开山的人。近四十年来，蒋先生在这方面最大的贡献，是 开创新的风气，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带入一个新的境界，特别是给我们新的方法与新的观念 。[145] 其实，早在1939年，郭廷以在自己编纂的《近代中国史》第一册的"例言"中已说过："蒋廷 黻先生于近代中国史之科学研究，实与罗先生（沈案：即罗家伦）同开其风气，直接间接 ，编者亦受其相当影响。"[146] 1965年，人类学家李济教授在悼念蒋廷黻的文章中也说："他为中国近代史在这一时期建立 了一个科学的基础。这个基础不只是建筑在若干原始材料上，更要紧的是他发展的几个基 本观念。有了这些观念的运用，他才能把这一大堆原始资料点活了。"[147] 郭廷以和李济既是蒋廷黻同时代人，又是历史研究的同行，他们的评价不仅极富历史感， 而且充分肯定了蒋对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有开风气、奠定科学基础的贡献。 如果对当代中国史学近20年来的近代史研究稍加回顾，就会惊讶地发现，我们正在致力于 蒋廷黻提出的近代化研究，而且大部分研究者在不同程度上重复蒋廷黻早在60年前建构的 话语系统，乃至使用他那套分析框架，那么对他和他的著作给予重视、进行研究，其意义 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 返回目录 当代中国史学有一个继承传统和革新传统的问题。这在中国近代通史体系的推陈出新上， 尤为突出。 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基本上是一种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这种构架 ，早在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就已初见端倪，中经发育与完善，到50年代末基本定型并 由此逐步形成一整套研究规范，前后经历了半个多世纪。 1 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体系 任何一种新的学术思潮形成，乃至新的学术体系出现，本质上都是社会现实需要的产物； 而每个历史时期的代表作，则又凝聚着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心态。自辛亥以来，中国政局 纷繁复杂，人民生活在社会动乱和连年混战之中，这就迫使人们把观察政局变幻作为观察 国家治乱兴衰的主要动因。于是以政治史作为"资治"的史鉴，也就成了社会共识。1930年 上海太平洋书店出版了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起戊戌维新，下迄南京国民 政府成立和东北军易帜，叙述了30年来中国政局政情转换变化的历史。 李著出版后。在社会上影响颇大，根本上说就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人们渴望从历史上寻求 社会安定之方的心理，一时间，中国出现了一批以政治斗争的因果关系为主线的近代史或 近百年史，如颜昌峣《中国最近百年史》、魏野畴《中国近世史》、孟世杰《中国最近世 史》、李鼎新《中国近代史》等等。其中在学术界影响较著的是1935年商务版的陈恭禄《 中国近代史》上下二册。此书以进化史观为指导，以英雄史观为核心，记述了西学东渐以 来中国政坛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旁及中西文化交汇，学术思想流变、典章制度更易、 内外战争过程、各项主要条约内容等诸多方面。史料丰富，议论多有个性，成了以政治史 为经、事件史为纬的中国近代史构架在萌生时期的第一个代表性作品。 迨至抗日战争起，救亡再次成为历史主题。人们从对国家治乱的一般观察，转向对民族命 运的深沉思考。从而，使初见端倪的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构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 而结束不久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也促使学者们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及其走向进行研究。 于是从30年代后期起，不少学者对中国近代史上限的界定，由往昔西学东渐的追溯，一变 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开端，把视野更多地丛集于反对外来侵略的研究，表现了寻求救亡之 道的责任感。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成了这一时期影响很大的代表作。蒋著《中国近 代史》围绕着中华民族能否走出落后的"中古"状态进入"近代化"，能否废除狭隘的"家族观 念和家乡观念"，组织一个"近代化的民族国家"这一主题，论析了自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前 夕的中国历史，许多论述表现了作者的识见和眼力。若撇开作者的历史观与论点的当否， 单就全书的构架而言，那么这部仅5万余字的近代史，完全是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 以点带面、一线相系的典型作品。它的影响，根本上就是这一构架所体现的史学功能符合 了抗日救亡这一政治需要。 2 "毛-范近代通史体系"的崛起 抗战时期，解放区的史学工作者正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研究近代史诸问题。1939年，毛泽 东和在延安的历史学家合作编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书，作为干部读本，此书 就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对象、动力、前途等一系列问题作了论述。 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尔后的 中国近代史研究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最早阐发毛泽东阶级斗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方法的中国近代史著作，是1947年出版的范文 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这本半部的中国近代史，以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为基本线索，以阶级斗争为历史发展动力，上起1840年鸦片战争，下迄1900年义和团运动 和八国联军侵华。它的出版，标志着阶级斗争史观为指导的"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开始崛起 。 新中国成立后，毛-范体系进入了充分发育的阶段。1954年开始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大讨 论和1956年全国高等学校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学大纲的产生，确立了中国近代史作为一门 独立学科的地位。同时，也使上述毛-范体系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研究规范和近代通史的系统 框架。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指导，以阶级分析为研究方法，以政治是经济的 集中表现为基本线索，以一条红线、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为基本构架 ，旁及社会经济和思想文化，力图揭示自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近代80年 间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显然这个研究规范和通史框架，既是对以往 近代通史以政治史为经，事件史为纬的线性结构的继承和扬弃，又是完全对毛泽东的历史 观和研究方法的诠释与阐发，是毛-范近代通史体系发育成熟的表现。 反映这一体系的第一部代表性著作，是1958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林增平编著的《中国 近代史》，而真正使这个体系得以形成社会共识的，则是出版于1981年胡绳《从鸦片战争 到五四运动》一书。在此期间和以后出版的数量众多的中国近代通史著作和教材，只有肥 瘦的不同，在体系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别。 这样，由毛泽东奠定，经范文澜阐发，到胡绳最终完成的中国近代通史体系，成了当代中 国近代史的传统模式，由此建立的系列近代通史研究规范，也逐步得到学者们的认同和遵 循。 3 历史新时期中的史学改革潮流 我认为在近代通史中重视政治史研究，既是中国史学的一个优良传统，也是阐明历史发展 脉络所必须。一部"二十五史"，本质上都是从国家兴亡治乱中寻求历史教训和借鉴，即所 谓"以史资治"、"以史为鉴"，所以政治斗争和政局变幻，一直是历代史家注目之所在；从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说，政治斗争不仅关系到社会阶级力量的消 长配置，而且也直接间接地反映了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在通史研究中重视政治斗争，尤 其是阶级斗争对推动历史发展的作用，是应该而且必需的。 问题在于以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势必忽视其他社会力量对历史发展所起的 作用；以阶级分析代替一切，容易忽视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以"三次革命 高潮"作为近代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既难涵盖革命以外的社会改革运动，又难反映丰富多 彩、万象杂陈的历史内容。所以传统的中国近代史体系之缺憾，一是太重政治而轻其他， 结果是只见国家没有社会；二是过分强调阶级斗争而忽视其他社会力量，结果是多元发展 的历史成了一元化的线性公式。 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中上述两方面的缺憾，涉及到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首先在历史 观上，究竟历史发展的动力只是阶级斗争一种还是社会合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一 观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其次在方法论上，究竟历史发展是一元化的 线性运动还是多元化的发展道路？历史发展有没有所谓基本线索？再次是太平天国和义和 团运动是不是革命？由此引伸出什么叫革命？戊戌维新是改良范畴还是革命范畴？由此引 伸出改革与革命的界限及两者的关系："三次革命高潮"作为近代80年历史发展的基本框架 ，如何估量洋务运动、维新运动、立宪运动等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上述传统体系存在的问题，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创的思想解放潮流下，都被学者们尖锐地 提了出来。这就是： 1979年10月23日，《光明日报》史学版发表了有关"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到1983年底， 各种报刊共发表了300多篇文章，围绕着一元化动力还是多元化合力、各种动力的相互关系 中阶级斗争是不是最根本的动力、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是否可以作为动力这三大问题进行 了针锋相对的争论，对传统体系以阶级斗争为唯一动力和由此而来的大力歌颂农民起义与 农民战争的研究现状提出了质疑。 1980年李时岳在《从洋务、维新到资产阶级革命》一文中，提出了农民战争、洋务运动、 维新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四阶段"说，强调了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并以此对"三次革命高潮"说作了修正，结果由此引发了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 旷日持久的大讨论。 1981年，刘大年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从何处突破》一文中，主张以加强经济史研究为突破 口，作为弥补单纯把政治史作为主线的缺陷。 1984年，黎澎在《历史研究》第5期上发表《论历史的创造者及其它》一文，对长期以来被 奉为马克思主义经典原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这是苏联 哲学家对《联共布党史》中某些观点的引伸和误解，始作俑者是尤金；而中国的马克思主 义者不仅对之深信不疑，而且一变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其实，马克思、恩格斯、 列宁并未说过这种话，他们只说了"人们自己创造着自己的历史"，所以只讲英雄创造了历 史固然不对，提出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有片面性。历史是人人的历史，所有 人都参与了历史的创造。 所有这一切质疑、争论，汇成了一股史学改革的潮流，反映了学术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创的新的历史时期中，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主义，重新审视传统体系和研究 规范的成就与不足，希望建立与新时代相适应的，真正能够反映近代历史全部面貌的通史 体系。 4 《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正是上述史学改革潮流的产物。 早在1979年，陈旭麓先生发表了《农民起义与人口问题》，把中断了几十年的社会史研究 率先引进近代史研究领域。1980年，他在为《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一书所作的序言里，第 一次以"新陈代谢"的命题来概括近代中国社会的急剧演变。1986年他又在《略论中国近代 社会史研究》一文中，对传统的近代史体系之成就与不足发表看法，提出了"通史总是社会 史"的著名见解。 "通史总是社会史"，显然是针对"通史总是政治史"，"通史总是事件史"，"通史总是阶级斗 争史"，"通史总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史"说的。此说一出，使学术界深为振奋，意识 到就反映近代社会的全貌言，加强社会史研究对突破传统体系的结构框架不失为一种新思 路。从1979年起，经过将近10年的思考、研究和教学实践，陈先生终于写出了《近代中国 社会的新陈代谢》一书初稿。先生谢世后，经由门弟子杨国强、周武整理，于1992年正式 出版面世。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是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代表作，也是史学改革潮流中出 现的第一个近代通史的新体系。 重视社会史研究，原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中国古代史学典籍中就有大量的社会经济和 社会生活的记述，至于文集、笔记、宗谱、日记等私家著述，更不乏此类内容。自本世纪 初到40年代末，不少学者对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做过专门研究和专题调查，出版了有关家 族社会、宗法制度、官僚政治、行会组织、会党教门，乃至婚姻、服饰、风俗、礼俗、妇 女、娼妓、农村生活、村社组织等大量著作。但是，以往的社会史论著，既未与通史研究 融汇贯通，又偏向于诸如衣食住行等琐碎问题，迷失了历史学整合的本性，不仅不能反映 历史变化的根本，而且看不出社会变迁的脉络，难以反映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社会面貌。 《新陈代谢》第一次把社会史的内容与通史研究汇融于一炉，着眼于社会结构、社会生活 、社会意识在重大政治事件和外来侵略、东西文化碰撞冲击下的转轨、变异与回应，既复 原了重大事件之外诸如宗族、行会、人口、移民、帮会、教门、习俗、风尚、城乡人民的 生活状况等被传统体系所忽视而为通史所应有的内容，又把这些内容连同经济结构、文化 学术、价值观念、社会思潮，置于中国被轰出中世纪后，怎样通过"外来变为内在"的自我 更新机制，艰难而有限度地一步步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的嬗变 过程中，考镜其源流，寻绎其流变，分析其性质，论述其影响。这样，社会生活藉社会性 质的巨变而显示出不同于中世纪的变易；社会结构因重大事件的冲击而显出了震荡的深度 ；社会意识在中西文化两极相逢中，怎样结合出了不同于传统又包涵着传统的价值取向、 思想主张、奋斗目标、社会心理。原本琐碎的社会史内容在重大事件的整合下成了社会变 迁的血肉，近代通史不再只是偏枯干瘦的骨架；社会史特有的结构研究被引进通史研究， 近代史不再是只见阶级斗争而无其他社会层面的活力，其中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组织，以 工商业为基础的行会组织，以游民阶层为主体的帮会组织这三种社会结构在近代社会变迁 中的脉络清晰可辨；学习西方与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历 史事件的正负作用不再是只用阶级分析的一种方法作出价值判断，洋务运动、维新运动、 立宪运动乃至清末新政中假维新包含的真改革，都在"外来变为内在"的思辨体系中占有一 席历史地位；历史发展不再是一元化的线性运动，"三次革命高潮"被多元化的合力所取代 ，革命与改良各自在合力的矛盾运动中得到了正确的定位。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半殖 民地半封建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长卷。 5 《新陈代谢》与近代史传统体系 《新陈代谢》作为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的一种新通史体系，仍然包含着传统体系的合理成 分而有所拓展革新。 从历史观的统绪上说，它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依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阶级 斗争观和阶级分析方法并没有被抛弃，只是扬弃了以往研究中的简单化、片面化和公式化 的幼稚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统一学说，仍是全书分析近代社会经济推陈出新通向 近代化的理论根据，只是克服了以往片面强调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只有阻碍作用，揭示出 它同时有着自我调节机制、有限度地容纳甚至促进新生产力的一面，进而说明先进的生产 力被纳入旧体制后就会以其特殊的能量在旧体制内"发酵"而为突破旧体制奠定基础；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被运用来分析欧风美雨影响下社会思潮、社会文化心态怎样走出传 统又反映传统的特点和表现。所以《新陈代谢》的新体系本质上又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传统 的继承和发扬。 从方法论说，它既承袭了传统史学固有的因果联系分析方法又借助"辩证思维"，以历史辩 证法的思辩方式把历史逻辑和哲理思辩完美地结合起来，对近代史上诸如爱国与卖国、革 命与改良、西化与化西、新学与旧学、中体与西用、专制与民主等重大问题作了精到的分 析，站在历史哲学的高度，揭示了社会转型过程中两者的范畴、矛盾、交融和转化，从而 真正写出了近代社会形态的特殊性和过渡性。 从体系的构架看，它没有忽视政治史和重大事件在历史进程中具有阶段性的界标意义，而 是进一步把这些阶段性的事件和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社会意识、社会生活的变化整合而 成一个反映社会全貌的整体，从而突破了两个过程、三次革命高潮、十大历史事件的传统 模式。它以中国社会从古代封建社会到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转型和走向近代化的艰 难过程为近代史的主线，以重大事件（包括政治斗争）冲击影响下的社会结构，诸如社会 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意识，包括社会思潮和思想主张、社会 价值观念和文化心态，社会生活，包括社会习尚、城乡差异、生活样式等的变迁为辅线， 组成纵横结合、前后呼应的构架；突破以重大历史事件描述为主的写作方法，采取史论结 合、融文史哲为一体的思辩方法，从宏观上展示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历史面貌。 由此可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建构的近代通史新体系，基本上是个介于传统 与革新之间的体系。它既与马克思主义的史学传统一脉相承，又以社会史会通近代史而显 出了自己的特色。作为回应历史新时期史学改革呼声的第一个代表性的作品，它的意义不 仅在于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可以借鉴、参照甚至可以选择的新思路、新体系和新框架，而 且在于昭示：一个新体系的诞生和传统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学术上的民族虚无主义是不可 取的，只有在真正理解传统之后超越传统，革新才有生命力。这就是当代中国史学发展的 路向。 作者附记：本文写作过程中，承顾卫民教授提供有关蒋廷黻的传记资料，谨致深切谢意。 注释 返回目录 [1]《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收录了1822年（清道光二年）至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 ）中外交涉的重要文献共799篇。1931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上卷，1934年11月出版中卷 。下卷未见出版。台湾商务印书馆于1969年、1970年分别再版上、中卷，也未见出版下卷 。估计蒋廷黻在1935年弃学从政后，已无时间与精力编完下卷。 [2]陈旭麓：《重印前言》，《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书社1987年版，第6页。 [3]、[6]蒋廷黻口述、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以下简称《回忆录》），第一章： 《我的先人和老家》，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该回忆录是蒋廷黻于1965年 退休后，应美国哥伦比亚"中国口述历史学部"之邀，口述生平经历的结集。原稿系英文。 台湾《传记文学》杂志从哥大购得英文原稿，约请谢钟琏译成中文，在该杂志分期连载， 并于1979年出版单行本。 蒋廷黻传记，迄今为止惟有陈之迈著《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书，但写得过于简略，这 使我在写作本文时深感棘手。幸好有他的回忆录可资利用，才多少感到踏实点。这也是本 文在涉及蒋廷黻经历及家世等时，经常使用《回忆录》及陈之迈《志事与平生》的原因。 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能做中国文化人的口述历史，真是件大好事；类似蒋廷 黻这样的《回忆录》，还有《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注，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出版 ）等。据唐德刚先生说，哥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曾访问中国名流十余人，"因为受访者的教 育背景、工作习惯、故事内容均各有不同，加以受派前往工作的访问人员的教育背景亦悬 殊甚大，所以各个人的'口述历史'的撰录经过也人人不同。其中纯洋式的则采取西人'口授 '（dictation）的方式；纯中国式的，则几乎采取一般茶余酒后的聊天方式。介于二者之 间的，则往往是受访者以中文口述，访问人员直接以英文撰稿。"（见《胡适口述自传》第 三章第[12]注释，华东师大版第46-47页） 三年前，笔者与复旦历史系若干同仁通过余子道教授的联络，也曾接受哥大中国口述历史 学部委托，做过中国现代史上的几个课题，如《日伪时期上海的"跑单帮"》等。采取的方 法是请当事者座谈、同步录音，然后根据录音整理成中文，并作该专题的中文历史报告（ 有如座谈会综述）。完成后即将座谈会录音带、音带的中文整理稿及综述报告都交给了哥 大"中国口述历史学部"。1996年，笔者参加在广东召开的"孙中山与中国近代化"国际学术 讨论会，见到吴相湘教授时，吴老先生希望复旦历史系继续参与这项有意义的工作。 [4]《回忆录》第二章：《家人和邻居》，第11页。 [5]蒋廷黻说："大伯父为人很文弱。他早年就吸鸦片烟。我常看到他一榻横陈，喷云吐雾 。"见《回忆录》第一章，第6页） [7]蒋在《回忆录》中说："家父也是一个实事求是的人。他认为经商是一种很好的职业， 因为经商可以过正经而快乐的生活。如果他说话能算数的话，他就会要我哥哥和我到店里 去当学徒，将来做个生意人。"（第一章，第5页） [8]蒋的继母是位寡妇，娘家颇富有。嫁过来后曾生过一个女孩，3岁时夭折了。蒋对继母 的称颂在第三章中有好几段内容。 [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页。 [10]事见《回忆录》第四章：《新学校、新世界》，第27页。蒋的二伯父十分了得，从《 回忆录》中可以看出，他比蒋的父亲更见多识广，也更关心侄辈的功名。没有二伯父对蒋 学业的关注，蒋廷黻不可能有今后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进私塾读点书后终老乡里。 [11]蒋廷黻加入基督教，并非因为宗教狂热，而是有感于教徒对社会公益事业的热忱关怀 。他在《回忆录》中说过自己做基督徒的经过："我应该再补充一下，在湘潭美国教会学校 念书时的最后一段生活。信基督教的问题我是从未考虑过。我当时十六岁，对基督教的教 义知道得很少，而且成为基督教的倾向也很小。但我在湘潭参加长老会的聚会已有五年之 久。凯卜勒博士、杜克尔博士、温德堡博士（沈案：凯卜勒是位传教士，后两人是湘潭长 老会医院的医生），特别是林格尔夫妇，他们的热心以及对社会福利事业的关怀，使我深 受感动。于是我想一个对人类深具影响力，又能使很多教士热心公益的宗教必然是一种好 宗教。经过这一番推理，我最终答应林格尔夫人受洗，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经过。"（《回 忆录》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第43-44页） [12]《回忆录》第五章，第38页。 [13]蒋廷黻自述去美留学的想法，有一段令人费解的文字："林格尔夫人对学生们说，恐怕 革命后要有一段混乱时期，为了安全，她决定关闭学校。她要我们暂时回家，她也要暂返 美国。当时我才十六岁，如果说参加革命，又太年轻，如果说静止不动，又嫌太大。我当 时回忆麦尔斯通史中所述的法国和美国革命，我想：难道说要我枯等七年或者甚至二十五 年，静待革命过去才读书吗？不，这样不行。我想：最好的主意是随林格尔夫人到美国去 读书，待革命过后再回中国。我认为我的想法妙极了。当我告诉林格尔夫人我的想法时， 她问我：'你家人同意你随我到美国去吗？他们能供给你必需的费用吗？'我非常高兴她这 一问，因为这说明她同意我的计划。"（第五章，第42-43页）这段文字的费解在于他赴美 留学和当时的中国革命有何关系没有说清楚。从字面意义看，好像他怕革命从动乱到成功 的时间太长，迫不得已才去美国读书的。其实是，他在教会学校中对美国早已有强烈向望 。正如费正清所说："在实际进程中他终于美国化了。他的老师，即林格尔夫人（Mrs. Jean Lingle），几乎成为他的养母，他也成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怀着极为强烈向往西方 的愿望。"（[美]费正清著、陆慧勤等译：《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第98页）既然是早已向望去美，为什么又要与辛亥革命乃至法国革命、美国革命扯在一起 呢？我们当然不敢说他隐瞒了原始思想，但至少可以说回忆录常常会有太理性化的特点。 这也是我为什么把大段原文放在注释里而不作正文的原因。 [14]蒋廷黻去美经费是从靖港的店铺中向二堂兄借的。从《回忆录》的叙述内容看，他去 美国并没有告诉父亲与二伯父。最初，他和林格尔夫人一起从湘潭顺流而下到上海。但到 上海后，林格尔夫人突然变卦，不再返回美国而要回湘潭继续办学，并要蒋同回湘潭。蒋 当时认为已经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不能半途而废，"不论林格尔夫人回不回湘潭，我都要 去美国"。于是在林格尔夫人安排下，他从上海出发，只身赴美。以上均见《回忆录》第五 章。 [15]《回忆录》第六章：《留美初期》，第54页。 [16]他的女儿蒋寿仁在《欣慰与回忆》一文中写道："我在纽约读大学时，父亲常回忆他在 美国读书的情形。他初到美国，在一个小城的中学半工半读，一切没上轨道，就生了一场 大病。那时候，他英文会话还有困难，又没有钱，是小城的社会力量照顾了他，因此父亲 很看重他们，这也是父亲在青少年时代对基督教教义发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见岳麓 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98页。） [17]蒋廷黻在大学期间修过化学、生物学、植物学以及心理学、进化论等课程。 [18]、[20]《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页及第59页。 [19]《回忆录》第七章，第62-63页。俾斯麦（1815-1898），德国政治家，曾任普鲁士王 国首相和德意志帝国首相。推行"铁血政策"，发动丹麦战争、普奥战争和普法战争，统一 了德意志。1871年参与镇压巴黎公社。推行大陆政策，确立德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1890 年去职。著有《回忆录》。 加富尔（1810-1861），意大利政治家。曾任撒丁王国首相和意大利王国首相。1855年联合 英、法、土耳其发动抗击沙俄的克里米亚战争。1859年又联合法国发动对奥战争，收复伦 巴第，但又将尼斯等地割让法国，换取意大利北部的统一。1861年合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成立意大利王国。 马志尼（1805-187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袖。早年曾加入"烧炭党"，后被驱逐出国， 1831年在法国马赛创立"青年意大利党"。策划并领导1848年意大利革命，成为1849年罗马 共和国三头政治的领导人之一。意大利革命失败后，仍积极为意大利统一而坚持斗争，并 支持加里波第对西西里与那不勒斯的远征。著有《论人的义务》等。 加里波第（1807-1882），意大利民族独立运动领导人。早年当过海员。参加过"意大利青 年党"。1843年起义失败后流亡南美，参加巴西共和党人起义和维护乌拉圭独立的战斗。 1848年回国后领导保卫罗马共和国的斗争。1860年率领"红衫军"解放西西里和那不勒斯， 后将两地与撒丁王国合并。曾两度组织反对教皇统治罗马的军事斗争，都告失败。著有《 加里波第自传》。 [21]、[22]、[23]《回忆录》第七章：《四年美国自由教育》，第62-63页。 [24]欧伯林学院的中国留学生人有20多名，在当时算是留学生较多的学校。蒋廷黻说："在 欧伯林的其他中国学生，大部分均较我年长，中文也较我好，但对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原 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认为实验室工作困难。"（见《回忆录》第七章，第60页） [25]《回忆录》第八章：《赴法插曲》，第65页。 [26]、[27]蒋廷黻说："我对一向主张全世界人民自决的威尔逊，实在不解，何以他竟违背 了他自己的原则"；又说："不过，我想威氏此举必有不便公之于世的充分理由，也说不定 。"（均见《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前一句是他对威尔逊的怀疑，后一句明显是为美国 政府的弱肉强食外交辩护。 [28]1917年北洋政府决定参战后，按照与协约国达成的一项协议，招募了十五万劳工前往 法国，有的在兵工厂工作，有的配属盟军担任兵工。其中隶属于英军的有十万人，法军的 有四万人，美军的有一万人。蒋廷黻加入由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组织的"哥伦比亚骑士队"， 到法国战地中国劳工营中去鼓励士气。 [29]《回忆录》第八章，第72页。蒋廷黻在巴黎期间，国内已经发生"五四运动"。对此， 蒋在《回忆录》中并未提及，也未作评论。 [30]《回忆录》第九章：《哥大研究与华盛顿会议》，第73-74页。 [31]詹姆斯·鲁滨逊（1863-1936），毕业于哈佛大学。1890年在德国弗赖堡大学获哲学博 士学位。在德期间深受该国"新史学"思潮影响，回美国后竭力宣传"新史学"主张，成为美 国"新史学派"开山祖。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189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后 又任美国历史学会会长。1919年，在纽约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编辑《美国历史评论》 杂志。著有《西欧历史导论》、《文明的考验》，编有《新史学》论文集等。其中《新史 学》书，我国商务印书馆于1964年出版中译本。蒋廷黻就读哥大时，他正忙于创办社会研 究新书院，所以没有能听他的课。 [32]关于美国"新史学"派的基本主张，可以参见张广智教授的著作《克丽奥之路-历史长河 中的西方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33]《回忆录》第九章，第78页。 [34]、[35]、[36]参见蒋廷黻《中国近代史》第三章：《自强及其失败》；《总论》；另 见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7页。 [37]、[38]、[3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4 页。 [40]同上书（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6页。 [41]同上书（三），《传记文学》八卷五期，第43页。 [42]、[43]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1页。关于"中国留美学生 华盛顿会议后援会"的活动，陈翰笙：《四个时代的我》一书中也有回忆，但文中没有提及 蒋廷黻，就像蒋的回忆录中也未提及陈翰笙一样。见陈书第24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 版。 [44]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五），《传记文学》九卷一期，第25页。蒋廷黻 五岁时，由母亲作主和邻村贺姓之女订婚。在美攻读大学期间，他一再写信给家里要求解 除婚约，直到临近毕业时婚约正式解除。蒋在大学里有过一位名叫凯塞琳的美国女友，但 最终没有结秦晋之好。蒋廷黻和唐玉瑞的婚姻在抗战胜利后不久便告破裂。与唐离婚后， 他与沈恩钦女士在纽约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45]蒋廷黻在私塾里曾读过《三字经》、《四书》、《五经》等典籍，后来一直没有接触 传统学问，所以他自知"国学基础很差"，便从六岁时在乡间所读的书开始温习，重读《四 书》、《五经》。 [46]马士（1855-1933）美国人，生于加拿大。1917年入英国籍。1874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后 考入中国海关。1877年任天津海关帮办，次年调北京总税务司署任职兼任京师同文馆英文 教习。1879年调任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帮办，1883年回华任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助手。 1885年后曾一度脱离海关帮助李鸿章整顿轮船招商局。1887年回海关，历任上海副税务司 、北海副税务司、淡水副税务司、龙州、汉口、广州税务司。1909年退休。著有《中国泉 币考》、《中朝制度考》、《中国公行考》、《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东印 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五卷），《太平天国纪事》等书。其中《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第一卷出版于1910年，第二、三卷出版于1918年，是美国各大学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最 风行的教材之一。此书已由张汇文等译成中文，于1957-1958年由三联书店出版。1963年改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47]、[51]《回忆录》第十章：《革命仍须努力》，第95页；第97页。 [48]据陈之迈说：哥大设有历史研究法一科，为历史研究生所必修，主要内容是教导学生 如何判别、使用史料；在写作博士论文时指导学生怎样选择、编排史料。蒋廷黻在哥大时 受过这种严格训练，回国后即应用于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见《志事与平生》（一），《传 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 [49]早在1914年，上海华昌印刷局就曾出版过刘彦编著的《中国近时外交史》一书。1926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曾友豪编著《中国外交史》，1928年南京外交研究社出版王正廷《中 国近代外交概要》，都比蒋廷黻《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出书早。 [50]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5页。另见李济： 《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52]《回忆录》第十一章：《国内游历》，第119页。 [53]清华大学的前身可以追溯到1909年（清宣统元年）8月建立的游美学务处肄业馆。这个 机构是为利用美国退还庚子赔款余款，选取学生赴美留学前进行训练而设立的。1911年改 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成立正式大学，校长仍由外交部委任。1928年改为国立，由外交部 与教育部双重领导。 [54]罗家伦：《坛坫风凄》，《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32页。 [55]参见[美]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二部第八章《学术界的发 展》，第42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56]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回忆录 》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4页。 [57]《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4-125页。 [58]《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59]、[60]、[61]《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30页；131页；121页。 [62]有关蒋廷黻在清华期间收集史料的情况，《回忆录》第十二章中有详细、生动的描述 。 [63]、[119]见岳麓版《中国近代史·外三种》第124页；第9页。 [64]、[65]《回忆录》第十二章，第129页。 [66]、[67]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1页。 [68]清华教授住宅集中于三处：北院、南院、新南院。蒋廷黻住北院，与蒋同住北院的有 哲学系金岳霖，政治系张奚若、钱端升，物理系萨本栋、周培源等人。北院七号为物理系 教授叶企孙和经济系教授陈岱荪两家的住宅，是清华教授常于饭后小聚之处。蒋廷黻称之 为"非正式的俱乐部"。 [69]《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39页。 [70]、[71]、[72]、[73]《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7-139页。 [74]《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8-139页。 [75]蒋廷黻：《我所记得的丁在君》，《蒋廷黻选集》，第6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再版本，第1085页。 [76]《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7]关于创办《独立评论》一事，胡适在其所著《丁文江传》一书中有一段文字："《独立 评论》是我们几个朋友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 。当时北平城里和清华园的一些朋友常常在我家里或在欧美同学会里聚会，常常讨论国家 和世界的形势。就有人发起要办一个刊物来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 在君（沈案：丁文江字在君）和我都有过创办《努力周报》的经验，知道这件事不是容易 的，所以都不很热心。当时我更不热心……"（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119页） 可见，胡适最初对办《独立评论》既非首倡，也不赞成。除胡适外，丁文江也是不热心者 之一。但蒋廷黻在《回忆录》中称第一个给他的提议"浇冷水"的是陶孟和，胡适也反对， 但没有陶那样激烈。蒋廷黻不仅没有提到丁文江，而且说他是个支持者："过了一周，任家 约我和另一些人到他们家中去吃饭。我又提出办刊物的想法，他们又和过去一样表示反对 。但出我意料的，丁文江倡议：为了测量一下我们的热忱，不妨先来筹募办刊物的经费…… 他提议我们每人每月捐助收入的百分之五……"（《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39页） [78]、[79]胡适：《丁文江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页；122页。 [80]、[84]、[85]《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0页；141页；142页。 [81]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82]《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4页；《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 6-7页。 [83]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31日）。 [86]、[87]、[89]蒋廷黻：《国民党与国民党员》，《独立评论》第176号（1935年11月10 日）。 [88]蒋廷黻：《陈果夫先生的教育政策》，《独立评论》第4号（1932年6月12日）。 [90]胡适：《中国政治出路的讨论》，《独立评论》第17号（1932年9月11日）。 [91]《大公报》，1902年6月（清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创刊于天津。日报，创办人为英敛之 。社址设于天津法租界狄总领事路。1916年由安福系财阀王郅隆接办，1925年11月27日停 刊，是为早期的《大公报》。1926年9月1日起，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合作接办，在 中小资产阶级及知识分子中有广泛影响。曾增出上海、汉口、长沙、重庆、桂林、香港等 版。1949年2月天津解放后，《大公报》改名《进步日报》；上海版《大公报》则仍继续出 版。1953年元旦，《进步日报》与上海《大公报》合并为天津《大公报》。1956年10月1日 迁往北京。1966年9月10日停刊。 [92]、[93]、[94]、[95]《回忆录》第十三章《〈九一八事变〉与〈独立评论〉》，第145 页；146页；146-147页；148页。 [96]关于蒋廷黻访苏一事的前因后果，石源华教授所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有很好说明 。见该书第520-5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97]、[99]、[100]《回忆录》第十四章：《赴俄考察与欧洲之旅》，第153页；155页； 156页。 [98]《苏联外交文件》第17卷，第641页。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520页。 [101]鲁森伯（通译罗森堡，1893-1946）生于勒伐尔（今爱沙尼亚塔林），曾就学于莫斯 科大学建筑系，1917年离校，翌年去德国，1919年参加纳粹党，参与啤酒店暴动。后长期 从事新闻出版事业。1930年成为联邦议院议员。希特勒上台后为其制定外交政策。1941年 起担任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积极推行日耳曼化政策。德国战败后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 庭判处死刑。著有《未来德意志对外政策指南》、《二十世纪的神话》等书多种。 [102]韦伯斯特（1886-1961），英国历史学家，曾任不列颠学院院长、历史科学国际委员 会副主席。 泰奈（通译托尼，1880-1962），英国经济史学家，伦敦大学教授，参加工党，并为费边社 社员。对资本主义生产方法、圈地运动、英国乡绅阶级的兴起等均有著述。所著《中国的 土地与劳工》一书，其最后一章为泛论中国的政治与教育。蒋廷黻将这一章全文译出，分 两期在《独立评论》上发表。 汤因比（1889-1975），英国历史学家，历史形态学派的代表人物。牛津大学教授，一度任 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著述甚丰，代表作为《历史研究》12卷本，阐述世界文化 演变历史，在西方有广泛影响。 [103]蒋廷黻在《独立评论》上共发表了9篇《欧游随笔》，其中《经过"满洲国"》（第123 期）、《车窗中所看见的西比利亚》（第124期）、《观莫斯科》（第125期）、《观列宁 格勒》（第128期）、《赤都的娱乐》（第132期）、《出苏俄境》（第138期）、《俄德的 异同》（第139期）等8篇，收入由李敖主编的《蒋廷黻选集》，台北文星书店1965年版。 本文所引原文，见《回忆录》第十四章，第170页。 [104]蒋廷黻参与善后救济工作早在1943年即已开始。该年10月5日，行政院议决由蒋廷黻 任出席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议代表。11月30日，蒋廷黻当选为联合国善后救济会远东区委员 会主席。1944年4月任善后救济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但这些都是兼职，直到行政院于12月 设立善后救济总署时，蒋廷黻才真正从政务处长转任救济总署署长。 [105]蒋廷黻于1961年调任"驻美大使"时，仍兼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直到1960年才停止 兼任。 [106]据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他在益智学堂读小学时，"念书之外，同学和我常作白 日梦，其中最重要的一种是救中国。我们幻想许多使中国富强的方法，为了神圣的救国使 命我们还把工作分配好。就回忆所及，我常任军事领袖，目的是训练军队打败入侵的外国 人。其他同学有的从事教育，有的从事财政，有的从事农业。"见第五章：《教会学校时期 》，第40页。 [107]《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5-146页。 [108]沈怡：《〈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序》，《传记文学》九卷五期，第8页。 [109]陈之迈：《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六），《传记文学》九卷二期，第33页。 [110]《回忆录》第十五章：《行政院政务处长时期》，第173页。 [111]胡适雄诗两句："寄语麻姑桥下水，出山还比在山清。"因这两句诗，后来蒋廷黻曾用 过"泉清"的笔名。见《蒋廷黻的志事与平生》（一），《传记文学》八卷三期，第6页。 [112]蒋廷黻：《革命与专制》，《独立评论》第80号（1933年12月10日）。 [113]参见《回忆录》第十三章第149页有关对蒋介石南昌行营的军事、政治、财经措施的 描述，费正清指出：在蒋廷黻看来，"问题不在于懂得做什么，而在于把该做的事做完。他 宣称支持一个强有力的、甚至是独裁的领袖，这样的人物只有蒋介石才能当之无愧。"（《 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101页） [114]据《胡适的日记》（手稿本）所记，1933年3月3日，因热河危机，胡适约丁文江、翁 文灏致电蒋介石，望蒋能亲临指挥、挽救热河；3月13日，胡适与丁文江、翁文灏、刘子楷 等去见蒋介石。参见章清：《胡适派学人群与现代中国自由主义的趋向》，《史林》1998 年第1期。 [115]、[117]《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页。 [116]有关行政院政务处的职掌，蒋廷黻在《回忆录》中说得很清楚。他说："行政院是中 国最高的行政单位。由于蒋委员长兼任院长，所以需要秘书人员辅佐他。秘书人员分成两 部分：一部分是以秘书长为首，下有秘书十名。另一部分以政务处长为首，下有参事十名 。就理论说，秘书长是协助院长执行政务的，而政务处长是替院长拟订政策的。"（第十五 章，第172页）当时，地质学家翁文灏担任秘书长。虽然作为政务处长的蒋廷黻，在公事上 是与翁平行的，但翁年长于蒋，在经验声望各方面都是"老大哥"，所以蒋廷黻"一开始就把 政务处作为翁的附属单位，尽量采纳他的意见。"（同上，第173页） [118]参见《艺文丛书总序》第1页。 [120]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1册《引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1页。 [121]同上书、册，《例言》第1页。 [122]这里所说蒋廷黻一生著作不多，是指他的学术论著不多。1965年，台北文星书店在蒋 廷黻逝世不久，即出版《蒋廷黻选集》1-6册（李敖作序），共收录蒋廷黻文论167篇。 1978年这套选集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再版，除删去李敖序文外，其余均照初版排印。笔者所 据即传记文学出版社版本。 [123]《蒋廷黻选集》，第1册，第45页。 [124]《回忆录》第十二章：《清华时期》第126-128页。 [125]陈师这篇《重印前言》，先以《中古·近代化·民族惰性》为题，发表于1986年6月16 日《文汇报》。 [126]、[127]、[130]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章》：《总论》，岳麓版第13页；第11 页。 [128]同上书，第36页。以下节叙各章内容的引文均见蒋著《中国近代史》岳麓版，不另注 明。 [129]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第七节，第127页。 [131]、[132]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24页。 [133]、[136]、[137]同上书第58页；第17页；第30页。 [134]李群：《杀人篇》，原载《清议报》第88期。转引自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 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22页。 [135]陈旭麓：《重印前言》，蒋廷黻《中国近代史·外三种》，岳麓版第5页。 [138]那是道光帝在嘉奖广州反入城有功人员的上谕中说的话："夷务之兴，将十年矣。沿 海扰累，糜饷劳师，近年虽略臻静谧，而驭之之法，刚柔不得其平，流弊以渐而出。朕深 恐沿海居民有蹂躏之虞，故一切隐忍待之。盖小屈必有大伸，理固然也……"见梁廷枏《夷氛 闻记》卷五，《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6册，第100页。又，关于鸦片战争后清政府的 对外方针由抚转剿的变化，可参阅拙作《1843-1847年广州与上海对外关系的探讨》，《现 代与传统》第二辑，1994年。 [139]《软尘私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本，第5册，第529页。 [140]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79页。 [141]《户部进呈江南司郎中汤鹏为敬筹善后事宜三十条折》，《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 册，第378-396页。 [142]有关汤鹏的奏议内容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可参见拙作《〈南京条约〉与中国士大夫散 论》，《史林》1997年第3期。 [143]见拙著《论陈宝琛与"前清流"》，《复旦学报》1995年第1期。 [144]李敖：《蒋廷黻选集序》，文星书店1965年版，第14页。 [145]引自刘凤翰：《蒋廷黻博士对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见解》。《传记文学》七卷六 期，第27页。 [146]郭廷以编：《近代中国史》第一册，"例言"，第2页。 [147]李济：《回忆中的蒋廷黻先生》，《传记文学》八卷一期，第28页。 总论 返回目录 中华民族到了十九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在此以前，华族虽已与外族久已有了关系， 但是那些外族都是文化较低的民族。纵使他们入主中原，他们不过利用华族一时的内乱而 把政权暂时夺过去。到了十九世纪，这个局势就大不同了，因为在这个时候到东亚来的英 、美、法诸国绝非匈奴、鲜卑、蒙古、倭寇、满人可比。原来人类的发展可分两个世界， 一个是东方的亚洲，一个是西方的欧美。两个虽然在十九世纪以前曾有过关系，但是那种 关系是时有时无的，而且是可有可无的。在东方这个世界里，中国是领袖，是老大哥，我 们以大哥自居，他国连日本在内，也承认我们的优越地位。到了十九世纪，来和我们打麻 烦的不是我们东方世界里的小弟们，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异的西方世界。 嘉庆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当然不认识那个西方世界。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敢说我们完全了解 西洋的文明。不过有几点我们是可以断定的。第一，中华民族的本质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秀 的民族比。中国人的聪明不在任何别的民族之下。第二，中国的物产虽不及俄、美两国的 完备，然总在一般国家水平线之上。第三，我国秦始皇的废封建为郡县及汉唐两朝的伟大 帝国足证我民族是有政治天才的。是故论人论地，中国本可大有作为。然而到了十九世纪 ，我民族何以遇着空前的难关呢？第一是因为我们的科学不及人。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 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比赛，好 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嘉庆道光年间，西洋的科学基础已经打好了，而我们的祖先还在 那里作八股文，讲阴阳五行。第二，西洋已于十八世纪中年起始用机械生财打仗，而我们 的工业、农业、运输、军事，仍保存唐宋以来的模样。第三，西洋在中古的政治局面很像 中国的春秋时代，文艺复兴以后的局面很像我们的战国时代。在列强争雄的生活中，西洋 人养成了热烈的爱国心，深刻的民族观念；我们则死守着家族观念和家乡观念。所以在十 九世纪初年，西洋的国家虽小，然团结有如铁石之固；我们的国家虽大，然如一盘散沙， 毫无力量。总而言之，到了十九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近代文化。而东方的世界 则仍滞留于中古，我们是落伍了！ 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 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 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 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 好。日本就是一个好例子。日本的原有土地不过中国的一省，原有的文化几乎全是隋唐以 来自中国学去的。近四十余年以来，日本居然能在国际上作一个头等的国家，就是因为日 本接受近代文化很快。我们也可以把俄国作个例子。俄国在十五世纪、十六世纪、十七世 纪也是个落伍的国家，所以那时在西洋的大舞台上，几乎没有俄国的地位；可是在十七世 纪末年，正当我们的康熙年间，俄国幸而出了一个大彼得，他以专制皇帝的至尊，变名改 姓，微服到西欧去学造船，学炼钢。后来他又请了许多西欧的技术家到俄国去，帮助他维 新。那时许多的俄国人反对他，尤其是首都莫司哥（即莫斯科，下同）的国粹党。他不顾 一切，奋斗到底，甚至迁都到一个偏僻的，但是滨海的尼瓦河（即涅瓦河，下同）旁，因 为他想靠海就容易与近代文化发源地的两欧往来。俄国的近代化基础是大彼得立的，他是 俄罗斯民族大英雄之一，所以今日的斯塔林（即斯大林，下同）还推崇他。 土耳其的命运也足以表示近代文化左右国家富强力量之大。在十九世纪初年，土耳其帝国 的土地跨欧、亚、非三洲，土耳其人也是英勇善战的。却是在十九世纪百年之内，别国的 科学、机械和民族主义有一日千里的长进，土耳其则只知保守，因此土耳其遂受了欧洲列 强的宰割。到了一八七八年以后，土耳其也有少数青年觉悟了非维新不可，但是他们遇着 极大的阻力：第一，土耳其的国王，如我国的清朝一样，并无改革的诚意。第二，因为官 场的腐败，创造新事业的经费都被官僚侵吞了，浪费了。国家没有受到新事业的益处，人 民已加了许多的苛捐杂税，似乎国家愈改革就愈弱愈穷。关于这一点，土耳其的近代史也 很像中国的近代史。第三，社会的守旧势力太大，以至有一个人提倡维新，就有十个人反 对。总而言之，土耳其在十九世纪末年的维新是三心二意的，不彻底的，无整个计划的， 其结果是在上次世界大战中的惨败，国家几致于灭亡。土耳其人经过那次大国难以后一致 团结起来，拥护民族领袖基马尔，于是始得复兴。基马尔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不知有他 。他认识了时代的潮流，知道要救国非彻底接受近代的文化不可。他不但提倡科学、工业 ，他甚至改革了土耳其的文字，因为土耳其的旧文字太难，儿童费在文字上的时间和脑力 太多，能费在实学上的必致减少。现在土耳其立国的基础算打稳了。 日本、俄国、土耳其的近代史大致是前面说的那个样子。这三国接受了近代的科学、机械 及民族主义，于是复兴了，富强了。现在我们要研究我们的近代史。我们要注意帝国主义 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 败的程度和原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 了。 第一节英国请中国订立邦交 返回目录 在十九世纪以前，中西没有邦交。西洋没有派遣驻华的使节，我们也没有派大使公使到外 国去。此中的原故是很复杂的。第一，中西相隔很远，交通也不方便。西洋到中国来的船 只都是帆船。那时没有苏彝士运河，中西的交通须绕非洲顶南的好望角，从伦敦到广州顶 快需三个月。因此商业也不大。西洋人从中国买的货物不外丝茶及别的奢侈品。我们的经 济是自足自给的，用不着任何西洋的出品。所以那时我们的国际贸易总有很大的出超。在 这种情形之下，邦交原来可以不必有的。 还有一个原故，那就是中国不承认别国的平等，西洋人到中国来的，我们总把他们当作琉 球人、高丽人看待。他们不来，我们不勉强他们。他们如来，必尊中国为上国而以藩属自 居。这个体统问题，仪式问题就成为邦交的大阻碍，"天朝"是绝不肯通融的，中国那时不 感觉有联络外邦的必要，并且外夷岂不是蛮貊之邦，不知礼义廉耻，与他们往来有什么好 处呢？他们贪利而来，天朝施恩给他们，许他们作买卖，藉以羁縻与抚绥而已。假若他们 不安分守己，天朝就要"剿夷"。那时中国不知道有外交，只知道"剿夷与抚夷"。政治家分 派别，不过是因为有些主张剿，有些主张抚。 那时的通商制度也特别。西洋的商人都限于广州一口。在明末清初的时候，西洋人曾到过 漳州、泉州、福州、厦门、宁波、定海各处。后来一则因为事实的不方便，二则因为清廷 法令的禁止，就成立了所谓一口通商制度。在广州，外人也是不自由的，夏秋两季是买卖 季，他们可以住在广州的十三行，买卖完了，他们必须到澳门去过冬。十三行是中国政府 指定的十三家可以与外国人作买卖的。十三行的行总是十三行的领袖，也是政府的交涉员 。所有广州官吏的命令都由行总传给外商；外商上给官吏的呈文也由行总转递。外商到广 州照法令不能坐轿，事实上官吏很通融。他们在十三行住的时候，照法令不能随便出游， 逢八（那就是初八，十八，二十八）可以由通事领导到河南的"花地"去游一次。他们不能 带军器进广州。"夷妇"也不许进去，以防"盘踞之渐"。顶奇怪的禁令是外人不得买中国书 ，不得学中文。第一个耶稣教传教士马礼逊博士的中文教师，每次去授课的时候，身旁必 须随带一只鞋子和一瓶毒药，鞋子表示他是去买鞋子的，不是去教书的，毒药是预备万一 官府查出，可以自尽。 那时中国的海关是自主的，朝廷所定的海关税则原来很轻，平均不过百分之四，清政府并 不看重那笔海关收入，但是官吏所加的陋规极其繁重，大概连正税要收货价百分之二十。 中国法令规定税则应该公开；事实上，官吏绝守秘密，以便随意上下其手。外人每次纳税 都经过一种讲价式的交涉，因此很不耐烦。 中国那时对于法权并不看重。在中国境内外国人与外国人的民刑案件，我国官吏不愿过问 ，那就是说，自动的放弃境内的法权。譬如，乾隆十九年，一个法国人在广州杀了一个英 国人，广州的府县最初劝他们自己调解。后因英国坚决要求，官厅始理问。中国与外国人 的民事案件总是由双方设法和解，因为双方都怕打官司之苦。倘若中国人杀了外国人，官 厅绝不偏袒，总是杀人者抵死，所以外人很满意。只有外国人杀中国人的案子麻烦，中国 要求外人交凶抵死，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外人遵命者多，以后则拒绝交凶，拒绝接收中 国官厅的审理，因为他们觉得中国刑罚太重，审判手续太不高明。 外人最初对于我们的通商制度虽不满意，然而觉得既是中国的定章，只好容忍。到了十八 世纪末年（乾隆末年，嘉庆初年）外人的态度就慢慢的变了。这时中国的海外贸易大部分 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手里。在广州的外人之中，英国已占领了领袖地位。英国此时的工业 革命已经起始，昔日的手工业都慢慢的变为机械制造。海外市场在英国的国计民生上一天 比一天紧要，中国对通商的限制，英国认为最不利于英国的商业发展。同时英国在印度已 战胜了法国，印度半岛全入了英国的掌握。以后再往亚东发展也就更容易了，因为有了印 度作发展的根据地。 当时欧洲人把乾隆皇帝作为一个模范的开明君主看。英国人以为在华通商所遇着的困难都 是广州地方官吏作出来的。倘若有法能使乾隆知道，他必愿意改革。一七九二年（乾隆五 十七年）正是乾隆帝满八十岁的一年，如果英国趁机派使来贺寿，那就能得着一个交涉和 促进中英友谊的机会。广州官吏知道乾隆的虚荣心，竭力怂恿英国派使祝寿。于是英国乃 派马戛尔尼侯（Lord Macartney）为全权特使来华。 马戛尔尼使节的预备是很费苦心的。特使乘坐头等兵船，并带卫队。送乾隆的礼物都是英 国上等的出品。用意不外要中国知道英国是个富强而且文明的国家。英政府给马戛尔尼的 训令要他竭力迁就中国的礼俗，惟必须表示中英的平等。交涉的目的有好几个：第一，英 国愿派全权大使常驻北京，如中国愿派大使到伦敦去，英廷必以最优之礼款待之。第二， 英国希望中国加开通商口岸。第三，英国希望中国有固定的，公开的海关税则。第四，英 国希望中国给她一个小岛，可以供英国商人居住及贮货，如同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乾 隆帝方面，他也十分高兴迎接英国的特使，但是乾隆把他当作一个藩属的贡使看待，要他 行跪拜礼。马戛尔尼最初不答应，后来有条件的答应。他的条件是：将来中国派使到伦敦 去的时候，也必须向英王行跪拜礼；或是中国派员向他所带来的英王的画像行跪拜答礼。 他的目的不外要表示中英的平等。中国不接受他的条件，也就拒绝行跪拜礼。乾隆帝很不 快乐，接见以后，就要他离京回国。至于马戛尔尼所提出的要求，中国都拒绝了。那次英 国和平的交涉要算完全失败了。 十八世纪末年和十九世纪初年，欧洲正闹法兰西革命和拿破仑战争，英国无暇顾及远东商 业的发展。等到战事完了，英国遂派第二次的使节来华，其目的大致与第一次同。但是嘉 庆给英使的待遇远不及乾隆，所以英使不但外交失败，并且私人对我的感情也不好。 英国有了这两次的失败，知道和平交涉的路走不通。 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 我们平等待遇。 到了十九世纪，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不 分汉满，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日益强盛的西 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的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 列强竞争。但是我们有与外人并驾齐驱的人力物力，只要我们有此决心，我们可以在十九 世纪的大世界上得着更光荣的地位。我们研究我民族的近代史必须了解近代的邦交是我们 的大困难，也是我们的大机会。 第二节英国人作鸦片买卖 返回目录 在十九世纪以前，外国没有什么大宗货物是中国人要买的，外国商船带到中国来的东西只 有少数是货物，大多数是现银。那时经济学者，不分中外，都以为金银的输出是于国家有 害的。各国都在那里想法子加增货物的出口和金银的进口。在中国的外商，经过多年的试 验，发现鸦片是种上等的商品。于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乃奖励种植，统制运销。乾隆 初年，鸦片输入每年约四百箱，每箱约百斤。乾隆禁止内地商人贩卖，但是没有效果，到 了嘉庆初年，输入竟加了十倍，每年约四千箱。嘉庆下令禁止入口，但是因为官吏的腐败 和查禁的困难，销路还是继续加增。 道光对于鸦片是最痛心的，对于禁烟是最有决心的。即位之初，他就严申禁令，可是在他 的时代，鸦片的输入加增最快。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输入尚只五千箱，道光十五年， 就加到了三万箱，值价约一千八百万元。中国的银子漏出，换这有害无益的鸦片，全国上 下都认为是国计民生的大患。广东有般绅士觉得烟禁绝不能实行，因为"法令者，胥役之所 藉以为利也，立法愈峻，则索贿愈多"。他们主张一面加重关税，一面提倡种植，拿国货来 抵外货，久而久之，外商无利可图，就不运鸦片进口了。道光十四五年的时候，这一派的 议论颇得势，俱是除许乃济一人外，没有一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提倡这个办法。道 光十八年，黄爵滋上了一封奏折，大声疾呼的主张严禁。他的办法是严禁吸食，他说没有 人吸，就没有人卖，所以吸者应治以死罪： 请皇上严降谕旨，自今年某月某日起，至明年某月某日止，准给一年限戒烟，倘若一年以 后，仍然吸食，是不奉法之乱民，置之重刑，无不平允。查旧例，吸食鸦片者仅枷杖，其 不指出兴贩者罪止杖一百，徙三年，然皆系活罪。断瘾之苦。甚于枷杖与徙杖，故甘犯明 刑，不肯断绝。若罪以死论，是临刑之惨更苦于断瘾，臣知其情愿绝瘾而死于家，不愿受 刑而死于市。惟皇上既慎用刑之意，诚恐立法稍严，互相告讦，必至波及无辜，然吸食鸦 片是否有瘾无瘾，到官熬审，立刻可辨，如非吸食之人，无大深仇，不能诬枉良善，果系 吸食者，究亦无从掩饰。故虽用刑，并无流弊。 这封奏折上了以后，道光令各省的督抚讨论。他们虽不彰明的反对黄爵滋，总觉得他的办 法太激烈，他们说吸食者尚只害自己，贩卖者则害许多别人，所以贩卖之罪，重于吸食之 罪，广州是鸦片烟的总进口，大贩子都在那里，要禁烟应从广州下手。惟独两湖总督林则 徐完全赞成黄爵滋的主张，并建议各种实施办法。道光决定吸食与贩卖都要加严禁止，并 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查办烟禁。林文忠公是当时政界声望最好，办事最认真的 大员，士大夫尤其信任他，他的自信力也不小。他虽然以先没有办过"夷务"，他对外国人 说："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 实在当时的人对禁烟问题都带了几分客气。在他们的私函中，他们承认禁烟的困难，但是 在他们的奏章中，他们总是逢迎上峰的意旨，唱高调。这种不诚实的行为是我国士大夫阶 级大毛病之一。其实禁烟是个极复杂，极困难的问题。纵使没有外国的干涉，禁烟已极其 困难，何况在道光间英国人绝不愿意我们实行禁烟呢？那时鸦片不但是通商的大利，而且 是印度政府财政收入之大宗。英国对于我们独自尊大，闭关自守的态度已不满意，要想和 我们算一次账，倘若我们因鸦片问题给予英国任何藉口，英国绝不惜以武力对付我们。 那次的战争我们称为鸦片战争，英国人则称为通商战争，两方面都有理由。关于鸦片问题 ，我方力图禁绝，英方则希望维持原状：我攻彼守。关于通商问题，英方力图获得更大的 机会和自由，我方则硬要维持原状：彼攻我守。就世界大势论，那次的战争是不能避免的 。 第三节东西对打 返回目录 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行抵广州。经一个星期的考虑和布置，他就动手了。他 谕告外国人说："利己不可害人，何得将尔国不食之鸦片烟带来内地，骗人财而害人命乎？ "他要外国人作二件事：第一，把已到中国而尚未出卖的鸦片"尽数缴官"；第二，出具甘结 ，声明以后不带鸦片来华，如有带来，一经查出，甘愿"货尽没官，人即正法"。外国人不 知林则徐的品格，以为他不过是个普通官僚，到任之初，总要出个告示，大讲什么礼义廉 耻，实在还不是要价？价钱讲好了，买卖就可以照常做了。因此他们就观望，就讲价。殊 不知林则徐不是那类的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 止之理。"到了二月初十，外人尚不肯交烟，林则徐就下命令，断绝广州出海的交通，派兵 把十三行围起来，把行里的中国人都撤出，然后禁止一切的出入。换句话说，林则徐把十 三行作了外国人的监牢，并且不许人卖粮食给他们。 当时在十三行里约有三百五十个外国人，连英国商业监督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 ）在内。他们在里面当然要受相当的苦，煮饭、洗碗、打扫都要自己动手。但是粮食还是 有的，外人预贮了不少，行商又秘密的接济，义律原想妥协，但是林则徐坚持他的两种要 求。是时英国在中国洋面只有两只小兵船，船上的水兵且无法到广州。义律不能抵抗，只 好屈服。他屈服的方法很值得我们注意。他不是命令英国商人把烟交给林则徐，他是教英 商把烟交给他，并且由他以商业监督的资格给各商收据，一转手之间，英商的鸦片变为大 英帝国的鸦片。 义律共交出二万零二百八十箱，共计二百数十万斤，实一网打尽。这是林文忠的胜利，道 光帝也高兴极了。他批林的奏折说："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外人尚不完全相 信林真是要禁烟，他们想林这一次发大财了。林在虎门海滩挑成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 通水沟，先由沟道引水入池，撒盐其中，次投箱中烟土，再抛石灰煮之，烟灰汤沸，颗粒 悉尽。其味之恶，鼻不可嗅，潮退，启放涵洞，随浪入海，然后刷涤池底，不留涓滴"。共 历二十三日，全数始尽销毁，逐日皆有文武官员监视，外人之来观者，详记其事，深赞钦 差大臣之坦然无私。 义律当时把缴烟的经过详细报告英国政府以后，静待政府的训令。林文忠的大功告成，似 乎可以休手了。并且朝廷调他去做两江总督，他可是不去。他说：已到的鸦片，既已销毁 ，但是以后还可以来。他要彻底，方法就是要外商人人出具甘结，以后不作鸦片买卖；这 个义律不答应，于是双方又起冲突了。林自觉极有把握。他说，英国的战斗力亦不过如此 ，英国人"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虎门的炮台都重修过。虎门口他又拿很大的铁 链封锁起来。他又想外国人必须有茶叶大黄，他禁止茶叶大黄出口，就可以致外人的死命 。那年秋冬之间，广东水师与英国二只小兵船有好几次的冲突，林报告朝廷，中国大胜， 因此全国都是乐观的。 英国政府接到义律的信以后，就派全权代表懿律（Admiral George Elliot）率领海陆军队 来华。这时英国的外相是巴麦尊（Lord Palmerston），有名的好大喜功的帝国主义者。他 不但索鸦片赔款，军费赔款，并且要求一扫旧日所有的通商限制和邦交的不平等。懿律于 道光二十年（一千八百四十年）的夏天到广东洋面。倘若英国深知中国的国情，懿律应该 在广州与林则徐决胜负，因为林是主战派的领袖。但英国人的策略并不在此，懿律在广东 ，并不进攻，仅宣布封锁海口。中国人的解释是英国怕林则徐。封锁以后，懿律北上，派 兵占领定海。定海并无军备，中国人觉得这是不武之胜。以后义律和懿律就率主力舰队到 大沽口。 定海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清廷愤懑极了。道光下令调陕、甘、云、贵、湘、川各省 的兵到沿海各省，全国脚慌手忙。上面要调兵，下面就请饷。道光帝最怕花钱，于是对林 则徐的信任就减少了。七月二十二日他的上谕骂林则徐道："不但终无实际，反生出许多波 澜，思之曷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联也。" 是时在天津主持交涉者是直隶总督琦善。他下了一番知己知彼的工夫。他派人到英国船上 假交涉之名去调查英国军备，觉得英人的船坚炮利远在中国之上。他国的汽船，"无风无潮 ，顺水逆水，皆能飞渡。"他们的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移转磨盘，炮 即随其所向"。回想中国的设备，他觉得可笑极了。山海关的炮，尚是"前明之物，勉强蒸 洗备用"。所谓大海及长江的天险已为外人所据，"任军事者，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 未谙"。所以他决计抚夷。 英国外相致中国宰相书很使琦善觉得他的抚夷政策是很有希望的。那封书的前半都是批评 林则徐的话，说他如何残暴武断，后半提出英国的要求。琦善拿中国人的眼光来判断那封 书，觉得它是个状纸。林则徐待英人太苛了，英人不平，所以要大皇帝替他们伸冤。他就 将计就计，告诉英国人说："上年钦差大臣林等查禁烟土，未能体仰大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以致受人欺朦，措置失当。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惟其事全在广东，此间无凭办理。贵 统帅等应即返棹南还，听候钦差大臣驰往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伸冤抑。"至于赔款一层 ，中国多少会给一点，使英代表可以有面子回国。至于变更通商制度，他告诉英国人，事 情解决以后，英人可照旧通商，用不着变更。懿律和义律原不愿在北方打仗，所以就答应 了琦善回到广州去交涉，并表示愿撤退在定海的军队。道光帝高兴极了，觉得琦善三寸之 舌竟能说退英国的海陆军，远胜林则徐的孟浪多事。于是下令教内地各省的军队概归原防 ，"以节糜费"。同时革林则徐的职，教琦善去代替他。 琦善到了广东以后，他发现自己把事情看的太容易了。英国人坚持赔款和割香港或加通商 口岸，琦善以为与其割地，不如加开通商口岸。但是怕朝廷不答应，所以只好慢慢讲价， 稽延时日英人不耐烦，遂于十二月初开火了。大角沙角失守以后，琦善遂和义律订立条约 ，赔款六百万元，割香港与英国，以后给与英国平等待遇。道光不答应，骂琦善是执迷不 悟，革职锁拿，家产查抄入官，同时调大兵赴粤剿办。英国政府也不满意义律，另派代表 及军队来华。从这时起中英双方皆一意主战，彼此绝不交涉。英国的态度很简单：中国不 答应她的要求，她就不停战。道光也是很倔强的：一军败了，再调一军。中国兵士有未出 战而先逃者，也有战败而宁死不降不逃者。将帅有战前妄自夸大而临战即后退者，也有鞠 躬尽瘁死而后已者，如关天培、裕谦、海龄诸人。军器不如人，自不待说；纪律不如人， 精神不如人，亦不可讳言。人民有些甘作汉奸，有些为饥寒所迫，投入英军作苦力。到了 二十二年的夏天，英军快要攻南京的时候，清廷知道没有办法，不能再抵抗，于是接受英 国要求，成立《南京条约》。 第四节民族丧失二十年的光阴 返回目录 鸦片战争的失败的根本理由是我们的落伍。我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 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拚命抵抗终归失 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的。从民族的历史看，鸦片战争的军事失败还不是民族致命伤。 失败以后还不明了失败的理由力图改革，那才是民族的致命伤。倘使同治光绪年间的改革 移到道光咸丰年间，我们的近代化就要比日本早二十年。远东的近代史就要完全变更面目 。可惜道光咸丰年间的人没有领受军事失败的教训，战后与战前完全一样，麻木不仁，妄 自尊大。直到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了北京，然后有少数人觉悟了，知道非学西洋不可。 所以我们说，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 为什么道光年间的中国人不在鸦片战争以后就起始维新呢？此中原故虽极复杂，但是值得 我们研究。第一，中国人的守旧性太重。我国文化有了这几千年的历史，根深蒂固，要国 人承认有改革的必要，那是不容易的。第二，我国文化是士大夫阶级的生命线。文化的摇 动，就是士大夫饭碗的摇动。我们一实行新政，科举出身的先生们，就有失业的危险，难 怪他们要反对。第三，中国士大夫阶级（知识阶级和官僚阶级）最缺乏独立的，大无畏的 精神。无论在那个时代，总有少数人看事较远较清，但是他们怕清议的指摘，默而不言， 林则徐就是个好例子。 林则徐实在有两个，一个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林则徐，一个是真正的林则徐。前一个林则徐 是主剿的，他是百战百胜的。他所用的方法都是中国的古法。可惜奸臣琦善受了英人的贿 赂，把他驱逐了。英人未去林之前，不敢在广东战，既去林之后，当然就开战。所以士大 夫想中国的失败不是因为中国的古法不行，是因为奸臣误国。当时的士大夫得了这样的一 种印象，也是很自然的，林的奏章充满了他的自信心，可惜自道光二十年夏天定海失守以 后，林没有得着机会与英国比武，难怪中国人不服输。 真的林则徐是慢慢的觉悟了的。他到了广东以后，他就知道中国军器不如西洋，所以他竭 力买外国炮，买外国船，同时他派人翻译外国所办的刊物。他在广东所搜集的材料，他给 了魏默深。魏后来把这些材料编入《海国图志》。这部书提倡以夷制夷，并且以夷器制夷 。后来日本的文人把这部书译成日文，促进了日本的维新。林虽有这种觉悟，他怕清议的 指摘，不敢公开的提倡。清廷把他谪戍伊犁，他在途中曾致书友人说： 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 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 ，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 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 。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 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 这是他的私函，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写的。他请他的朋友不要给别人看。换句话说，真的林 则徐，他不要别人知道。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 。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 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 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主张抚夷的琦善、耆英诸人虽把中外强弱的悬殊看清楚了，而且公开的宣传了，但是士大 夫阶级不信他们，而且他们无自信心，对民族亦无信心，只听其自然，不图振作，不图改 革。我们不责备他们，因为他们是不足责的。 第五节不平等条约开始 返回目录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在南京所订的《中英条约》不过是战后新邦交及新通商制度的 大纲。次年的《虎门条约》才规定细则。我们知道战后的整个局面应该把两个条约合并起 来研究。我们应该注意的有下列几点：第一，赔款二千一百万两。第二，割香港。第三，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第四，海关税则详细载明于条约，非经 两国同意不能修改，是即所谓协定关税。第五，英国人在中国者只受英国法律和英国法庭 的约束，是即所谓治外法权。第六，中英官吏平等往来。 当时的人对于这些条款最痛心的是五口通商。他们觉得外人在广州一口通商的时候已经不 易防范，现在有五口通商，外人可以横行天下，防不胜防。直到前清末年，文人忧国者莫 不以五口通商为后来的祸根。五口之中，他们又以福州为最重要，上海则是中英双方所不 重视的。割让土地当然是时人所反对的，也应该反对的。但是香港在割让以前毫无商业的 或国防的重要。英人初提香港的时候，北京还不知道香港在那里。时人反对割地，不是反 对割香港。 协定关税和治外法权是我们近年所认为不平等条约的核心，可是当时的人并不这样看治外 法权，在道光时代的人的目光中，不过是让夷人管夷人。他们想那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 法。至于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办法。每种货物应该纳多少税都明白的载于 条约，那就可以省除争执。负责交涉条约的人如伊里布、耆英，黄恩彤诸人知道战前广东 地方官吏的苛捐杂税是引起战争原因之一，现在把关税明文规定岂不是一个釜底抽薪，一 劳永逸的办法？而段新的税则平均到百分之五，比旧日的自主关税还要略微高一点。负交 涉责任者计算以后海关的收入比以前还要多，所以他们洋洋得意，以为他们的外交成功。 其实他们牺牲了国家的主权，遗害不少。总而言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 法和国际形势，所以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 我们与英国订了这种条约，实因为万不得已，如别的国家来要求同样的权利，我们又怎样 对付呢？在鸦片战争的时候，国内分为两派：剿夷派和抚夷派。前者以林则徐为领袖，后 者以琦善为领袖。战争失败以后，抚夷派当然得势了。这一派在朝者是军机大臣穆彰阿， 在外的是伊里布和耆英。中英订了条约以后，美法两国就派代表来华，要求与我国订约。 抚夷派的人当然不愿意与美国、法国又打仗，所以他们自始就决定给美、法的人平等的待 遇。他们说，倘若中国不给，美、法的人大可以假冒英人来作买卖，我们也没有法子查出 。这样作下去，美、法的人既靠英国人，势必与英国人团结一致，来对付我们，假使中国 给美、法通商权利，那美国、法国必将感激中国。我们或者还可以联络美、法来对付英国 。并且伊里布、耆英诸人以为中国的贸易是有限的。这有限的贸易不让英国独占，让美、 法分去一部分，与中国并无妨碍，中国何不作个顺水人情？英国为避免别国的妒嫉，早已 声明她欢迎别国平等竞争。所以美国、法国竟能和平与中国订约。 不平等条约的根源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准 。 第六节剿夷派又抬头 返回目录 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与外人通商已经三百多年，好像广州人应该比较的多知道外国的情 形，比别处的中国人应该更能与外人相安无事，其实不然，五口通商以后，惟独广州人与 外人感情最坏，冲突最多。此中原因复杂。第一，英国在广州受了多年的压迫，无法出气 ，等到他们打胜了，他们觉得他们出气的日子到了，他们不能平心静气的原谅中国人因受 了战争的痛苦而对他们自然不满意，自然带几分的仇视。第二，广东地方官商最感觉《南 京条约》给他们私人利益的打击。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中外通商集中于广州，地方官吏 ，不分大小，都有发大财的机会。《南京条约》以后，他们的意外财源都禁绝了，难怪他 们要恨外国人。商人方面也是如此。在战前，江浙的丝茶都由陆路经江西，过梅岭，而由 广州的十三行卖给外国人。据外人的估计，伍家的怡和行在战前有财产八千多万，恐怕是 当时世界上最富的资本家。《南京条约》以后，江浙的丝茶，外人直接到江、浙去买，并 不经过广州。五口之中，上海日盛一日，而广州则日形衰落。不但富商受其影响，就是劳 工直接间接受影响的都不少，难怪民间也恨外国人。 仇外心理的表现之一就是杀外国人，他们到郊外去玩的时候，乡民出其不意，就把他们杀 了。耆英知道这种仇杀一定要引起大祸，所以竭力防御，绝不宽容。他严厉的执行国法， 杀人者处死，这样一来，士大夫骂他是洋奴。他们说：官民应该一致对外，那可以压迫国 民以顺夷情呢？因此耆英在广东的地位，一天困难一天。 在广东还有外人进广州城的问题。照常识看来，许外国人到广州城里去似乎是无关宏旨的 。在外人方面，不到广州城里去似乎也没任何损失，可是这个入城问题竟成了和战问题。 在上海，就全无这种纠纷。《南京条约》以后，外人初到上海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城内租 借民房，后来他们感觉城内街道狭小，卫生情形也不好，于是请求在城外划一段地作为外 人居留地区。上海道台也感觉华洋杂处，不便管理，乃划洋泾浜以北的小块地作为外人住 宅区。这是上海租界的起源。广州十三行原在城外，鸦片战争以前，外人是不许入城的。 广州人简直把城内作为神圣之地，外夷倘进去，就好像与尊严有损。外人也是争意气：他 们以为不许他们入城，就是看不起他们。耆英费尽苦心调停于外人与广州人民之间，不料 双方愈闹愈起劲。道光二十七年，英人竟兵临城下，要求入城。耆英不得已，许于二年后 准外人入城，希望在两年之内，或者中外感情可以改良，入城可以不成问题。但当时人民 攻击耆英者多，于是道光调他入京，而升广东巡抚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给徐的上谕很 清楚的表示他的态度： 疆寄重在安民，民心不失，则外侮可弭。嗣后遇有民夷交涉事件，不可瞻徇迁就，有失民 心。至于变通参酌，是在该署督临时加意权衡体察。总期以诚实结民情，以羁縻办夷务， 方为不负委任。 徐广缙升任总督以后，就写信问林则徐驭夷之法。林回答说："民心可用。"道光的上谕和 林则徐的回答都是士大夫阶级传统的高调和空谈。仅以民心对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 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得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 指导不生效，这都是政治家的失败。徐广缙也是怕清议的指责，也是把自己的名誉看的重 ，国家事看的轻。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比徐广缙更顽固。他们继承了林则徐的衣钵，他们 上台就是剿夷派的抬头。 道光二十九年，两年后许入城的约到了期。英人根据条约提出要求。广州的士大夫和民众 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疑，后亦无可奈何，只好顺从民意。叶名琛自始即坚决反对履行 条约。他们的办法分两层：第一，不与英人交易。第二，组织民众。英人这时不愿为意气 之争与中国决裂，所以除声明保存条约权利以外，没有别的举动。徐叶认为这是他们的大 胜利，事后他们报告北京说： 计自正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十日，居民则以工人，铺户则以伙伴，均择其强壮可靠者充补 。挨户注册，不得在外雇募。公开筹备经费，制造器械，添设栅栏，共团勇至十万馀人。 无事则各安工作，有事则立出捍卫。明处则不见荷戈持戟之人，暗中实皆折冲御侮之士。 （朱批：朕初不料卿等有此妙用。）众志成城，坚逾金石，用能内戢土匪，外警猾夷。 为纪念胜利，道光帝赏了徐广缙子爵，世袭双眼花翎，叶名琛男爵，世袭花翎。道光又特 降谕旨，嘉勉广州民众： 我粤东百姓素称骁勇。乃近年深明大义，有勇知方，固由化导之神，亦系天性之厚。朕念 其翊戴之功，能无恻然有动于中乎！ 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年初道光死了，咸丰即位。在咸丰年间，国内有太平天国的内 战，对外则剿夷派的势力更大。三十年五月，有个御史曹履泰上奏说： 查粤东夷务林始之而徐终之，两臣皆为英夷所敬畏。去岁林则徐乞假回籍，今春取道江西 养疾，使此日英夷顽梗不化，应请旨饬江西抚臣速令林则徐赶紧来京，候陛见后，令其协 办夷务，庶几宋朝中国复相司马之意。若精神尚未复原，亦可养疴京中，勿遽回籍。臣知 英夷必望风而靡，伎俩悉无可施，可永无宵旰之虑矣。 咸丰也很佩服林则徐，当即下令教林来京。林的运气真好：他病大重，以后不久就死了， 他的名誉藉此保存了。 第七节剿夷派崩溃 返回目录 林则徐死了，徐广缙离开广东去打太平天国去了。在广东负外交重责的是叶名琛。他十分 轻视外人，自然不肯退让。在外人方面，他们感觉已得的权利不够，他们希望加开通商口 岸。旧有的五口只包括江、浙、闽、粤四省海岸，现在他们要深入长江，要到华北，其次 他们要派公使驻北京。此外他们希望中国地方官吏不拒绝与外国公使领事往来。最后他们 要求减轻关税并废除厘金。这些要求除最后一项外，并没有什么严重的性质。但是咸丰年 间的中国人反而觉得税收一项倒可通融，至于北京驻使，长江及华北通商及官吏与外人往 来各项简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的。 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改条约。当时中国没有外交部，所有的外 交都由两广总督办。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外人要求见他，他也不肯接见。英美 两国的代表跑到江苏去找两江总督，他劝他们回广东去找叶名琛。他们后来到天津，地方 当局只允奏请皇帝施恩稍为减免各种税收，其余一概拒绝。总而言之，外人简直无门可入 。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 咸丰六年（一八五六年）叶名琛派兵登香港注册之亚罗船上去搜海盗，这一举给了英国人 开战的口实。不久，法国传教士马神父在广西西林被杀，叶名琛不好好处理，又得罪了法 国。于是英法联军来和我们算总账。 七年冬天，英法联军首先进攻广东。士大夫阶级所依赖的民心竟毫无力量。英法不但打进 广州，而且把总督巡抚都俘虏了。叶后来押送印度，死在喀尔喀塔（即加尔各荅）。巡抚 柏贵出来作英法的傀儡维持地方治安。民众不但不抵抗，且帮助英国人把藩台衙门的库银 抬上英船。 八年，英法联军到大沽口。交涉失败，于是进攻。我们迫不得已与订《天津条约》，接受 英法的要求。于是英法撤退军队。 清廷对于北京驻使及长江通商始终不甘心，总要想法挽回，清廷派桂良和花沙纳到上海， 名为交涉海关细则，实则想取消《天津条约》。为达到这个目的，清廷准备出很大的代价 。只要英法放弃北京驻使，长江开通商口岸，清廷愿意以后全不收海关税。幸而桂良及何 桂清反对这个办法；所以《天津条约》，未得挽回。清廷另一方面派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 在大沽布防。僧格林沁是当时著名勇将之一，办事极认真。 九年，英法各国代表又到大沽，预备进京去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他们事先略闻 中国要修改《天津条约》，并在大沽设防，所以他们北上的时候，随带相当海军。到了大 沽口，看见海河已堵塞，他们啧啧不平，责中国失信，并派船拔取防御设备，僧格林沁就 令两岸的炮台出其不意同时开炮。英法的船只竟无法抵抗。陆战队陷于海滩的深泥，亦不 能登岸。他们只有宣告失败，等国内增派军队。 咸丰九年的冬季及十年的春季，正是清廷与太平天国内战最紧急的时候。苏州被太平军包 围，危在旦夕。江、浙的官吏及上海、苏州一带的绅士听见北方又与英、法开战，简直惊 慌极了，因为他们正竭力寻求英法的援助来对付太平军。所以他们对北京再三请求抚夷， 说明外人兵力之可畏及长江下游局势之险急。清廷虽不许他们求外人的援助，恐怕示弱于 人，但外交政策并不因大沽口的胜利而转强硬。北京此时反愿意承认《天津条约》。关于 大沽的战事，清廷的辩护亦极有理。倘使英法各国代表的真意旨是在进京换约，何必随带 重兵？海河既为中国领河，中国自有设防的权，而这种防御或者是对太平军，并非对外仇 视的表示。海河虽阻塞，外国代表尚可在北塘上岸，有陆路进北京。我国根据以上理论的 宣传颇生效力。大沽之役以后，英法并不坚持要报复，要雪耻。他们只要求赔偿损失及其 他不关重要之条约解释与修改。这种《天津条约》以外的要求遂成为咸丰十年英法联军的 起因。 十年，英法的军队由侧面进攻大沽炮台，僧格林沁不能支持，连天津都不守了。清廷又派 桂良等出面在天津交涉。格外的要求答应了。但到签字的时候，一则英法代表要求率卫队 进京，二则因为他们以为桂良的全权的证书不合格式，疑他的交涉不过是中国的缓兵之计 ，所以又决裂了。英法的军队直向北京推进。清廷改派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在通州交 涉。条件又讲好了，但英使的代表巴夏礼在签字之前声明英使到北京后，必须向中国皇帝 面递国书。这是国际间应行的礼节，但那时中国人认为这是外夷的狂悖。其居心厄测，中 国绝不能容忍。载垣乃令军队捕拿英法代表到通州来交涉人员。这一举激怒外人，军事又 起了。 咸丰帝原想"亲统六师，直抵通州，以伸天讨，而张挞伐"。可是通州决裂以后，他就逃避 热河，派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奕䜣是咸丰的亲弟，这时只二十八岁。他当然毫无新知识 。八年天津交涉的时候，他竭力反对长江通商。捕拿外国交涉代表最初也是他提议的，所 以他也是属于剿夷派的。但他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图谋。他是清朝后百年宗室中 之贤者。在道咸时代，一般士大夫不明天下大势是可原谅的，但是战败以后而仍旧虚骄， 如附和林则徐的剿夷派，或是服输而不图振作，不图改革，如附和耆英的抚夷派，那就不 可救药了。恭亲王把握政权以后，天下大势为之一变，他虽缺乏魄力，他有文祥作他的助 手。文祥虽是亲贵，但他的品格可说是中国文化的最优代表，他为人十分廉洁，最尽孝道 。他可以作督抚，但因为有老母在堂，不愿远行，所以坚辞。他办事负责而认真，且不怕 别人的批评。我们如细读《文文忠年谱》，我们觉得他真是一个"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 之乐而乐"的大政治家。 奕䜣与文祥在元首逃难，京都将要失守的时候，接受大命。他们最初因无外交经验，不免 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 约》。条约签定以后，英法退军，中国并没丧失一寸土地。咸丰六年的《天津条约》和十 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 商。历史上的意义不外从此中国与西洋的关系更要密切了。这种关系固可以为祸，亦可以 为福，看我们振作与否。奕䜣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已去不复回的闭关时代。他们 大着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我们研究近代史的人所痛心的就是这种新精神 不能出现于鸦片战争以后而出现于二十年后的咸末同初。一寸光阴一寸金，个人如此，民 族更如此。 第一节旧社会走循环套 返回目录 第一章已经讨论了道光、咸丰年间自外来的祸患。我们说过那种祸患是不可避免的，因为 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来。我们也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 ，只要我们大胆的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 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之中，取得极光荣的地位。可是道光时代的人 不此之图。鸦片之役虽然败了，他们不承认是败了。主战的剿夷派及主和的抚夷派，在战 争之后，正如在战争之前，均未图振作。直到受了第二次战败的教训。然后有人认识时代 的不同而思改革。 在没有叙述同治光绪年间的新建设以前，我们试再进一步的研究道咸年间中国的内政。在 近代史上，外交虽然要紧，内政究竟是决定国家强弱的根本要素。譬如：上次世界大战以 前，德国的外交失败了，所以战争也失败了，然而因为德国内政健全，战后尚不出二十年 ，她又恢复她的地位了，这就是自力更生。 不幸到了十九世纪，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到腐烂不堪的田地。据前清政府的估计 ，中国的人口在康熙四十年（一千七百零一年）约有二千万；（按：作者有误，此二千万 应为人丁，而非人口。）到了嘉庆五年（一千八百年）增加到三万万。百年之内竟有十五 倍的增加！这种估计虽不可靠，然而我国人口在十八世纪有很大的增加，这是毫无疑问的 。十七世纪是个大屠杀的世纪。开初有明朝末年的内乱，后又有明清的交战及满清有计划 的屠杀汉人，如扬州十日及嘉定屠城。我们也不要忘记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近年中央研 究院发表了很多明清史料，其中有一件是康熙初年四川某县知事的人口年报，那位县老爷 说他那县的人口，在大乱之后，只有九百余人，而在一年之内，老虎又吃了一大半！康熙 、雍正、乾隆三朝是大乱之后的大治，于是人口增加。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圈套，演来演 去，就是圣贤也无法脱逃。 那时的人一方面不知利用科学节制生育，另一方面又不知利用科学增加生产。在大乱之后 ，大治之初，人口减少，有荒可垦，故人民安居乐业，生活程度略为提高。这是老百姓心 目中的黄金时代。后来人口一天多一天，荒地则一天减少一天，而且新垦的地不是土质不 好，就是水源不足，于是每人耕地的面积减少，生活程度降低。老百姓莫明其妙，只好烧 香拜佛，嗟叹自己的命运不好。士大夫和政府纵使有救世之心，亦无救世之力，只好听天 灾人祸自然演化。等到土匪一起，人民更不能生产，于是小乱变为大乱。 中国历史还有一个循环套。每朝的开国君主及元勋大部分起自民间，自奉极薄，心目中的 奢侈标准是很低的，而且比较能体恤民间的痛苦，办事亦比较认真，这是内政倡明吏治澄 清的时代。后来慢慢的统治阶级的欲望提高，奢侈标准随之提高，因之官吏的贪污亦大大 的长进。并且旧社会里，政界是才子惟一的出路，不像在近代文化社会里，有志之士除作 官以外，可以经营工商业，可以行医，可以作新闻记者，大学教授，科学家，发明家，探 险家，音乐家，美术家，工程师，而都名利两全，其所得往往还在大官之上。有人说：中 国旧日的社会很平等，因为官吏都是科举出身，而且旧日的教育是很不费钱的。这种看法 ，过于乐观。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在未得志以前，曾经下过苦力？我们可以进一步的问 ，前清一代的翰林，那一个的父亲曾下过苦力？林则徐、曾国藩是前清有名的贫苦家庭的 子弟，但是细考他们的家世，我们就知道他们的父亲是教书先生，不是劳力者。中国旧日 的资本家有几个不是做官起家？中国旧日的大商业那一种没有官吏作后盾，仗官势发财？ 总而言之，在中国旧日的社会里，有心事业者集中于政界，专心利禄者也都挤在官场里。 结果是每个衙门的人员永在加增之中，而衙门的数目亦天天加多。所以每个朝代到了天下 太平已久，人口加增很多，民生痛苦的时候，官吏加多，每个官吏的贪污更加厉害，人民 所受的压榨也更加严重。 中国到了嘉庆年间已到了循环套的最低点。嘉庆初年所革除的权臣和珅。据故宫博物院所 保存的档案，积有私产到九万万两之多，当时官场的情形可想而知。历嘉庆道光两朝，中 国几无日无内乱，最初有湖北、四川、陕西三省白莲教徒的叛乱，后有西北回教徒之乱， 西南苗傜之乱，同时东南沿海的海盗亦甚猖獗。这还是明目张胆与国家对抗者，至于潜伏 于社会的匪徒几遍地皆是。道光十五年，御史常大淳上奏说："直隶、山东、河南向有教匪 ，辗转传习，惑众敛钱。遇岁歉，白昼伙抢，名曰均粮。近来间或拿办，不断根株。湖南 之永州、郴州、桂阳，江西之南安、赣州与两广接壤，均有会匪结党成群，动成巨案。" 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到了道光年间，我们的法制有 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系力。我们一面须接受新的文化 ，一面又须设法振兴旧的政教。我民族在近代所遇着的难关是双层的。 第二节洪秀全企图建新朝 返回目录 洪秀全所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就是上一节所讲的那个时代和那种环境的产物。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即西历一八一三年。传说他的父亲是个农民，家 境穷苦，但他自幼就入村塾读书，到十六岁才辍学，作乡村教师。这样似乎他不是出身于 中国社会的最下层，他自己并不是个劳力者。他两次到广州去考秀才，两次都失败了。于 是心怀怨恨。这是旧社会常有的事，并不出奇。洪秀全经验的特别是他在广州应试的时候 ，得着耶稣教传教士的宜传品。后来大病四十多天，病中梦见各种幻象，自说与耶稣教义 符合，于是信仰上帝，创立上帝会。最早的同志是冯云山，也是一位因考试失败而心怀不 平者，他们因为在广东传教不顺利，所以迁移其活动于广西桂平县。 中国自古以来的民间运动都带点宗教性质，西洋中古的时候也是如此。可是洪秀全与基督 教发生关系，不过是偶然的事。他的耶稣教也是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他称耶和华为天父， 耶稣为天兄，自为天弟。他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救世。他的命令就是天父天兄的命令。崇拜 耶和华上帝者，"无灾无难"；不崇拜者，"蛇虎伤人"。他的兵士，如死在战场，就是登仙 。孔教，佛教，道教，都是妖术。孔庙及寺观都必须破坏。 洪秀全的上帝会吸收了许多三合会的分子。这个三合会是排满的秘密团体，大概是明末清 初时代起始的。洪秀全或者早有了种族革命的思想。无论如何，他收了三合会的会员以后 ，他的运动以推倒清朝为第一目的。他骂满人为妖人。满人之改变中国衣冠和淫乱中国女 子（三千粉黛，皆为羯狗所污；百万红颜，竟与骚狐同寝。）是洪秀全的宣传品斥责的最 好的对象。 洪秀全除推行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以外，他有社会革命的思想没有？他提倡男女平权，但 他的宫庭充满了妃妾，太平天国的王侯将帅亦皆多蓄妻妾。他的诏书中有田亩制度，其根 本思想类似共产主义："有田共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但是他的均田主义 ，虽有详细的规定，并未实行。是他不愿实行呢？还是感觉实行的困难而不愿试呢？就现 在我们所有的史料判断，我们可以说洪秀全对于宗教革命及种族革命是十分积极的，对于 社会革命则甚消极。他的党徒除冯云山以外，尚有烧炭的杨秀清，后封东王；耕种山地的 萧朝贵，后封西王；曾捐监生与衙门胥吏为伍的韦昌辉，后封北王，及富豪石达开，后称 翼王。他的运动当然是个民间运动，反映当时的民间痛苦和迷信，以及潜伏于民间的种族 观念。 道光三十年夏天，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兵。九月，占蒙山县（旧名永安），于是定国号 为太平天国，自称天王。清兵进围永安。洪秀全于咸丰二年春突围，进攻桂林，未得，改 图湖南。他在长沙遇着很坚强的抵抗，乃向湘江下流进攻。他在岳州得着吴三桂留下来的 军械，并抢夺了不少的帆船。实力补充了以后，他直逼武汉。他虽打下了汉阳、武昌，他 不留兵防守，设官立治。他一直向长江下游进攻，沿途攻破了九江、安庆、芜湖，咸丰三 年春打进南京，就定都于此。名叫天京。在定都南京以前，洪秀全的行动，类似流寇，定 都南京以后，他才开始他的建国工作。 从道光三十年（一千八百五十年）到咸丰三年（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可说是太平天国的顺 利时期。在这时期内，社会对洪秀全的运动是怎样应付呢？一般安分守己的国民不分贫富 ，是守中立的。太平军到了，他们顺从太平军，贡献金钱；官军到了，他们又顺从官军， 又贡献金钱。他们是顺民，其实他们是左右为难的。他们对满清政府及其官吏，绝无好感 ，因为他们平素所受的痛苦也够了。并且官军的纪律不好，在这期内，太平军的纪律还比 较好一点。同时老百姓感觉太平军是造乱分子，使他们不能继续过他们的平安日子？太平 军到处破坏庙宇，毁灭偶像，迷信的老百姓看不惯，心中不以为然。各地的土匪都趁火打 劫。太平军所经过的地方，就是他们容易活动的地方。他们干他们的事，对于官军及太平 军无所偏倚。有组织的秘密会社则附和太平军，如湖南的哥老会及上海的小刀会。大多数 士大夫阶级，积极反对洪秀全的宗教革命。至于排满一层，士大夫不是不知道汉人的耻辱 ，但是他们一则因为洪秀全虽为汉人，虽提倡种族革命，然竭力破坏几千年来的汉族文化 ，满人虽是外族，然自始即拥护汉族文化；二则他们觉得君臣之分既定，不好随便作乱， 乱是容易的，拨乱反正则是极难的，所以士大夫阶级，这时对于种族革命并不热心。 太平军的军事何以在这时期内这样顺利呢？主要原因不是太平军本身的优点。论组织训练 ，太平军很平常，论军器，太平军尚不及官军，论将才，太平军始终没有出过大将。太平 军在此时期内所以能得胜，全因为它是一种新兴的势力，富有朝气，能拼命，能牺牲。官 军不但暮气很重，简直腐化不成军了。当时的官军有两种，即八旗和绿营。八旗的战斗力 随着满人的汉化，文弱化而丧失了。所以在乾隆嘉庆年间，清朝用绿营的时候已逐渐加多 ，用八旗的时候已逐渐减少。到了道光咸丰年间，绿营已经成了清廷的主力军队，其腐化 程度正与一般政界相等。土兵的饷额甚低，又为官长剥削，所以自谋生计，把当兵作为一 种副业而已。没有纪律，没有操练，害民有馀，打仗则简直谈不到。并且将官之间，猜忌 甚深，彼此绝不合作。但是绿营在制度上也有一种好处。这种军队虽极端腐化，然是统一 的国家的军队，不是个人的私有武力。在道、咸以前，地方大吏没有人敢拥兵自重，与朝 庭对抗。私有的武力，是太平天国内乱的意外副产品，以后我们要深切的注意它的出世。 第三节曾国藩刷新旧社会 返回目录 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他生在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年，比 洪秀全大两岁。他是湖南湘乡人，家世业农。他虽没有下过苦力，他的教育是从艰难困苦 中奋斗出来的。他成翰林的时候，正是鸦片战争将要开始的时候。他的日记虽提及鸦片战 争，他似乎不大注意，不了解那次战争的历史意义。他仍埋首于古籍中。他是一个实践主 义的理学家。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 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 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血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 不可。 在咸丰初年曾国藩官作到侍郎，等于现在的各部次长。他的知己固然承认他的文章道德是 特出的，但是他的知己不多，而且少数知己也不知道他有大政治才能，恐怕连他自己也不 知道。所以在他的事业起始的时候，他的声望并不高，他也没有政治势力作他的后盾。但 是湖南地方上的士大夫阶级确承认他的领袖地位。他对洪秀全的态度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 的态度，不过比别人更加积极而已。 那时的官兵不但不能打仗，连乡下的土匪都不能对付，所以人民为自卫计，都办团练。这 种团练就是民间的武力，是务正业的农民藉以抵抗不务正业的游民土匪。这种武力，因为 没有官场化，又因为与农民有切身利害关系，保存了我国乡民固有的勇敢和诚实。曾国藩 的事业就是利用这种乡勇，而加以组织训练，使它成为一个军队。这就是以后著名的湘军 。团练是当时全国皆有的，并不是曾国藩独创的，但是为什么惟独湘军能成大事呢？原故 就在于曾国藩所加的那点组织和训练。 曾国藩治兵的第一个特别是精神教育的注重。他自己十二分相信孔孟的遗教是我民族的至 宝。洪秀全既然要废孔教，那洪秀全就是他的敌人，也就是全民族的敌人。他的"讨贼檄文 "骂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此：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 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 所也？ 他是孔孟的忠实信徒，他所选的官佐都是他的忠实同志，他是军队的主帅，同时也是兵士 的导师。所以湘军是个有主义的军队。其实精神教育是曾国藩终身事业的基础，也是他在 我国近代史上地位的特别。他的行政用人都首重主义。他觉得政治的改革必须先有精神的 改革。前清末年的官吏，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足见其感化力之大。 曾国藩不但利用中国的旧礼教作军队的精神基础，而且利用宗族观念和乡土观念来加强军 队的团结力。他选的官佐几全是湖南人，而且大半是湘乡人。这些官佐都回本地去招兵， 因此兵士都是同族或同里的人。这样他的部下的互助精神特别浓厚。这是湘军的第二特点 。 历史上的精神领袖很少同时也是事业领袖，因为注重精神者往往忽略事业的具体条件。在 西洋社会里，这两种领袖资格是完全分开的。管教者不必管事，管事者不必管教。在中国 则不然：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是政教不分，官师合一的。所以在中国，头等领袖必须兼双层 资格。曾国藩虽注重为人，并不忽略作事。这是他的特别的第三点。当时绿营之所以不能 打仗，原故虽多，其中之一是待遇太薄。曾氏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决定每月陆勇发饷 四两二钱，水勇发三两六钱，比绿营的饷额加一倍。湘军在待遇上享有特殊权利。湘军作 战区域是长江沿岸各省。在此区域内水上的优势很能决定陆上的优势。所以曾国藩自始就 注重水师。关于军器，曾氏虽常说打仗在人不在器，然而他对军器的制造，尤其对于大炮 的制造，是很费苦心的。他用尽心力去罗致当时的技术人才。他对于兵士的操练也十分认 真。他自己常去督察检阅。他不宽纵他的军官，也不要军官宽纵他的部下。 曾国藩的事业，如同他的学问，也是从艰难困苦中奋斗出来的。他要救旧社会旧文化，而 那个旧社会旧文化所产生的官僚反要和他捣乱。他要维持大清，但大清反而嫉妒他，排斥 他。他在长沙练勇的时候，旧时的官兵恨他的新方法，新标准，几乎把他打死了，他逃到 衡州去避乱。他最初的一战是个败仗，他投水自尽，幸而被部下救起来。他练兵打仗，同 时他自己去筹饷。以后他成了大事，并不是因为清廷和官僚自动的把政权交给他，是因为 他们的失败迫着他们求曾国藩出来任事，迫着他们给他个作事的机会和权利。 第四节洪秀全失败 返回目录 洪秀全得了南京以后，我们更能看出他的真实心志不在建设新国家或新社会，而在建设新 朝代。他深居宫中。务求享作皇帝的福，对于政事则不放在心上。宫廷的建筑，宫女的征 选，金银的聚敛，官制宫制的规定，这些事情是太平天王所最注意的。他的宗教后来简直 变为疯狂的迷信。杨秀清向他报告国事的困难，他回答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 用尔理，欲出外出，欲在京住，由于尔，朕铁桶江山，你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 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藩）乎？ 快要灭亡的时候，南京绝粮，洪秀全令人民饮露充饥，说露是天食。 这样的领袖不但不能复兴民族，且不能作为部下团结的中心。在咸丰六年，洪秀全的左右 起了很大的内讧。东王杨秀清个人独掌大权。其他各王都须受东王的节制。照太平天国的 仪式，天王称万岁，东王称九千岁，西王八千岁，余递减。别的王都须到东王府请安议事 ，并须跪呼千岁。在上奏天王的时候，东王立在陛下，其余则跪在陛下，因此杨秀清就为 其同辈所愤恨。同时天主也怕他要取而代之。六年九月，北王韦昌辉设计诱杀杨秀清和他 的亲属党羽。翼王石达开心怀不平，北王又把翼王家属杀了。天王为联络翼王起见，下令 杀北王，但翼王以后还是独树一帜，与天王脱离关系。经过此次的内讧，太平天国打倒清 朝的希望完全消灭。以后洪秀全尚能抵抗八年，一则因为北方有大股捻匪作他的声援，二 则因为他得了两个后起的良将，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 在清朝方面，等到别人都失败了，然后重用曾国藩，任他为两江总督，节制江、浙、皖、 赣四省军事。湖北巡抚胡林翼是与他志同道合的，竭力与他合作。他的亲弟曾国荃是个打 硬仗的前线指挥。以后曾国藩举荐他的门生李鸿章作江苏巡抚，他的朋友左宗棠作浙江巡 抚。长江的中游和下游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他于是得通盘筹划。他对于洪秀全采取大包围 的战略。同时英、美、法三国也给了曾、左、李三人不少的帮助。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 ）湘军在曾国荃领导之下打进南京，洪秀全自杀，太平天国就此亡了。 洪秀全想打倒清朝，恢复汉族的自由，这当然是我们应该佩服的。他想平均地权，虽未实 行，也足表现他有相当政治家的眼光。他的运动无疑的是起自民间，连他的宗教，也是迎 合民众心理的。但是他的人格上及才能上的缺点很多而且很大。倘若他成了功，他也不能 为我民族造幸福。总而言之，太平天国的失败，证明我国旧式的民间运动是不能救国救民 族的。 曾国藩所领导的士大夫式的运动又能救国救民族吗？他救了清朝，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 清朝并不能救中国，倘若他客观的诚实的研究清朝在嘉庆、道光、咸丰三代的施政，他应 该知道它是不可救药的。他未尝不知道此中实情，所以他平定太平天国以后，他的态度反 趋于消极了。平心而论，曾国藩要救清朝是很自然的，可原谅的。第一，中国的旧礼教既 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凭依，他不能不忠君。第二，他想清廷经过大患难之 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 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确有中兴的气象 。第三，他怕清朝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我国几千年来，每次 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 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绕环 着，长期的内战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清朝，最大的理由在此。 在维持清朝作为政治中心的大前提之下，曾国藩的工作分两方面进行。一方面他要革新， 那就是说，他要接受西洋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他要守旧，那就是说，恢复我国固有的 美德。革新守旧，同时举行，这是曾国藩对我国近代史的大贡献。我们至今还佩服曾文正 公就是因为他有这种伟大的眼光。徒然恢复我国的旧礼教而不接受西洋文化，我们还不能 打破我民族的大难关，因为我们绝不能拿礼义廉耻来抵抗帝国主义者的机械军器和机械制 造。何况旧礼教本身就有他的不键全的地方，不应完全恢复，也不能完全恢复呢？同时徒 然接受西洋文化而不恢复我国固有的美德，我们也不能救国救民族，因为腐化的旧社会和 旧官僚根本不能举办事业，无论这个事业是新的，或是旧的。 曾国藩的革命事业，我们留在下一章讨论。他的守旧事业，我们在前一节里，已经说过。 现在我们要指出他的守旧事业的流弊。湘军初起的时候，精神纪律均好，战斗力也高。后 来人数多了，事业大了，湘军就退化了。收复南京以后，曾自己就承认湘军暮气很深，所 以他遣散了好多。足证我国治军的旧法根本是有毛病的。此外湘军既充满了宗族观念和家 乡观念，兵士只知道有直接上级长官，不知道有最高统帅，更不知道有国家。某回，曾国 荃回家乡去招兵，把原有的部队交曾国藩暂时管带。这些部队就不守规矩。国藩没有法子 ，只好催国荃赶快回营。所以湘军是私有军队的开始。湘军的精神以后传给李鸿章所部的 淮军，而淮军以后又传给袁世凯的北洋军。我们知道民国以来的北洋军阀利用私有的军队 ，割据国家，阻碍统一。追究其祸根，我们不能不归咎于湘军。于此也可看出旧法子的毛 病。 第一节内外合作以求自强 返回目录 恭亲王及文祥从英法联军的经验，得了三种教训。第一，他们确切的认识西洋的军器和练 兵的方法远在我们之上。咸丰十年，担任京津防御者是僧格林沁和胜保。这两人在当时是 有名的大将。他们惨败了以后，时人只好承认西洋军队的优胜。第二，恭亲王及文祥发现 西洋人不但愿意卖军器给我们，而且愿意把制造军器的秘密及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我们。 这颇出于时人意料之外。他们认为这是我们自强的机会。第三，恭亲王及文祥发现西洋人 并不是他们以先所想象那样，"狼子野心，不守信义"。英法的军队虽然占了北京，并且实 力充足，能为所欲为，但《北京条约》订了以后，英法居然依据条约撤退军队，交还首都 。时人认为这是了不得的事情，足证西洋人也守信义，所以对付外人并不是全无办法的。 从这三种教训，恭亲王及文祥定了一个新的大政方针，第一，他们决定以夷器和夷法来对 付夷人。换句话说，他们觉得中国应该接受西洋文化之军事部分。他们于是买外国军器， 请外国教官。他们说，这是中国的自强之道。第二，他们知道自强不是短期内所能成立的 。在自强没有达到预期的程度以前，中国应该谨守条约以免战争。恭亲王及文祥都是有血 性的人，下了很大的决心要推行他们的新政，在国家危急的时候他胆敢出来与外人周旋， 并且专靠外交的运用，他们居然收复了首都。时人认为这是他们的奇功。并且恭亲王是咸 丰的亲弟，同治的亲叔。他们的地位是全朝最亲贵的，有了他们的决心和资望，他们在京 内成了自强运动的中心。 同时在京外的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鸿章诸人也得着同样的教训，最初使他们注意 的是外人所用的轮船，在长江下游私运军火粮食卖给太平军。据说胡林翼在安庆曾有过这 样的经验： 驰至江滨，忽见二洋船，鼓轮西上，迅如奔马，疾如飘风，文忠（即胡）变色不语，勒马 回营，中途呕血，几至堕马，阎丹初尚书向在文忠幕府，每与文忠论及洋务，文忠辄摇手 闭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辈所能知也。 可见轮船给胡文忠印象之深，曾、左、李大致相同。曾在安庆找了几位明数理的旧学者和 铁匠木匠去试造轮船，造成了以后不能行动。左在杭州作了同样的试验，得同样的结果， 足证这般人对于西洋机械的注重。 在长江下游作战的时候，太平军和湘军淮军都竞买洋枪。李鸿章设大本营于上海与外人往 来最多，认识西洋文化亦比较深切，他的部下还有英国军官戈登（Gordon）统带的长胜军 。他到了上海不满一年，就写信给曾国藩说： 鸿章尝往英法提督兵船，见其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 中国所能及。……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日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 期有增益……若驻上海久而不能资取洋人长技，咎悔多矣。 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他又写给恭亲王和文祥说：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 蠢而不加细心，以致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 ，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 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从心所欲之快。……前者英法各国 ，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 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 声恫愒，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而为攻战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 固无如之何也。夫今之日本即明之倭寇也，距西国远而距中国近。我有以自立，则将附丽 于我，窥伺西人之短长；我无以自强，则并效尤于彼，分西人之利薮。日本以海外区区小 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维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 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 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 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我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业可精 ，而才亦可集。 这封信是中国十九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我们应该再三诵读。李 鸿章第一认定我国到了十九世纪惟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第二，李鸿章在同治 三年已经看清中国与日本，孰强孰弱，要看那一国变的快。日本明治维新运动的世界的历 史的意义，他一下就看清了，并且大声疾呼的要当时的人猛醒与努力。这一点尤足以表现 李鸿章的伟大。第三，李鸿章认定改革要从培养人才下手，所以他要改革前清的科举制度 。不但此也；他简直要改革士大夫的人生观。他要士大夫放弃章句小楷之积习，而把科学 工程悬为终身富贵的鹄的。因为李鸿章认识时代之清楚，所以他成了同治、光绪年间自强 运动的中心人物。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作事极不容易。同治年间起始的自强运动，虽未达到目的，然而能有 相当的成绩，已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倘若当时没有恭亲王及文祥在京内主持，没有曾国 藩、李鸿章、左宗棠在京外推动，那末，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以后的中国还要麻木不仁， 好像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一样。所以我们要仔细研究这几位时代领袖人物究竟作了些什么 事业。 第二节步步向前进 返回目录 自强的事业颇多，我先择其要者列表于下。 咸丰十一年恭亲王及文祥聘请外国军官训练新军于天津。 同年恭亲玉和文祥设立同文馆于北京。是为中国新学的起始。 同年恭亲王和文祥托总税司赫德（Robert Hart）购买炮舰，聘请英国海军人员来华创设新 水师。 同治二年李鸿章设外国语文学校于上海。 同治四年曾国藩、李鸿章设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附设译书局。 同治五年左宗棠设造船厂于福州，附设船政学校。 同治九年李鸿章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 同治十一年曾国藩、李鸿章挑选学生赴美国留学。 同年李鸿章设轮船招商局。 光绪元年李鸿章筹办铁甲兵船。 光绪二年李鸿章派下级军官赴德学陆军，船政学生赴英、法学习造船和驾船。 光绪六年李鸿章设水师学堂于天津，设电报局，请修铁道。 光绪七年李鸿章设开平矿务局。 光绪八年李鸿章筑旅顺军港，创办上海机器制布厂。 光绪十一年李鸿章设天津武备学堂。 光绪十三年李鸿章开办黑龙江漠河金矿。 光绪十四年李鸿章成立北洋海军。 以上全盘建设事业的动机是国防，故军事建设最多。但我们如仔细研究就知道国防的近代 化牵连甚多。近代化的军队第一需要近代化的军器，所以有江南及天津两个机械制造厂的 设立。那两个厂实际大部分是兵工厂。第二，新式军器必须有技术人材去驾使，所以设立 武备学堂，和派遣军官出洋留学。第三，近代化的军队必须有近代化的交通，所以有造船 厂和电报局的设立，及铁路的建筑。第四，新式的国防比旧式的费用要高几倍。以中古的 生产来负担近代的国防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李鸿章要办招商局，来经营沿江沿海的运输 ，创立制布厂来挽回权利，开煤矿金矿来增加收入。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并不是事前预料到 各种需要而定一个建设计划。他们起初只知道国防近代化的必要。但是他们在这条路上前 进一步以后，就发现必须再进一步；再进一步以后，又必须更进一步。其实必须走到尽头 然后能生效。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须要近代化的政治 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换句话说：我国到了近代要图生存非全盘接受西洋文化不 可。曾国藩诸人虽向近代化方面走了好几步，但是他们不彻底，仍不能救国救民族。 第三节前进遇着阻碍 返回目录 曾国藩及其他自强运动的领袖虽走的路线不错，然而他们不能救国救民族。此其故何在？ 在于他们的不彻底。他们为什么不彻底呢？一部分因为他们自己不要彻底，大部分因为时 代不容许他们彻底。我们试先研究领袖们的短处。 恭亲王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这五个大领袖都出身于旧社会，受的是旧教 育。他们没有一个人能读外国书，除李鸿章以外，没有一个人到过外国。就是李鸿章的出 洋尚在甲午战败以后，他的建设事业已经过去了。这种人能毅然决然推行新事业就了不得 ，他们不能完全了解西洋文化是自然的，很可原谅的。他们对于西洋的机械是十分佩服的 ，十分努力要接受的。他们对于西洋的科学也相当尊重，并且知道科学是机械的基础。但 是他们自己毫无科学机械的常识，此外更不必说了。他们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及立国精神 是至善至美，无须学西洋的。事实上他们的建设事业就遭了旧的制度和旧的精神的阻碍。 我们可以拿李鸿章的事业作例子。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一千八百七十年）起始作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因为当时要人之中以 他最能对付外人，又因为他比较勇于任事，而且他的淮军是全国最近代化最得力的军队， 所以从同治九年到光绪二十年的中日战争李鸿章是那个时代的中心人物。国防的建设全在 他手里。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他看清楚了如果中国能战胜日本海军，无论日本陆军如何 强，不能进攻高丽，更不能为害中国。那末，李鸿章办海军第一个困难是经费。经费所以 困难就是因为中国当时的财政制度，如同一般的政治制度是中古式的。中央政府没有办海 军的经费，只好靠各省协济。各省都成见很深，不愿合作。在中央求各省协助的时候各省 务求其少；认定了以后，又不能按期十足拨款，总要延期打折扣。其次当时皇室用钱，漫 无限制，而且公私不分。同治死了以后，没有继嗣，于是西太后选了一个小孩子作皇帝， 年号光绪，而实权还不是在西太后手里。等到光绪快要成年亲政的时候，光绪和他的父亲 醇亲王奕譞怕西太后不愿意把政权交出来，醇亲王定计重修颐和园，一则以表示光绪对西 太后的孝敬，一则使西太后沉于游乐就不干政了。重修颐和园的经费很大，无法筹备，醇 亲王乃请李鸿章设法。李氏不敢得罪醇亲王，更不敢得罪西太后，只好把建设海军的款子 移作重修颐和园之用。所以在甲午之战以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没有添订过一只新船。在近 代政治制度之下，这种事情是不能发生的。 在李鸿章所主持之机关中并没育新式的文官制度和审计制度。就是在极廉洁极严谨的领袖 之下，没有良好的制度，贪污尚且无法杜绝，何况李氏本人就不廉洁呢？在海军办军需的 人经手的款项既多，发财的机会就更大。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我们船上的炮虽比日本的 大，但炮弹不够，并且子弹所装的不尽是火药。外商与官吏狼狈为奸，私人发了财，国事 就败坏了。 李鸿章自己的科学知识的幼稚，也是他的事业失败的原故之一。北洋海军初成立的时候， 他请了英国海军有经验的军官作总教官和副司令。光绪十年左右，中国海军纪律很严，操 练很勤，技术的进步很快，那时中国的海军是很有希望的。后来李鸿章误听人言，辞退英 国海军的军官而聘请德国陆军骑兵的军官来作海军的总教官，以后我国的海军的技术反而 退步。并且李鸿章所用的海军总司令是个全不知海军的丁汝昌，丁氏原是淮军带马队的。 他作海军的领袖当然只能误事，不能成事。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海军占世界海军的第八 位，日本的海军占第十一位。我们的失败不是因为船不如人，炮不如人，为战略战术不如 人。 北洋海军的情形如此，其他的自强事业莫不如此。总之，同治、光绪年间的自强运动所以 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 但是倘若当时的领袖人物更新，更要进一步的接受西洋文化，社会能容许他们吗？社会一 定要给他们更大的阻碍。他们所行的那种不彻底的改革已遭一般人的反对，若再进一步， 反对一定更大。譬如铁路：光绪六年（一千八百八十年）李鸿章、刘铭传奏请建筑，到了 光绪二十年还只建筑天津附近的一小段。为什么呢？因为一般人相信修铁路就破坏风水。 又譬如科学：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恭亲王在同文馆添设科学班，请外国科学家作教授 ，招收翰林院的人员作学生。他的理由是很充足的。他说买外国轮船枪炮不过一时权宜之 计，治本的办法在于自己制造。但是要自己制造，非有科学的人才不可。所以他想请外国 人来教中国青年学习科学。他又说： 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日本蕞尔小国尚知发愤为雄。独中国狃于因循积习，不思 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将安于不如，而终不学，遂可 雪其耻乎？ 他虽说的名正言顺，但还有人反对。当时北京有位名高望重的大学士倭仁就大声疾呼的反 对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 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 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 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恭亲王愤慨极了。他回答说： 该大学士既以此举为窒碍，自必别有良图，如果实有妙策，可以制外国而不为外国所制， 臣等自当追随大学士之后，竭其梼昧，悉心商办。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 干橹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 倭仁不过是守旧的糊涂虫，但是当时的士大夫居然听了他的话，不去投考同文馆的科学班 。 同治光绪年间的社会，如何反对新人新政，我们从郭嵩焘的命运可以更加看得清楚。郭氏 的教育及出身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无特别，但是咸丰末年英法联军之役，他跟着僧 格林沁在大沽口办交涉，有了那次经验，他根本觉悟，知道中国非彻底改革不可。他的觉 悟还比恭亲王诸人的更深刻。据他的研究，我们在汉、唐极盛时代固常与外族平等往来； 闭关自守而又独自尊大的哲学，是南宋势力衰弱时代的理学先生们提倡出来的，绝不足以 为训。同治初年，江西南昌的士大夫群起毁教堂，杀传教士。巡抚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 ）称赞士大夫的正气，郭嵩焘则斥责沈氏顽固。郭氏作广东巡抚的时候，汕头的人，像以 先广州人，不许外国人进城。他不顾一切，强迫汕头人遵守条约，许外国人进城。光绪元 年云贵总督岑毓英因为反对英国人进云南，秘密在云南缅甸边境上把英国使馆的翻译官杀 了。郭嵩焘当即上奏弹劾岑毓英。第二年，政府派他出使英法，中国有公使驻外从他起。 他在西欧的时候，他努力研究西洋的政治、经济、社会，他觉得不但西洋的轮船枪炮值得 我们学习，就是西洋的政治制度和一般文化都值得学习。他发表了他的日记，送给朋友们 看。他常写信给李鸿章，报告日本派到西洋的留学生不限于机械一门，学政治、经济的都 有。他劝李鸿章扩大留学范围。他的这些超时代的议论，引起了全国士大夫的谩骂。他们 说郭嵩焘是个汉奸，"有二心于英国"。湖南的大学者如王闿运之流撰了一副对子骂他：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 王闿运的日记还说："湖南人至耻与为伍。"郭嵩焘出使两年就回国了。回国的时候，没有 问题，他是全国最开明的一个人，他对西洋的认识远在李鸿章之上。但是时人反对他，他 以后全无机会作事，只好隐居湖南从事著作。他所著的《养知书屋文集》至今尚有披阅的 价值。 继郭嵩焘作驻英法公使的是曾纪泽。他在外国五年多，略识英语。他的才能眼光与郭嵩焘 等。因为他运用外交，从俄国收回伊犁，他是国际有名的外交家。他回国的时候抱定志向 要推进全民族的近代化。却是他也遭时人的反对，找不着机会作事，不久就气死了。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的守旧既然如此，民众是否比较开通，其实民众和士大夫阶级是同 鼻孔出气的。我们近六十年来的新政都是自上而下，并非由下而上。一切新的事业都是由 少数先知先觉者提倡，费尽苦心，慢慢的奋斗出来的。在甲午以前这少数先知先觉者都是 在朝的人。甲午以后，革新的领袖权慢慢的转到在野的人的手里，却是这些在野的领袖都 是知识分子，不是民众。严格说来，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 第四节士大夫轻举妄动 返回目录 在同治、光绪年间，民众的守旧虽在士大夫阶级之上，但是民众是被动的，领导权统治权 是在士大夫阶级手里。不幸，那个时代的士大夫阶级，除极少数外，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 界大势。 同治共十三年，从一千八百六十二年到一千八百七十四年。在这个时期内，德意志统一了 ，意大利统一了，美国的中央政府也把南方的独立运动消灭，恢复而又加强美国的统一了 。那个时期是民族主义在西洋大成功的时期。这些国家统一了以后，随着就是国内的大建 设和经济的大发展。在同治以前，列强在国外行帝国主义的，仅英、俄、法三国。同治以 后，加了美、德、意三国。竞争者多了，竞争就愈厉害。并且在同治以前，英国是世界上 惟一的工业化国家，全世界都销英国的制造品。同治以后，德、美、法也逐渐工业化，资 本化了。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年 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 帝国主义是我们的大敌人。同治光绪年间如此，现在还是如此。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 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是有关系的。关系可以说有三层：第一，资 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国内的资本多了，利息就低。譬如：英美两国资本很多， 资本家能得百分之四的利息就算很好了。但是如果英美的资本家能把资本投在中国或印度 或南美洲，年利很容易达到百分之七或更高些。所以英美资本家竞向未开发的国家投资。 但是接受外国来的资本不一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美国在十九世纪 的下半期的建设大部分是利用英国资本举办的。结果英国的资本家固然得了好处，但是美 国开辟了富源，其人民所得的好处更多。我们的平汉铁路原是借比国资本建筑的。后来我 们按期还本付息，那条铁路就变为我们的了。比国资本家得了好处，我们得了更大的好处 。所以孙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但是有些资本家要利用 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凡是国际投资有 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 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的资本应采的态度如同对水一样，有的时候 ，有的地方，在某种条件之下。我们应该掘井取水，或开河引水；在别的时候、地方和条 件之下，我们则必须筑堤防水。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利用机械制造。工厂 规模愈大，出品愈多，得利就更厚。困难在市场。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 格之廉，不必靠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在十九世纪末年，国际贸易的自由一天少一 天。各国不但提高本国的关税，并且提高属地的关税。这样一来，商业的发展随着政权的 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被压迫的国家，一旦丧失关税自主，就永无发展工业的可能。 虽然，国际贸易大部分还是平等国家间之贸易，不是帝国与属地之间的贸易。英国与美、 德、法、日诸国的贸易额，远大于英国与其属地的贸易额。英国的属地最多，尚且如此， 别国更不必说了。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 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日本及意大利 是最穷的。棉、煤、铁、油四种根本的原料，日、意都缺乏。德国较好，但仍不出棉和石 油。那末，一国的工厂虽多，倘若没有原料，就会完全没有办法。所以帝国主义者，因为 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略。虽然，资本主义不一定要行帝国主义而后始能得到原料。 同时，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譬如：美国的出口货之中，石油和棉花是大宗。 日本、德国、意大利从美国输入石油和棉花，不能，也不必行帝国主义，因为美国不但不 禁止石油和棉花的出口，且竭力推销。 总之，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容易受资本主义 的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 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 看人怎样对付。 同时我们不要把帝国主义看得过于简单，以为世界上没有资本主义就没有帝国主义了。七 百年以前的蒙古人还在游牧时代，无资本也无工业，但是他们对我的侵略，还在近代资本 主义国家之上。三百年以前的满洲人也是如此。在西洋方面，中古的亚拉伯人以武力推行 回教，大行其宗教的帝国主义。十八世纪末年法国革命家以武力强迫外国接受他们的自由 平等，大行其革命的帝国主义。据我们所知，历史上各种政体，君主也好，民主也好，各 种社会经济制度，资本主义也好，封建主义也好，共产主义也好，都有行帝国主义的可能 。 同光时代的士大夫完全不了解时代的危险及国际关系的运用。他们只知道破坏李鸿章诸人 所提倡的自强运动。同时他们又好多事，倘若政府听他们的话，中国几无年无日不与外国 打仗。 长江流域有太平天国之乱的时候，北方有捻匪，陕、甘、新疆有回乱，清廷令左宗棠带湘 军去收复西北。俄国趁我回乱的机会就占领了伊犁。这是俄国趁火打劫的惯技。在十九世 纪，俄国占领我们的土地最多。咸丰末年，俄国趁太平天国之乱及英法联军，强占我国黑 龙江以北及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共三十万方英里。现在俄国的阿穆尔省及滨海省包括海参 崴在内，就是那次抢夺过去的。在同治末年。俄国占领新疆西部，清廷提出抗议的时候， 俄国又假仁假义的说，他全无领土野心，他只代表我们保守伊犁，等到我们平定回乱的时 候。他一定把土地退还给我们。其实俄国预料中国绝不能平定回乱，中国势力绝不能再伸 到新疆。那末俄国不但可以并吞伊犁，还可以蚕食全新疆。中国一时没有办法，只好把伊 犁作为中俄间的悬案。 左宗棠军事的顺利不但出于俄国意料之外，还出于我们自己的意料之外。他次第把陕西甘 肃收复了。到了光绪元年，他准备进攻新疆，军费就成了大问题。从道光三十年洪秀全起 兵到光绪元年，二十五年之间，中国无时不在内乱内战之中，实已兵疲力尽，何能再经营 新疆呢？并且交通不便，新疆民族复杂，面积浩大，成败似乎毫无把握。于是发生大辩论 ，左宗棠颇好大喜功，他一意主进攻。他说祖宗所遗留的土地，子孙没有放弃的道理，他 又说倘若新疆不保，陕甘就不能保，陕甘不保，山西就不能保，山西不保，河北就不能保 。他的理由似乎充足，言论十分激昂。李鸿章的看法正与左的相反。李说自从乾隆年间中 国占领新疆以后，中国没有得着丝毫的好处，徒费驻防的兵费。这是实在的情形。他又说 中国之大祸不在西北而在东边沿海的各省，因为沿海的省分是中国的精华，而且帝国主义 者的压迫在东方的过于在西方的。自从日本维新以后，李鸿章更加焦急。他觉得日本是中 国的真敌，因为日本一心一意谋我，他无所图，而且相隔既近，动兵比较容易。至于西洋 各国彼此互相牵制，向外发展不限于远东，相隔又远，用兵不能随便。李鸿章因此主张不 进攻新疆而集中全国人力物力于沿海的国防及腹地各省的开发。边省虽然要紧，但是腹地 倘有损失，国家大势就去了。反过来说，倘若腹地强盛起来，边省及藩属自然的就保存了 。左宗棠的言论比较动听，李的比较合理，左是高调，李是低调。士大夫阶级一贯的尚感 情，唱高调，当然拥护左宗棠。于是借外债，移用各省的建设费，以供左宗棠进攻新疆之 用。 左宗棠的运气真好。因为新疆发生了内讧，并没有遇着坚强的抵抗。光绪三十年底，他把 全疆克服了。中国乃派崇厚为特使，到俄国去交涉伊犁的退还。崇厚所定的条约虽收复了 伊犁城，但城西的土地几全割让与俄国，南疆及北疆之交通险要区亦割让。此外，崇厚还 许了很重要的通商权利，如新疆加设俄国领事馆，经甘肃陕西到汉口的通商路线，及吉林 松花江的航行权。士大夫阶级主张杀崇厚，废约，并备战。这正是青年言论家如张之洞、 张佩纶、陈宝琛初露头角的时候。清廷竟为所动。于是脚慌手忙，调兵遣将，等到实际备 战的时候，政府就感觉困难了：第一，从伊犁到高丽东北角的图们江止，沿中俄的交界线 处处都要设防。那里有这么多军队呢？首当其冲的左宗棠在新疆的部队，就太疲倦，不愿 打仗。第二，俄国远东舰队故作声势，从海参崴开到日本洋面。中国因此又必须于沿海沿 长江设防。清廷乃起用彭玉麟督长江水师来对付俄国的海军。彭玉麟想满载桐油木柴到日 本洋面去施行火攻。两汉总督刘坤一和他开玩笑，说时代非三国，统帅非孔明，火攻之计 ，恐怕不行呢！李鸿章看见书生误国，当然极为愤慨。可是抗战的情绪很高，他不敢公开 讲和。他只好使用手段。他把英国有名的军官戈登将军请来作军事顾向。戈登是个老实人 ，好说实话。当太平天国的末年，他曾带所谓常胜军，立功不少。所以清廷及一般士大夫 颇信任他。他的意见怎样呢？他说，中国如要对俄作战，必须作三件事：一、迁都于西安 。二、长期抗战至少十年；三、满人预备放弃政权，因为在长期战争之中。清政权一定不 能维持。清廷听了戈登的意见以后，乃决心求和。我国近代史的一幕滑稽剧才因此没有开 演。 幸而俄国在光绪三四年的时候，正与土耳其打仗，与英国的关系也很紧张，所以不愿多事 。又幸而中国当时有青年外交家曾纪泽，以极冷静的头脑和极坚强的意志，去贯彻他的主 张。原来崇厚所订的条约并没有华政府的批准，尚未正式成立，曾纪泽运用外交得法，挽 回了大部分的通商权利及土地，但偿价加倍，共九百万卢布。英国驻俄大使称赞曾纪泽说 ："凭外交从俄国取回她已占领的土地，曾侯要算第一人。" 中俄关于伊犁的冲突告一段落的时候，中法关于越南的冲突就起了。 中国原来自己是个帝国主义，我们的版图除本部以外，还包括缅甸、暹逻、越南、琉球、 高丽、蒙古、西藏，这些地方可以分为两类。蒙古、西藏属于第一类，归理藩部管，朝廷 派有大臣驻扎其地。第二类即高丽越南等属国，实际中国与他们的关系很浅，他们不过按 期朝贡，新王即位须受中国皇帝的策封。此外我们并不派代表常驻其国都，也不干涉他们 的内政，在经济方面，我们也十分消极。我们不移民，也不鼓励通商，简直是得不偿失。 但是我们的祖先何以费力去得这些属地呢？此中也有原故：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翰林 院学士周德润先生说得清楚： 臣闻天子守在四夷，此诚虑远忧深之计。古来敌国外患，伏之甚微，而蓄之甚早。不守四 夷而守边境，则已无及矣；不守边境而守腹地，则更无及矣。我朝幅员广辟，龙沙雁海， 尽列藩封。以琉球守东南，以高丽守东北，以蒙古守西北，以越南守西南：非所谓山河带 砺，与国同休戚者哉？ 换句话说，在历史上属国是我们的国防外线，是代我守门户的。在古代，这种言论有相当 的道理；到了近代，局势就大不同了。英国在道光年间直攻了广东、福建、浙江、江苏， 英法联军直打进了北京，所谓国防外线简直没有用处。倘使在这种时代我们还要保存外线 ，我们也应该变更方案。我们应该协助这些弱小国家独立，因为独立的高丽、琉球、越南 、缅甸绝不能侵略我们。所怕的不是他们独立，是怕他们作帝国主义者的傀儡。无论如何 ，外人既直攻我们的腹地，我们无暇去顾外线了。协助这些弱小国家去独立是革命的外交 ，正如苏联革命的初年，外受列强的压迫，内有反革命的抗战，列宁（Lenin）于是毅然决 然放弃帝俄的属国。 法国进攻越南的时候，士大夫阶级大半主张以武力援助越南。张佩纶、陈宝琛、张之洞诸 人特别激昂。李鸿章则反对。他的理由又是要集中力量火速筹备腹地的国防事业。清廷一 方面怕清议的批评，一方面又怕援助越南引起中法战争，所以举棋不定。起初是暗中接济 越南军费和军器，后来果然引起中法战争。那个时候官吏不分文武，文人尤好谈兵。北京 乃派主战派的激烈分子张佩纶去守福州船厂。陈宝琛去帮办两江的防务。用不着说，纸上 谈兵的先生们是不济事的。法国海军进攻船厂的时候，张佩纶逃得顶快了。陈宝琛在两江 不但无补实际，连议论也不发了。打了不久就讲和，和议刚成又打，再后还是接受法国的 条件。越南没有保存，我们的国防力量反大受了损失。左宗棠苦心创办的福州船厂就在此 时被法国毁了。 第五节中日初次决战 返回目录 李鸿章在日本明治维新的初年就看清楚了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他并且知道中国的胜负要看 哪一国的新军备进步的快。他特别注重海军，因为日本必须先在海上得胜，然后能进攻大 陆。所以他反对左宗棠以武力收复新疆，反对为伊犁问题与俄国开战，反对为越南问题与 法国打仗。他要把这些战费都省下来作为扩充海军之用。他的眼光远在一般人之上。 李鸿章既注重中日关系，不能不特别注意高丽。在国防上高丽的地位极其重要，因为高丽 作敌人陆军侵略我东北的根据地，也可以作敌人海军侵略我山东河北的根据地。反过来看 ，高丽在日本的国防上的地位也很要紧。高丽在我们手里，日本尚感不安，一旦被俄国或 英国所占，那时日本所感的威胁就更大了。所以高丽也是日本必争之地。 在光绪初年，高丽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 人，他屡次杀传教士，他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在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在日本方面， 由幕府主持，由对马岛之诸侯执行。维新以后，大权归日皇，所以日韩的交涉也改由日本 中央政府主持。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 士们提倡"征韩"。这种征韩运动，除了高丽不与日本往来外，还有三个动机：（一）日本 不向海外发展不能图强；（二）日本不先下手，西洋各国，尤其是俄国，恐怕要下手；（ 三）征韩能为一般不得志的武士谋出路。光绪元年（即日本明治八年）发生高丽炮击日本 船的案子，所谓江华岛事件。主张征韩者更有所藉口。 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如岩仓、大久保、伊藤、井上诸人原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 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的贪图向外发展。俱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 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他们一面派黑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 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并避免中国的阻抗。 森有礼与我们的外交当局大起辩论。我们始终坚持高丽是我们的属国：如日本侵略高丽， 那就是对中国不友谊，中国不能坐视。森有礼则说中国在朝鲜的宗主权是有名无实的，因 为中国在高丽不负任何责任，就没有权利。 黑田与井上在高丽的交涉成功。他们所订的条约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这就是否认 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应该抗议，而且设法纠正。但是日本和高丽虽都把条文送给中国，北 京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中国实为传统观念所误。照中国传统 观念，只要高丽承认中国为宗主，那就够了。第三国的承认与否是无关宏旨的。在光绪初 年中国在高丽的威信甚高，所以政府很放心，就不注意日韩条约了。 高丽与日本订约的问题过了以后，中日就发生琉球的冲突。琉球自明朝洪武十五年（一三 七二年）起隶属于中国。历五百余年，琉球按期进贡，曾未中断，但在明万历三十年（一 六○二年）琉球又向日本萨末诸侯称藩，成了两属，好像一个女子许嫁两个男人。幸而这两 个男人曾未遇面，所以这种奇怪现象竟安静无事的存在了二百七十多年。自日本维新，力 行废藩以后，琉球在日本看来，既然是萨末的藩属，也在应废之列。日本初则阻止琉球入 贡中国，终则改琉球为日本一县。中国当然反对，也有人主张强硬对付日本，但日本实在 时候选的好，因为这正是中俄争伊犁的时候。中国无法，只好把琉球作为一个悬案。 可是琉球问题暴露了日本的野心。士大夫平素看不起日本的到这时也知道应该戒备了。日 本既能灭琉球，就能灭高丽。琉球或可不争，高丽则势在必争。所以他们专意筹划如何保 存高丽。光绪五六年的时候，中国可以说初次有个高丽政策。李鸿章认定日本对高丽有领 土野心，西洋各国对高丽则只图通商和传教。在这种形势之下，英、美、法各国在高丽的 权利愈多，他们就愈要反对日本的侵略。光绪五年李鸿章写给高丽要人李裕元的信说得很 清楚： 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毒攻毒以敌制敌之策，乘机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藉以牵制日本。彼 日本恃其诈力，以鲸吞蚕食为谋，废灭琉球一事，显露端倪。贵国不可无以备之。然日本 之所畏服者泰西也。以朝鲜之力制日本或虞其不足，以统与泰西通商制日本，则绰乎有余 。 经过三年的劝勉与运动，高丽才接受这种新政。光绪八年春，由中国介绍，高丽与英、美 、德、法订通商条约。 高丽不幸忽于此时发生内乱。国王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一面反对新政，一面忌王后闵氏家 族当权。他于光绪八年六月忽然鼓动兵变，围攻日本使馆，诛戮闵族要人。李鸿章的谋士 薛福成建议中国火速派兵进高丽，平定内乱，一则以表示中国的宗主权，一则以防日本。 中国派吴长庆率所部淮军直入高丽京城。吴长庆的部下有两位青年，张謇和袁世凯。他们 胆子很大，高丽的兵也没有抵抗的能力。于是他们把大院君首先执送天津，然后派兵占领 汉城险要，几点钟的功夫，就把李昰应的军队打散了。吴长庆这时实际作高丽的主人翁了 。后高丽许给日本赔款并许日本使馆保留卫队。这样，中日两国都有军队在高丽京都，形 成对峙之势。 八年夏初之季，中国在汉城的胜利，使起许多人轻敌。张謇主张索性灭高丽。张佩纶和邓 承修主张李鸿章在烟台设大本营，调集海陆军队，预备向日本宣战。张佩纶说： 日本自改法以来，民恶其上，始则欲复封建，继则欲改民政。萨、长二党争权相倾，国债 山积，以纸为币，虽兵制步伍泰西，略得形似，然外无战将，内无谋臣。问其师船则以扶 桑一舰为冠，固已铁蚀木窳，不耐风涛，余皆小炮小舟而已，去中国定远铁船、超勇、扬 威远甚，问其兵数，则陆军四五万人，水军三四千人，犹且官多缺员，兵多缺额，近始杂 募游惰，用充行伍，未经战阵，大半恇怯，又去中国淮湘各军远甚。 邓承修也是这样说： 扶桑片土，不过内地两行省耳。总核内府现银不满五百万两。窘迫如此，何以为国？水师 不满八千，船舰半皆朽败，陆军内分六镇，统计水陆不盈四万，而又举非精锐。然彼之敢 于悍然不顾者，非不知中国之大也，非不知中国之富且强也，所恃者中国之畏事耳，中国 之重发难端耳。 这两位自命为"日本通"者，未免看事太易。李鸿章看的比较清楚。他说： 彼自变法以来，一意媚事西人，无非欲窃其绪余，以为自雄之术。今年遣参议伊藤博文赴 欧洲考察民政，复遣有栖川亲王赴俄，又分遣使聘意大利，驻奥匈帝国，冠盖联翩，相望 于道，其注意在树交植党。西人亦乐其倾心亲附，每遇中日交涉事件，往往意存袒护。该 国洋债既多，设有危急，西人为自保财利起见，或且隐助而护持之。 夫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日本步趋西法，虽仅得形似，而所有船 炮略足与我相敌。若必跨海数千里与角胜负，制其死命，臣未敢谓确有把握。 第东征之事不必有，东征之志不可无。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昔年户部指拨南 北洋海防经费，每岁共四百万两。无如指拨之财，非尽有著之款。统计各省关所解南北洋 防费，约仅及原拨四分之一。可否请旨敕下户部总理衙门，将南北洋每年所收防费，核明 实数，务足原拨四百万两之数。如此则五年之后，南北洋水师两枝当可有成。 这次大辩论终了之后，越南问题又起来了。张佩纶、邓承修诸人忽然忘记了日本，大事运 动与法国开战。中、法战事一起，日本的机会就到了。这时高丽的党政军正成对垒之阵。 一面有开化党，其领袖即洪英植、金玉均、朴泳孝诸人，其后盾即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 这一派是亲日的，想借日本之势力以图独立的。对面有事上党，领袖即金允植、闵泳翊、 尹泰骏诸人，后盾是袁世凯。这一派是联华的，想托庇于我们的保护之下，以免日本及其 他各国的压迫。汉城的军队有中国的驻防军和袁世凯代练的高丽军在一面，对面有日本使 馆的卫队及日本军官所练的高丽军。在中法战争未起以前，开化党不能抬头，既起以后， 竹添就大活动起来，说中国自顾不暇，那能顾高丽？于是洪英植诸人乃决计大举。 光绪十年十月十七夜，洪英植设宴请外交团及高丽要人。各国代表都到，惟独竹添称病不 至。后忽报火警，在座的人就慌乱了。闵泳翊出门，被预埋伏兵士所杀。洪英植跑进王宫 ，宣称中国兵变，强迫国王移居，并召竹添带日兵进宫保卫。竹添这时不但无病，且亲率 队伍入宫。国王到了开化党的手里以后，下诏召事上党领袖。他们一进宫就被杀了。于是 宣布独立，派开化党的人组阁。 十月十九日，袁世凯带他所练的高丽兵及中国驻防汉城的军队进宫。中日两方就在高丽王 宫里开战了。竹添见不能抵抗，于是撤退。王宫及国王又都到袁世凯手里。洪英植、朴泳 孝被乱兵所杀，金玉均随着竹添逃到仁川，后投日本；政权全归事上党及袁世凯，开化党 完全打散了。袁世凯这时候尚不满三十，忽当大事，因电报不通无法请示，只好便宜行事 。他敢大胆的负起责任，制止对方的阴谋。难怪李鸿章从此看重他，派他作驻高丽的总代 表。 竹添是个浪人外交家。他如果没有违反日本政府的意旨，至少他超过了他政府所定的范围 。事变以后，日本政府以和平交涉对高丽，亦以和平交涉对中国。光绪十一年春，伊藤与 李鸿章订《天津协定》，双方皆撤退驻高丽的军队，但高丽以后如有内乱，中日皆得调兵 进高丽。 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英俄两国因为阿富汗的问题，几至开战。他们的冲突波及远东 。英国为预防俄国海军从海参崴南下，忽然占领高丽南边之巨磨岛。俄国遂谋占领高丽东 北的永兴湾。高丽人见日本不可靠，有与俄国暗通，求俄国保护者。在这种形势之下，英 国感觉危险，日本更怕英俄在高丽得势。于是日本、英国都怂恿中国在高丽行积极政策。 英国觉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与英国全无损害，倘到俄国手里，则不利于英国甚大。日本亦觉 得高丽在中国手里他将来还有法子夺取；一旦到了俄国手里，简直是日本的致命之伤。所 以这种形势极有利于我们，李鸿章与袁世凯遂大行其积极政策。 从光绪十一年到二十年，中国对高丽的政策完全是李鸿章和袁世凯的政策。他们第一紧紧 的把握高丽的财政，高丽想借外债，他们竭力阻止。高丽财政绝无办法的时候，他们令招 商局出面借款给高丽。高丽的海关，是由中国海关派员代为管理，简直可说是中国海关的 支部。高丽的电报局是中国电报局的技术人员用中国的材料代为设立，代为管理的。高丽 派公使到外国去，须先得中国的同意，到了外国以后，高丽的公使必须遵守三种条件： 一、韩使初至各国，应先赴中国使馆具报，请由中国钦差挈同赴外部，以后即不拘定。一 、遇有朝会公宴酬酢交际，韩使应随中国钦差之后。一、交涉大事关系紧要者，韩使应先 密商中国钦差核示。 这种政策虽提高了中国在高丽的地位，但与光绪五年李鸿章最初所定的高丽政策绝对相反 。最初李要高丽多与西洋各国往来，想借西洋的通商和传教的权利来抵制日本的领土野心 。此时李、袁所行的政策是中国独占高丽。到了光绪十八九年，日本感觉中国在高丽的权 利膨胀过甚，又想与中国对抗。中国既独占高丽的权利，到了危急的时候，当然只有中国 独当其冲。 甲午战争直接的起因又是高丽的内乱。光绪二十年（即甲午西历一八九四年）高丽南部有 所谓东学党，聚众数千作乱，中日两国同时出兵，中国助平内乱，日本藉口保卫侨民及使 馆。但东学党造乱的地方距汉城尚远，该地并无日本侨民，且日本派兵甚多，远超保侨所 需之数。李鸿章知道日本另有野心，所以竭力先平东学党之乱，使日本无所藉口。但是内 乱平定之后，日本仍不撤兵。日本声言高丽内乱之根在内政之不修明，要求中日两国共同 强迫高丽改革内政。李不答应，因为这就是中日共管高丽。 这时日本舆论十分激烈，一意主战。中国舆论也激烈，要求李鸿章火速出兵，先发制人。 士大夫觉得高丽绝不可失，因为失高丽就无法保东北。他们以为日本国力甚小："倭不度德 量力，敢与上国抗衡，实以螳臂挡车，以中国临之，直如摧枯拉朽。"李鸿章则觉得一调大 兵，则双方势成骑虎，终致欲罢不能。但他对于外交又不让步。他这种军事消极，外交积 极的办法，是很奇怪的，他有他的理由。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答应了他，俄国必劝 日本撤兵，如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李觉得既有俄国的援助，不必对日本让步 。殊不知喀西尼虽愿意给我援助，俄国政府不愿意。原来和战的大问题，不是一个公使所 能负责决定的。等到李鸿章发现喀西尼的话不能兑现，中日外交路线已经断了，战事已经 起始了。 中日两国同于七月初一宣战。八月十八（阳历九月十七）两国海军在高丽西北鸭绿江口相 遇。那一次的海军战争是我民族在这次全面抗战以前最要紧的一个战争。如胜了，高丽可 保，东北不致发生问题，而在远东中国要居上日本居下了。所以甲午八月十八的海军之战 是个划时代的战争，值得我们研究。那时我国的海军力比日本海军大。我们的占世界海军 第八位，日本占第十一位。我们的两个主力舰定远和镇远各七千吨；日本顶大的战舰不过 四千吨。但日本的海军也有优点，日本的船比我们快，船上的炮比我们多，而且放的快。 我们的船太参差不齐，日本的配合比较合用。所以从物质上说来，两国海军实相差不远。 那一次我们失败的原故很多。第一，战略不如人。我方原定舰队排"人"字阵势，由定远镇 远两铁甲船居先，称战斗之主力。海军提督丁汝昌以定远为坐舰，舰长是刘步蟾。丁本是 骑兵的军官，不懂海军。他为人忠厚，颇有气节，李鸿章靠他不过作精神上的领导而已。 刘步蟾是英国海军学校毕业的学生，学科的成绩确是上等的。而且颇识莎士比亚的戏剧， 颇有所谓儒将的风度。丁自认不如刘，所以实际是刘作总指挥。等到两军相望的时候，刘 忽下令把"人"字阵完全倒置，定远、镇远两铁甲船居后，两翼的弱小船只反居先。刘实胆 怯，倒置的原故想图自全。这样一来阵线乱了，小船的人员都心慌了。而且日本得乘机先 攻我们的弱点了。 其次，我们的战术也不及人。当时在定远船上的总炮手英人泰乐尔（Tyler）看见刘步蟾变 更阵势，知道形势不好。他先吩咐炮手不要太远就放炮，不要乱放炮，因为船上炮弹不多 ，必命中而后放。吩咐好了以后，他上望台，站在丁提督旁边，准备帮丁提督指挥。但丁 不懂英文泰乐尔不懂中文，两人只好比手势交谈。不久炮手即开火，而第一炮就误中自己 的望台，丁受重伤，全战不再指挥，泰乐尔亦受轻伤。日本炮弹的准确远在我们的之上， 结果，我海军损失过重，不敢再在海上与日人交锋。日人把握海权，陆军输送得行动自由 ，我方必须绕道山海关。其实海军失败以后，大事就去了。陆军之败更甚于海军。 次年三月，李鸿章与伊藤订《马关和约》。中国承允高丽独立，割台湾及辽东半岛，赔款 二万万两。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要吃亏的是高丽的共 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 、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图自强。不幸，时人不许他们，对自 强事业则多方掣肘，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 第一节李鸿章引狼入室 返回目录 甲午战争未起以前及既起以后，李鸿章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都失败 了。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 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西洋 各国原想在远东大大的发展，但在甲午以前，没有积极推动，一则因为他们忙于瓜分非洲 ；二则因为他们互相牵制各不相下；三则因为在远东尚有中国与日本两个独立国家，具有 相当的抵抗能力。在中日战争进行的时候，李鸿章虽千方百计的请求他们的援助，他们总 是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觉得中国愈败，愈需要他们的援助，而且愈愿意出 代价。同时他们又觉得日本虽打胜仗，战争总要削减日本的力量。在西洋人的眼光里，中 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 败之前。 等到《马关条约》一签字，俄、德、法三国就联合起来，强迫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包括旅 顺、大连在内。主动是俄国，德、法不过附和，当时俄国财政部长威特（Witte）正赶修西 比利亚铁路，他发现东边的一段，如绕黑龙江的北岸，路线太长，工程太困难，如横过我 们的东三省，路线可缩短，工程也容易的多。同时海参崴太偏北，冬季结冰，不便航行。 如果俄国能得大连、旅顺，俄国在远东就能有完善的军港和商港。完成西比利亚铁路及得 一个不冻冰的海口；这是威特想要乘机而达到的目的。法国当时联俄以对德，俄要法帮忙 ，法不敢拒绝，何况法国也有野心家想乘机向远东发展呢？德国的算盘打得更精。他想附 和俄国，一则可以使俄国知道德国是俄国的朋友，俄国不必联络法国；二则俄国如向远东 发展，在欧洲不会多事，德国正好顺风推舟；三则德国也可以向我们索取援助的代价。这 是三国干涉《马关和约》实在的动机。 俄、德、法三国的作法是十分冠冕堂皇的。《马关条约》发表以后，他们就向我们表示同 情，说条约太无理，他们愿助中国挽回失地的一部分。在我们那时痛恨日本的情绪之下， 这种友谊的表示是求之不得的。我们希望三国能把台湾及辽东都替我们收回来。同时三国 给与所谓友谊的劝告，说日本之占领辽东半岛不利于远东和平。战后之日本固不敢不依从 三国的劝告，于是退还辽东，但加赔款三千万两。中国觉得辽东半岛不止值三千万两，所 以我们觉得应感激三国的援助。 《马关条约》原定赔款二万万两，现在又加三千万两，中国当然不能负担。威特一口答应 帮我从法、俄银行借一万万两，年息四厘。数目之大，利率之低，诚使我们受宠若惊。俄 国真可算是我们的好朋友！ 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俄皇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行加冕典礼。帝俄政府向我 表示：当中俄两国特别要好的时候，中国应该派头等大员去作代表，才算是给朋友面子。 中国乃派李鸿章为庆贺加冕大使。这位东方的毕士麦克（即俾斯麦）于是到欧洲去了。威 特深知中国的心理，所以他与李鸿章交涉的时候，首言日本之可恶可怕，这是李鸿章愿意 听的话，也是全国人士愿意听的话。这种心理的进攻既然顺利，威特乃进一步陈言俄国对 我之援助如何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当中日战争之际，俄国本想参战，但因交通不便， 俄军未到而中日战争就完了。以后中国如要俄国给予有力的援助，中国必须使俄国修条铁 路横贯东三省。李鸿章并未驳辩威特的理论，但主张在中国境内之铁路段，应由中国自修 ，威特告以中国人力财力不足，倘自修，则十年尚不能成，将缓不济急。威特最后说，如 中国坚拒俄国的好意，俄国就不再助中国了。这一句话把李鸿章吓服了。于是他与威特签 定密约，俄许援助中国抵抗日本，中许俄国建筑中东铁路。 光绪二十二年的《中俄密约》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并无于短期内再 进攻中国的企图。是时日本政府反转过来想联络中国。因为西洋倘在中国势力太大，是于 日本不利的。威特的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以后瓜分之 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个密约引出来的。 李鸿章离开俄国以后，路过德、法、比、英、美诸国，他在柏林的时候，德国政府试探向 他要代索辽东的报酬，他没有答应。德国公使以后又在北京试探，北京也没有答应。光绪 二十三年秋，山东曹州杀了两个传教士，德国乘机一面派兵占领青岛，一面要想租借胶州 湾及青岛及在山东修铁路和开矿的权。中国于二十四年春答应了。山东就算是德国的利益 范围。 俄国看见德国占了便宜，于是调兵船占旅顺、大连。俄国说为维持华北的势力均衡，并为 助我的方使，他不能不有旅顺、大连，并且还要修南满铁路。中国也只好答应。我们费三 千万赎回来的辽东半岛，这时俄国又夺去了。俄国还说，他是中国惟一的朋友！俄国的外 交最阴险：他以助我之名，行侵我之实。以后他在东北既有了中东铁路，南满铁路及大连 、旅顺，东三省就成了俄国的势力范围。 于是英国要求租借威海卫和九龙及长江流域的优越权利。法国要求租广州湾及广东、广西 、云南的优越权利。日本要求福建的优越权利。意大利要求租浙江的三门湾。除意大利的 要求以外，中国都答应了。这就是所谓瓜分。惟独美国没有提出要求，但他运用外交，使 各国不完全割据各国所划定的范围，使各国承认各国在中国境内都有平等的通商权利。这 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门户开放主义。 这种瓜分运动就是甲午的败仗引起来的。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第二节康有为辅助光绪变法 返回目录 假使我们是甲午到戊戌那个时代的人，眼看见我国的国家被小小的日本打败了，打败了以 后又要割地赔款，我们还不激昂慷慨想要救国吗？又假使我们就是那个时代的人，新知识 新技术都没有，所能作的仅八股文章，所读过的书，仅中国的经史，我们救国方案还不是 离不开我们的经典，免不了作些空泛而动听的文章？假使正在这个时候，我们中间出了一 个人提出一个伟大的方案，既合乎古训，又适宜时局，其文章是我们所佩服的，其论调正 合乎我们的胃口，那我们还不拥护他吗？康有为就是这时代中的这样的人。 康有为是广东南海县人，生在咸丰五年，一八五五年，比孙中山先生大十一岁。他家好几 代都是读书人。他的家教和他的先生朱九江给他的教训，除预备他能应考试，取科名外， 特别注重中国政治制度的沿革及一般所谓经世致用之学。他不懂任何外国文字，在戊戌以 前，也没有到外国去过。但他到过香港、上海，看见西洋人地方行政的整齐，受了很大的 刺激。他觉得这种优美的行政必有文化和思想的背景和渊泉。可惜那个时候国内还没有讨 论西洋政治、经济的书籍。康有为所能得的仅江南制造局及教会所译的初级天文、地理、 格致、兵法、医药及耶稣教经典一类的书籍。但他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能举一反三，因小 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 我们已经说过，同光时代李鸿章所领导的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是很不彻底的。后来梁 启超批评他说：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 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 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这种批评是很对的。可是李鸿章的物质改革已遭时人的反对，倘再进一步的改革政治态度 ，时人一定不容许他。甲午以后，康有为觉得时机到了。李鸿章所不敢提倡的政治改革， 康有为要提倡。这就是所谓变法运动。 我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多年，只有两个人曾主张变法，一个是王莽，一个是王安石。两个 都失败了。王莽尤其成为千古的罪人。所以没有敢谈变法。士大夫阶级都以为法制是祖宗 的法制，先圣先贤的法制，历代相传，绝不可变更的。康有为知道非先打破这个思想的难 关，变法就无从下手。所以在甲午以前，他写了一篇《孔子改制考》。他说孔子根本是个 改革家。孔子作《春秋》的目的就是要改革法制。《春秋》的真义在《公羊传》里可以看 出来。《公羊传》讲"通三统"那就是说夏、商、周三代的法制并无沿袭，各代都因时制宜 ，造出各代的法制。《公羊传》又讲"张三世"，那就是说，以专制政体对乱世，立宪政体 对升平之世，共和政体对太平之世。康有为这本书的作用无非是抓住孔子作他思想的傀儡 ，以便镇压反对变法的士大夫。 康有为在甲午年中了举人，乙未年成了进士。他是那个国难时期的新贵。他就趁机会组织 学会，发行报纸来宣传，一时附和的人很不少。大多数并不了解他的学说，也不知道他的 改革具体方案，只有极少数可以说是他的忠实同志。但是他的运动盛极一时，好像全国舆 论是拥护他的。 孔子是旧中国的思想中心。抓住了孔子，思想之战就成功了。皇帝是旧中国的政治中心。 所以康有为的实际政治工作是从抓住皇帝下手。他在严重的国难时期之中，一再上书给光 绪皇帝，大讲救国之道。光绪也受了时局的刺激，很想努力救国。他先研究康有为的著作 ，后召见康有为。他很赏识他，因为种种的困难，只教他在总理衙门行走，戊戌春季的瓜 分，更刺激了变法派和光绪帝。于是他又派康有为的四位同志杨锐、刘光第、林旭、谭嗣 同在军机处办事。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到八月初康有为辅助光绪行了百日的维新。 在这百天之内，康有为及其同志推行了不少的新政。其中最要紧的有二件事。第一，以后 政府的考试不用八股文，都用政治、经济的策论。换句话说，以后读书人要做官不能靠虚 文，必须靠实学。第二，调整行政机构。康有为裁汰了许多无用的衙门和官职，如詹事府 ，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以及总督同城的巡抚，不治河的河督，不 运粮的粮道，不管盐的盐道。同时他添了一个农工商总局，好像我们现在的经济部，想要 推行经济建设。这两件大新政，在我们今日看起来，都是应该早办的，但在戊戌年间，虽 然国难那样严重，反对的人居大多数。为什么呢？一句话，打破了他们的饭碗。人人都知 道废八股，提倡实学，但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全 国的读书人都觉得前功尽弃。他们费了多少的心血，想从之乎也者里面，升官发财。一旦 废八股，他们绝望了。难怪他们要骂康有为洋奴汉奸。至于被裁的官员更不要说，无不切 齿痛恨。 康有为既然抓住皇帝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就包围西太后，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 这时光绪虽作皇帝，实权仍在西太后手里。他们两人之间久不和睦。西太后此时想索性废 光绪皇帝。新派的人于是求在天津练兵的袁世凯给他们武力的援助。袁世凯嫌他们孟浪， 不肯合作，而且泄露他们的机密。西太后先发制人，把光绪囚禁起来，说皇帝有病，不能 理事，复由太后临朝训政。康有为逃了，别人也有逃的，也有被西太后处死的。他们的新 政完全打消了。 第三节顽固势力总动员 返回目录 在戊戌年的变法运动之中，外国人颇偏袒光绪帝及维新派，反对西太后及顽固党。因此一 个内政的问题就发生国际关系了。后康有为、梁启超，逃难海外，又得着外国人的保护。 他们在逃难之中发起保皇会，鼓动外国人和华侨拥护光绪。这样，西太后和顽固党就恨起 洋人来了。西太后要废光绪，立端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作皇帝。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诸 顽固分子想在新王之下操权，于是怂恿废立。但各国驻京公使表示不满意，他们的仇外的 心理更进了一层。 顽固党仅靠废立问题还不能号召天下，他们领导的运动所以能扩大，这是因为他们也是爱 国分子。自鸦片战争到庚子年，这六十年中所受的压迫，所堆积的愤慨，他们觉得中国应 该火速抗战，不然国家就要亡了。我们不要以为顽固分子不爱国，从鸦片战争起，他们是 一贯的反对屈服，坚强的主张抗战。在戊戌年，西太后复政以后，她硬不割让三门湾给意 大利。她令浙江守土的官吏准备抗战。后意大利居然放弃了他的要求，顽固党更加觉得强 硬对付洋人是对的。 外人在中国不但通商占地，还传教。这一层尤其招顽固分子的愤恨。他们觉得孔孟的遗教 是圣教，洋人的宗教是异端，是邪教，中国最无知的愚民，都知道孝敬父母，尊顺君师， 洋人是无父无君的。几千年来，都是外夷学中国，没有中国学外夷的道理。这种看法在当 时是很普遍的。譬如大学士徐桐是大理学家倭仁的门弟子，自己也是个有名的理学家，在 当时的人物中，算是一个正派君子。他和他的同志是要保御中国文化而与外人战。他们觉 得铲草要除根，排斥异端非尽驱逐洋人不可。 但是中国与日本战尚且打败了，怎能一时与全世界开战呢？顽固分子以为可以靠民众。利 用民众或"民心"或"民气"去对外，是林则徐、徐广缙、叶名琛一直到西太后、载漪、刚毅 、徐桐传统的法宝。凡是主张剿夷的莫不觉得四万万同胞是有胜无败的。甲午以后，山东 正有民间的义和团出现。顽固分子觉得这个义和团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武力。 义和团（又名义和拳）最初是大刀会，其本质与中国流行民间的各种会匪并无区别。这时 的大刀会专以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为对象，民众对洋人也有多年的积愤。外国传教士免不 了偏袒教徒，而教徒有的时候免不了仗洋人的势力欺侮平民。民间许多带宗教性质的庙会 敬神，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意合作。这也引起教徒与非教徒的冲突。民间尚有种种谣言，说 教士来中国的目的不外挖取中国人的心眼以炼药丹，又一说教士窈取婴孩脑髓，室女红丸 。民间生活是很痛苦的，于是把一切罪恶都归到洋人身上。洋人，附洋人的中国人，以及 与洋人有关的事业如教堂、铁路、电线等、皆在被打倒之列。义和团的人自信有鬼神保佑 ，洋人的枪炮打不死他们。山东巡抚李秉衡及毓贤前后鼓励他们，因此他们就以扶清灭洋 的口号在山东扰乱起来。 己亥年（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年）袁世凯作山东巡抚，他就不客气把义和团当作乱民 ，派兵痛剿。团民在山东站不住，于己亥冬庚子春逃入河北。河北省当局反表示欢迎，所 以义和团就在河北得势了。毓贤向载漪、刚毅等大替义和团宣传，说他们如何勇敢，可靠 。载漪和刚毅介绍义和团给西太后，于是义和团在北京得势了。西太后及想实行废立的亲 贵，顽固的士大夫及顽固爱国志士都与义和团打成一片，精诚团结去灭洋，以为灭了洋人 他们各派的公私目的都能达到。庚子年拳匪之乱是我国顽固势力的总动员。 经过四次的御前会议，西太后乃于五月二十五日向各国同时宣战。到七月二十日，董福祥 的军队连同几万拳匪，拿着他们的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 ，火牌，飞剑，及其他法宝，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连东交民巷的公使馆都攻不破。同时 八国联军由大沽口进攻，占天津，慢慢的逼近北平。于是西太后同光绪帝逃到西安。李鸿 章又出来收拾时局。 拳匪之乱的结束是《辛丑条约》，除惩办祸首及道歉外，《辛丑条约》有三个严重的条款 。第一，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在未还清以前，按每年四厘加利，总计 实九万万八千余万两。俄国的部分最多，（那时中俄尚是联盟国）占百分之二十九，德国 次之，占百分之二十，法国占百分之十六弱，英国占百分之十一强，日本与美国各占百分 之七强。第二，各国得自北京到山海关沿铁路线驻兵。近来日本增兵平津，就藉口《辛丑 条约》。第三，划定并扩大北京的使馆区，且由各国留兵北京以保御使馆。 这种条款，够严重了。但我们所受的损失最大的还不是《辛丑条约》的各款。此外还有东 三省的问题。庚子年，俄国趁拳乱派兵占领全东北三省。《辛丑条约》订了以后，俄国不 肯退出，反向我要求各种特殊权利。假使中国接受了俄国的要求，东北三省在那个时候就 要名存实亡了。张之洞、袁世凯竭力反对接受俄国的条款，日本、英国、美国从旁赞助他 们。李鸿章主张接受俄国的要求，但是幸而他在辛丑的冬天死了，不然东北三省就要在他 手里送给俄国了。日本、英国看见形势不好，于壬寅（光绪二十八年）年初，缔结同盟条 约来对付俄国。美国虽未加入，但表示好感。中国当时的舆论亦赞助同盟。京师大学堂（ 以后的北京大学）的教授上书政府，建议中国加入同盟，变为中日英三国的集团来对付俄 国。俄国看见国际情形不利于他，乃与中国订约，分三期撤退俄国在东三省的军队。条约 虽签字了，俄国以后又中途变计。日本乃出来与俄国交涉。光绪三十年（一千九百零四年 ）两国交涉失败，就在我们的国土上打起仗来了。 那一次的日俄战争，倘若是俄国全胜了，不但我们的东三省，连高丽都要变为俄国的势力 范围；倘若日本彻底的打胜了俄国，那高丽和东北就要变成日本的范围，中国左右是得不 了便宜的。幸而事实上日本只局部的打胜了，结果两国讲和的条约仍承认中国在东北的主 权，不过划北满为俄国铁路及其他经济事业的范围，南满包括大连、旅顺在内，为日本的 范围。这样，日俄形成对峙之势，中国得收些渔人之利。 第四节孙总理提民族复兴方案 返回目录 在未述孙中山先生的事业以前，我们试回溯我国近代史的过程。我们说过，我们到了十九 世纪遇着空前未有的变局，在十九世纪以前，与我民族竞争的都是文化不及我，基本势力 不及我的外族。到了十九世纪，与我抗衡的是几个以科学，机械，及民族主义立国的列强 。我们在道光间虽受了重大的打击，我们仍旧不觉悟，不承认国家及民族的危险，因此不 图改革，妄费了民族二十年的光阴。直到受了英法联军及太平天国的痛苦，然后有同治初 年由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领导的自强运动。这个运动就是我国近代史上 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简单的说，这个方案是要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洋的 军器来对付西洋人。这是一个不彻底的方案，后来又是不彻底的实行。为什么不彻底呢？ 一则因为提案者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根本有限，二则因为同治光绪年间的政治制度及时代 精神不容许自强运动的领袖们前进。同时代的日本采取了同一路线，但是日本的方案比我 们的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 之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以后，康有为所领导的变法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救国救民第二个方案。这个方案的主 旨是要变更政治制度，其最后目的是要改君主立宪，以期民族精神及维新事业得在立宪政 体之下充分发挥和推进。变法运动无疑的是比自强运动更加西洋化近代化。康有为虽托孔 子之名，及皇帝的威严去变法，他依旧失败，因为西太后甘心作顽固势力的中心。满清皇 室及士大夫阶级和民间的顽固势力本极雄厚，加上西太后的支助，遂成了一种不可抑遏的 反潮。严格说来，拳匪运动可说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三个救国救民的方案，不过这个方案是 反对西洋化，近代化的，与第一第二两个方案是背道而驰的。拳匪的惨败是极自然的。惨 败代价之大足证我民族要图生存绝不可以开倒车。 等到自强、变法、反动都失败了，国人然后注意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救国救民的方案。这 个方案的伟大与中山先生的少年环境是极有关系的。 中山先生是广东香山县人，生于前清同治五年，西历一千八百六十六年。他的家庭是我国 乡下贫苦农夫的家庭，他小的时候，就在田庄上帮助父亲耕种，十三岁，他随长兄德彰先 生到檀香山。他在那里进了教会学校。十六岁的时候，他回到广州入博济医学校。次年， 他转入香港英国人所设立的医学专科。他在这里读书共十年，于光绪十八年毕业，成医学 博士。中法战争的时候，他正十九岁，所受刺激很大。他在学校所结纳的朋友，如郑士良 、陈少白、陆皓东等多与秘密反对满清的会党有关。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已有了革命的思 想。 中山先生的青年生活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他与外人接触最早，十三岁就出国了。 他所入的学校全是外国人所设立的学校。他对西洋情形及近代文化的认识远在李鸿章、康 有为诸人之上。这是我民族一种大幸事，因为我们既然只能从近代化找出路，我们的领袖 人物应该对近代文化有正确深刻的认识。第二，中山先生的教育是科学的教育，而且是长 期的。科学的思想方法是近代文化的至宝。但是这种方法不是一两个月的训练班或速成学 校所能培养的。我们倘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能了解为什么中山先生所拟的救国方案能 超越别人所提的方案。中山先生的一切方案是具体的，精密的，有步骤的，方方面面都顾 到的，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过长期科学训练的。 光绪十年的中法之战给了中山先生很大的刺激。光绪二十年的中日之战所给的刺激更大。 此后他完全放弃行医，专门从事政治。次年，他想袭取广州以为革命的根据地。不幸事泄 失败他逃到国外。在檀香山的时候，他组织了兴中会。当时风气未开，清廷监视很严，所 以兴中会的宣言不提革命，只说政府腐败，国家危急，爱国志士应该联合起来以图国家的 富强。宣言虽是这样的和平，海外侨胞加入兴中会的还是很少。中山先生从檀香山到美国 、英国，一面鼓吹革命，一面考察英美的政治。在英国的时候，使馆职员诱他入馆，秘密 的把他拘禁起来，想运送回国。幸而得着他的学校教师的援助终得出险，后又赴法。这是 中山先生初次在海外逃难的时期，也是他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初熟的时期。 庚子拳匪作乱的时候，郑士良及史坚如两同志奉中山先生的命令想在广东起事，不幸都失 败了。但是庚子年的大悲剧摇动了许多人对满清的信念。留学生到日本去的也大大的加增 。从此中山先生的宣传容易的多，信徒加增也很快。日本朋友也有赞助的。到了甲辰年（ 光绪三十年，西历一千九百零四年，）他在日本组织同盟会，并创办《民报》。这是我民 族初次公开的革命团体。《同盟会宣言》及《民报发刊词》是中山先生初次公开的正式的 以革命领袖的资格，向全世界发表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甲辰以后，中山先生尚有二十 年的革命工作，对他所拟的方案尚有不少的补充，但他终身所信奉的主义及方略的大纲已 在《同盟会宣言》和《民报发刊词》里面立定基础了。 《民报发刊词》说明了三民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欧洲罗马帝国灭亡以后，各民族割据其地 ，慢慢的各养成其各别的语言、文字、风俗、法制。到了近代，各民族遂成了民族国家。 但在各国之内王室专制，平民没有参政之权，以致民众受压迫的痛苦。十八世纪末年，十 九世纪初年，欧人乃举行民权的革命。在十九世纪，西洋人虽已实行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但社会仍不安。这是因为欧美在十九世纪科学发达，工业进步，社会贫富不均。中国应 在工业初起的时候，防患未然，利用科学和工业为全民谋幸福，这就是民生主义，中山先 生很激昂的说：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 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 瞳乎后也。 这是中山先生的爱国热忱和科学训练所创作的救国方案。其思想的伟大是古今无比的。 但是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在西洋尚且未实现，以落伍的中国，外受强邻的压迫、内部又满 布封建的思想，何能同时推行三民主义呢？这岂不是偏于理想吗？有许多人直到现在还这 样的批评中山先生。三十三年以前，当同盟会初组织的时候，就是加盟者大部分也阳奉阴 违，口信心不信。反对同盟会的人更加不必说了。他们并不否认三民主义的伟大，他们所 犹豫的是三民主义实行的困难。其实中山先生充分的顾到了这层困难。他的革命方略就是 他实行三民主义的步骤。同盟会的宣言的下半说明革命应分军法、约法、宪法三时期，就 是以后所谓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一般浅识的人承认军政、宪政之自然，但不了解训 政阶段是必要的，万不能免的。中山先生说过： 由军政时期一蹴而至宪政时期，绝不予革命政府以训练人民之时期，又绝不予人民以养成 自治能力之时间，于是第一流弊在旧污未由荡涤，新治未由进行；第二流弊在粉饰旧污以 为新治；第三流弊在发扬旧民，压抑新治。更端言之，即第一，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 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矣。此所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 当时在日本与同盟会的《民报》抗争者是君主立宪派的梁启超所主持的《新民丛报》。梁 启超是康有为的门徒，爱国而博学。他反对打倒清朝，反对共和政体。他要维持清室而行 君主立宪。所以他在《新民丛报》里再三发表文章攻击中山先生的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 他说中国人民程度不够，不能行共和制。如行共和必引起多年的内乱和军阀的割据。他常 引中国历史为证：中国每换一次朝代必有长期的内乱。梁启超说，在闭关自守时代，长期 的内乱尚不一定要亡国。现在列强虎视，一不小心，我们就可召亡国之祸。民国以来的事 实似乎证明了梁启超的学说是对的。其实民国以来的困难都是由于国人不明了因而不接受 训政。 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革命方略无疑的是我民族惟一复兴的路径。我们不可一误再误了 第五节民族扫除复兴的障碍 返回目录 庚子拳匪之乱以后，全体人民感觉满清是我民族复兴的一种障碍，这种观察是很有根据的 。甲午以前，因为西太后要重修颐和园，我国海军有八年之久，不能添造新的军舰。甲午 以后，一则因为西太后与光绪帝争权，二则因为满清的亲贵以为维新就是汉人得势，满人 失权，西太后和亲贵就煽动全国的一切反动势力来打倒新政。我们固不能说，满人都是守 旧的，汉人都是维新的，因为汉人之中，思想腐旧的，也大有人在。事实上，满人居领袖 地位，他们一言一动的影响大，而他们中间守旧的成份实在居大多数。并且他们反对维新 ，就是藉以排汉，所以庚子以后，满清虽逐渐推行新政，汉人始终不信服他们，不认他们 是有诚意的。 庚子年的冬天，西太后尚在西安的时候，他就下诏变法。以后在辛丑到甲辰那四年内，他 裁汰了好几个无用的衙门，废科举，设学校，练新兵，派学生出洋，许满汉通婚。戊戌年 康有为要辅助光绪帝行的新政，这时西太后都行了，而且超过了。日本胜了俄国以后，时 人都觉得君主立宪战胜了君主专制。于是在乙巳年（一九○五年）的夏天，西太后派载泽等 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法，表示要预备立宪。丙午、丁未、戊申三年成了官制及法制的大 调整时期。 丙午（一九○六年）九月，厘定中央官制。前清中央主要的机关有内阁、军机处、六部、九 卿。所谓九卿，多半是无用的衙门。六部采用委员制，每部有满汉尚书各一，满汉侍郎各 二，共六人主政，责任不专，遇事推诿，并且自道、咸以后，各省督抚权大，六部成了审 核机关，本身几全不举办事务。军机处是前清中央政府最得力的机关，原是内阁分出来的 一个委员会，实际辅佐皇帝处理大政的。自军机处在雍正年间成立以后，内阁变成一种装 饰品。丙午年的改革，保存了军机处，此外设立十一部，每部以一个尚书为最高长官。这 种改革虽不圆满，比旧制实在是好多了。但十一名尚书发表以后，汉人只占五人，比以前 六部满汉各一的比例还差了。所以这种改革，不但未和缓汉人的不平，反加增了革命运动 的力量。 丁未年（一九○七年）清廷决定设资政院于北京，作为中央的民意机关，设谘议局于各省， 作为地方的民意机关。戊申年，满清颁布宪法大纲并规定九年为预备立宪时期。如果真要 立宪，九年的预备实在还不够，但是因为当时国人对满清全不信任，故反对九年的预备， 说满清不过藉预备之名以搁置立宪。 满清在这几年之内，不但借改革以收汉人的政权，并且铁良和良弼想尽了法子把袁世凯的 北洋兵权也夺了。等到戊申的秋天，宜统继位，其父载沣作摄政王的时候，第一条命令是 罢免袁世凯。此时汉人之中尚忠于清廷而又有政治手腕者，袁世凯要算是第一，载沣还要 得罪他，这不是满清自取灭亡吗？ 同盟会和其他革命志士看清了满人的把戏，积极的图以武力推倒满清的政权。丙午年，同 盟会的会员蔡绍南、刘道一联合湖南和江西交界的秘密会党在浏阳和萍乡起事。他们的宣 言明说他们的目的是要打倒清朝，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同盟会成立以后第一次的革 命，也是三民主义初次充当革命的目标。不幸失败了。同时还有许多革命党员秘密的在武 昌及南京的新军之中运动革命，清廷简直是防不胜防。 这时日本政府应满清的请求，强迫孙中山先生离开日本。中山先生乃领导胡汉民、汪精卫 等到安南，在河内成立革命中心。他们在丁未年好几次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及镇南 关各处起事，戊申年又在河口起事，均归失败。同时江浙人所组织的光复会也积极活动， 丁未年五月光复会首领徐锡麟杀安徽巡抚恩铭，此事牵连了他的同志秋瑾，两人终皆遇害 。戊申年十月，熊成基带安徽新军一部分突破安庆。他虽失败了，他的行动表示长江一带 的新军已受了革命思想的影响。 丁未、戊申两年既受了这许多的挫折，同盟会的多数领袖主张革命策略应该变更。胡汉民 当时说过："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 。"汪精卫反对此说，他相信革命志士固应有恒德，"担负重任，积劳怨于一躬，百折不挠 ，以行其志"，但是有些应该有烈德，"猛向前进，一往不返，流血以溉同种"。他和黄复生 秘密的进北京，谋刺摄政王载沣。后事不成，被捕下狱。这是庚戌宣统二年的事情。 汪精卫独行其烈德的时候，中山先生和胡汉民、黄兴、赵声正在南洋向华侨募捐，想大规 摸的有计划的向满清进攻。这是汪精卫所谓恒德。他们于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定计划， 先占广州，然后北伐，"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定了计 划以后，他们分途归国。次年，辛亥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役是 他们的计划的实现。军事上虽失败了，心理上则大成功，因为革命精神从此深入国民的脑 际。 正在这个时挨，清廷宣布铁路国有的计划，给了革命党人一个很好的宣传的机会。那时待 修的铁路，以粤汉、川汉两路为最急迫，困难在资本的缺乏。四川、湖北、湖南诸省的人 民乃组织民营铁路公司，想集民股筑路。其实民间的资本不够，公司的领袖人物也有借公 济私的，所以成绩不好，进行很慢。邮传大臣盛宣怀乃奏请借外债修路，把粤汉、川汉两 路都收归国有。借外债来建设，本来是一种开明的政策，铁路国有也是不可非议的，不过 盛宣怀的官声不好，满清已丧失人心，就是行好政策，人民都不信任。何况民营公司的股 东又要损失大利源呢？因以上各种原故，铁路国有的问题就引起多数人的反对，革命党又 从中煽动，竟成了大革命的导火线。 同盟会的革命策略，本注重广东，但自黄花岗失败以后，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就想 利用长江流域为革命策源地。他们在上海设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谭人凤特别注重长江中游 之两湖。那时湖北新军中的蒋翊武组织文学社于武昌，藉以推动革命。在湖南活动的焦达 丰及在湖北活动的孙武和居正，另外组织共进会。这两个团体，虽有同盟会的会员参加， 并不是同盟会的支部，而且最初彼此颇有磨擦。经谭人凤调和以后共进会和文学社始合作 。 同盟会的首领原来想在长江一带应该有好几年的预备工作，然后可以起事。但四川、湖北 、湖南争路的风潮扩大以后，他们就决定在辛亥年（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秋天起事。 发难的日期原定旧历八月十五日，后因预备不足，改迟十天。却在八月十八日，革命党的 机关被巡捕破获，党人名册也被搜去。于是仓卒之间定八月十九即阳历十月十日起事。 辛亥武昌起义的领袖是新军的下级军官熊秉坤。他率队直入武昌，进攻总督衙门。总督瑞 澂当即不抵抗出逃，新军统制张彪也跟他逃，于是武昌文武官吏均弃城逃走。武昌便为革 命军所据。革命分子临时强迫官阶较高，声望较好的黎元洪作革命军的都督。 武昌起义以后，一个月之内，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安徽、江苏、贵州、浙江 、广西、福建、广东、山东十三省相继宣布独立。并且没有一个地方发生激烈的战争。清 朝的灭亡，不是革命军以军力打倒的，是清朝自己瓦解的。各独立省选派代表，制定临时 约法，并公举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的临时总统。我们这个老古的帝国，忽然变为民国了 。 满清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请袁世凯出来挽回大局。这种临时抱佛脚的办法是不会生效的 。袁世凯替清室谋得的不过是退位以后的优待条件，为自己却得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总 统的地位。 辛亥革命打倒了清朝，这是革命惟一的成绩。清朝打倒了以后，我们固然扫除了一种民族 复兴的障碍，但是等到我们要建设新国家的时候，我们又与民族内在的各种障碍面对面了 。 第六节军阀割据十五年 返回目录 民国元年的民国有民国必须具备的条件吗？当然没有。在上了轨道的国家，政党的争权绝 不使用武力，所以不致引起内战。军队是国家的，不是私人的。军队总服从政府，不问主 政者是属于那一党派。但是民国初年，在我们这里，军权就是政权。辛亥的秋天，清室请 袁世凯出来主持大政，正因为当时全国最精的北洋军队是忠于袁世凯的。中山先生在民国 元年所以把总统的位置让给袁世凯，也与这个原故有关。我们以先说过在太平天国以前， 我国并没有私有的军队，有之从湘军起。湘军的组织和精神传给了淮军，淮军又传给北洋 军，以致流毒于民国。不过湘军和淮军都随着他们的领袖尽忠于清朝，所以没有引起内乱 。到了民国，没有皇帝了，北洋军就转而尽忠于袁世凯。 为什么民国初年的军队不尽忠于民国，不拥护民国的宪法呢？我们老百姓的国民程度是很 低的。他们当兵原来不是要保御国家，是要解决个人生计问题的。如不加以训练，他们不 知道大忠，那就是忠于国家和忠于主义，只知道小忠，忠于给他们衣食的官长，和忠于他 们同乡或同族的领袖。野心家知道我国人民乡族观念之深，从而利用之以达到他们的割据 企图。 工商界及学界的人何以不起来反对军阀呢？他们在专制政体下作了几千年的顺民，不知道 什么是民权，忽然要他们起来作国家的主人翁，好像一个不会游水的人，要在海洋的大波 涛之中去游泳，势非淹死不可，知识阶级的人好像应该能作新国民的模范，其实也不尽然 。第一，他们的知识都偏于文字方面。古书愈读的多，思想就愈腐旧，愈糊涂。留学生分 散到各国各校各学派，回国以后，他们把万国的学说都带回来了，五花八门，彼此争辩， 于是军阀的割据之上又加了思想的分裂。第二，中国的读书人，素以作官为惟一的出路。 民国以来，他们中间有不少的人惟恐天下不乱，因为小朝廷愈多，他们作官的机会就愈多 。所以知识阶级不但不能制止军阀，有的时候，反助桀为虐。 那末，我们在民国初年绝对没有方法引国家上轨道吗？有的，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建国方略 和三民主义。中山先生早已知道清朝不是中国复兴惟一的障碍。其他如国民程度之低劣， 国民经济之困难，军队之缺乏主义认识，这些他都顾虑到了。所以他把建国的程序分为军 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是时人不信他，因为他们不了解他的思想。他们以为清朝是 我们惟一的障碍，清朝扫除了，中国就可以从几千年的专制一跃而达到宪政。这样，他们 正替军阀开了方便之门。这就是古人所谓"欲速则不达"。在民国初年，不但一般人不了解 中山先生的思想，即同盟会的会员，了解的也很少。中山先生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作他的 后盾。至于革命军更谈不到。当时军队的政治认识仅限于排满一点，此外都是些封建思想 和习惯，只够作反动者的工具。中山先生既然没有健全的革命党和健全的革命军帮他推动 他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他就毅然决然让位与袁世凯，一方面希望袁世凯能不为大恶，同 时他自己以在野的资格，努力造党和建设。 假使我民族不是遇着帝国主义压迫的空前大难关，以一个曹操、司马懿之流的袁世凯当国 主，树立一个新朝代，那我们也可马虎下去了。但是我们在二十世纪，所须要的，是一个 认识新时代而又能领导我们向近代化那条路走的伟大领袖。袁世凯绝不是个这样的人。他 不过是我国旧环境产生的一个超等的大政客。在他的任内，他借了一批大外债，用暗杀的 手段除了他的大政敌宋教仁，扩充了北洋军队的势力，与日本订了民国四年的条约，最后 听了一群小人的话，幻想称帝。等到他于民国五年六月六日死的时候，他没有做一件于国 有益，于己有光的事情。 袁死了以后，靠利禄结合的北洋军队当然四分五裂了。大小军阀，遍地皆是。他们混打了 十年。他们都是些小袁世凯。到了民国十五年的夏季，中国的政治地图分割到什么样子呢 ？第一，东北四省和河北、山东属于北洋军阀奉系的巨头张作霖。他在北京自称大元帅， 算是中华民国的元首。第二，长江下游的江、浙、皖、闽、赣五省是北洋军阀直系孙传芳 的势力范围。孙氏原来是吴佩孚的部下，不过到了民国十五年，孙氏已羽翼丰满，不再居 吴佩孚之下了。第三，湖北同河南仍属于直系巨头曾拥戴曹琨为总统的吴佩孚。第四，山 西仍属于北洋之附庸而保持独立而专事地方建设之阎锡山。第五，西北算是吴佩孚的旧部 下而倾向革命之冯玉祥的势力范围。第六，西南的四川、云南、贵州，属于一群内不能统 一，外不能左右大局的军阀。第七，广东、广西、湖南三省是革命军的策源地。从元年到 十五年，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化达到了这种田地。 第七节贯彻总理的遗教 返回目录 民国十五年七月九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这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大分水界。前此我们 虽有革命志士，但没有健全的，有纪律的，笃信主义的政党；前此我们虽有军队参加革命 ，但没有革命军。此后就大不同了。我们如要了解民国十五年北伐誓师为什么是个划时代 的史实，我们必须补述孙中山先生末年的奋斗。 我们已经说过，中山先生在辛亥革命以前宣布了他的革命方略，分革命的过程为军政、训 政、宪政三个阶段。用不着说，军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对封建势力的扫荡和肃 清，训政是一个信服三民主义的革命党猛进的缔造宪政所必须的物质及精神条件。民国初 年，这样的革命军和革命党都不存在，军阀得乘机而起，陷民国于长期的内乱，人民所受 的痛苦，反过于在清朝专制之下所受的。中山先生于是更信他的革命方略是对的。民国三 年，他制定革命党党章的时候，他把一党专政及服从党魁的精神大大的加强。民国七年， 俄国革命，虽遇着国内国外反动势力的夹攻，终成功了。中山先生考察俄国革命党的组织 ，发现其根本纲领竟与他多年所提倡的大同小异。原来俄国也是个政治经济落后的国家， 俄国的问题也是火速的近代化。在十九世纪，俄国没有赶上时代的潮流，因此在上次的欧 洲大战，俄国以二十倍德国的领土，两倍德国的人口，尚不能对付德国二分之一的武力。 俄国的革命方略，在这种状况之下当然可供我们的参考。难怪中山先生虽知道中山主义与 列宁主义有大不同之点，早就承认列宁是他的同志。 在苏联革命的初年，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列宁亦乐与我们携手。民国十二年正月二十六 日，中山先生与列宁的代表越飞（Joffe）共同发表宣言，声明两国在各行其主义的条件之 下，共同合作。十二年夏，中山先生派蒋介石赴俄，考察红军和共产党的组织。是年冬， 苏联派遣鲍罗廷来华作顾问。十三年初，中山先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于广州，彻底的改组 国民党，并决定联俄容共。同时蒋介石从俄回国。中山先生就请他创办黄埔军官学校。中 山先生对黄埔军校是抱无穷希望的。在开学的那一天，中山先生说过： 今天开这个学校的希望，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从新创造，要这学校的学生来 做根本，成立革命军。诸位学生，就是将来革命军的骨干。 十四年是革命策源地的两广的大调整时期：陈炯明勾结杨希闵、刘震寰以图消灭新起的革 命势力。于是有两次的东征，然后广东得以肃清。同时革命政府协助了李宗仁、黄绍竑肃 清广西。 不幸在这年的春天，三月十二日，中山先生在北平逝世了。 目前的困难是一切民族在建国的过程中所不能避免的。只要我们谨守中山先生的遗教，我 们必能找到光明的出路。 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 返回目录 （从顺治到咸丰） * 据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库）1996年3月第1版补入。--CTJ121 小引* * 小引系据台湾《中央日报》印行《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1953年4月台北出版）。 这个小小的研究报告是二十年前写的。原文登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因为国人对于 中、俄关系及东北问题的看重，所以把这个研究报告作为单行本刊印出来。 二十五年以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一点意见。我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 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 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参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局参考 。 因为我深感东北问题的重要，所以在我的工作研究中，东北占主要位置。可惜在最近这十 几年中，我不能继续有系统的研究。我原来希望搜集中外的史料，把咸丰以后的东北外患 也写出来，现在好像找不到这样一个机会。如果有学者愿意担负这种工作，我愿意尽力协 助。 民国41年9月16日于纽约 一、俄国的远东发展* 返回目录 * 以下正文系据《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民国21年12月北平出版）。 我族在东北的历史虽变故多端，概括说，可分为两大时期。满清以前，在东北与我族相抗 的，不是当地的部落，就是邻境的民族，其文化程度恒在我族之下。最近三百年的形势就 大不同了。从清初到现在，这三百年，东北最初受了远自欧洲来的俄罗斯之侵略，最近又 遭了西洋化的日本之占据，而其他列强亦曾插足其中。现在东北已成所谓世界问题。纵不 说最近三百年的侵略者之文化高于我族，我们不能不承认他们的国力有非我们所能比抗。 俄国的历史颇有与我相同的。在13世纪，蒙古人一方面向南发展，并吞了华北的金及华南 的宋；另一方面又向西发展，简直席卷了中央亚细亚及俄罗斯，直到波兰。我国受蒙古人 的统治不满百年，即由明太祖在14世纪的下半叶光复了祖业。俄国终亦得到解放。惟蒙古 人在俄国的施政并不如在中国那样积极，而同时俄人民族的观念亦不及我族发展之早，故 俄国的光复运动到15世纪始由马斯哥王国率领进行，其完成尚在16世纪宜番四世的时候。 总计起来，俄国的光复比我国迟了二百年。 俄国反蒙古人的运动虽较迟，其发展之积极及持久反为我们所望尘莫及。我族自明成祖以 后，保守尚感不足，遑论进取。俄国则不然。 俄人初越乌拉山而角逐于西比利亚者为雅尔马克，所带队伍仅八百四十人；其时在公历 1579年，即明万历七年。此后勇往直前，直到太平洋滨为止。1638年--崇祯十一年，俄国 的先锋队已在鄂霍次克（Okhotsk）海滨建设了鄂霍次克城。六十年内，全西比利亚入了俄 国的版图，其面积有四百万方英里，比欧洲俄罗斯还大一倍。 俄国在西比利亚的拓展并未与我国接触，所以无叙述之必要。但其经过有两点足以帮助我 们了解日后中、俄初次在黑龙江的冲突，不能不略加讨论。第一、俄国在西比利亚发展之 速得了天然交通的资助。西比利亚有三大河流系统：即俄比（Ob River System）系统，也 尼赛（Yenisei）系统，及来那（Lena）系统。俄比、也尼赛、及来那三大河虽皆发源于南 而流入北冰洋，但其支河甚多，且大概是东西流的。一河流系统之支河与其邻近河流系统 之支河往往有相隔甚近者，且二者之间有较低的关道可以跋涉。俄人过乌拉山就入俄比系 统；由俄比系统转入也尼赛系统；再转入来那系统，就到极东了。 俄人在西比利亚所养成的交通习惯与日后中、俄两国在黑龙江的冲突有很大的关系。因为 黑龙江及其支河可说是亚洲北部的第四大河流系统。其他三大河皆由南向北流，惟独黑龙 江由西向东流入海。所以在自然交通时代，黑龙江是亚洲北部达东海最便捷之路。并且俄 人有好几处可以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系统。黑龙江上流有一支河名石勒喀（Shilka）； 石勒喀复有一支河名尼布楚（Nertcha，尼布楚城因河得名）。尼布楚河发源之地离威提穆 河（Vitim）发源之地甚近。威提穆河就是来那河上流之一支，这是由来那系统转入黑龙江 系统道路之一。黑龙江上流另有一支河名额尔必齐（Gorbitsa），其发源地与鄂列克玛河 （Olekema）之发源地相近，雨鄂列克玛河也是来那河的一支，这是由来那转入黑龙江的第 二条路。黑龙江的中流有一支河，我国旧籍称为精奇里河，西人称为结雅河（Zeya River ）。精里奇发源于外兴安之山阳，其流入黑龙江之处，在其东现在有俄属海兰泡，亦名布 拉郭威什臣斯克（Blagoveshchensk），对岸稍南即我国的瑷珲。自来那河来者可溯雅尔丹 河（Aldan）或鄂列克玛河之东支而转入精奇里河上流的支河，这是由来那系统入黑龙江系 统的第三条路。在清初的国防上，这条路尤其要紧，因为最毗近东北的腹地。 第二，俄国17世纪在西比利亚拓展之速多因土人无抵抗的能力，俄人用游击散队就足以征 服之。彼时西比利亚户口稀少，土人文化程度甚低，政治组织尚在部落时代，其抵抗力还 不及北美的红印度人。比较有抵抗能力的要算俄比河上流的古楚汗国（Kuchum Khanate） 。这国就是蒙古大帝国的残余。雅尔马克（Yermak）于1583年夺取了其京都西比尔（Sibir ），西比利亚从此得名，马斯哥王亦从这时起加上西比尔主人翁的荣衔。1587年（明万历 十五年），俄人在西比尔附近建设拖博尔斯克大镇（Tobolsk）。雅尔马克原来不过是一个 土匪头目，他的队伍大部分是他的绿林同志。立了大功之后，马思哥王不但宽赦了他，且 优加赏赐；为国事捐躯之后，俄国教堂竟奉送他神圣尊号，雅尔马克遂成了俄罗斯民族英 雄之一。事实上，他无疑的是俄国拓殖西比利亚的元勋。自他在俄比河战胜古楚汗国之后 ，直到鄂霍次克海，俄人再没有遇着有力的抵抗。 雅尔马克及其同志，论人品及作事方法，皆足代表17世纪俄人在西比利亚经营者。历17世 纪，先锋队大都是凶悍而惯于游牧生活的喀萨克（Cossack）。他们数十或数百成群，自推 领袖。在俄国政府方面看起来，喀萨克的行动虽常不遵守政府的命令，确是利多而害少。 他们自动的往前进，成功了，他们所占的土地就算是俄国的领土，他们从土人所收的贡品 几分之几划归政府；失败了，不关政府的事，除非政府别有作用，可以置之不理。但是害 处也有，这种游击散队只顾目前，不顾将来；只顾当地，不顾全局。喀萨克过于残暴，因 此土人已不心服，且被杀戮者就是当地的生财者。在西比利亚作惯了，到了黑龙江流域， 他们依然照旧横行，不知道这地的形势有与西比利亚不同者。 俄人发展到来那河流域的时候正是明崇祯年间。在明成祖的时代，中国在东北的政治势力 几可说是空前绝后，黑龙江全流域以及库页岛皆曾入明之势力范围。到天启、崇祯年间， 辽河流域尚难自顾，至松花江、乌苏里江及黑龙江更无从顾及，明之旧业快要亡了。但满 清遂乘机收归己有，在清太祖及太宗的时候，满人连年东征北伐。其战争及交涉的经过， 我们无须叙述，但其收复的部落及土地不能不表明。因为17世纪中、俄的冲突根本是两个 向外发展运动的冲突，俄国方面有新兴的罗马洛夫（Romanov）朝代，我国方面有新兴的清 朝：可说是棋逢对手。 兹将清太祖及太宗所收的东北的部落及区域列表如下： [1]窝集部（亦名窝稽达子，鱼皮达子）。居牡丹江（亦名呼尔哈河，瑚尔哈河）及松花江 下流两岸，距宁古塔北约四百里，其中心在现今之三姓。 [2]穆棱。居乌苏里江及其支河穆伦河的两岸。 [3]奇雅，居伊玛河的上流，伊玛河（Niman，Iman，Imma，Ema）是乌苏里江东的一支河。 [4]赫哲（亦名黑金，赫真，额登）。居松花江与黑龙江会流之处到乌苏里江与黑龙江会流 之处。 [5]飞牙喀（亦名费雅喀）。居黑龙江下流。 [6]奇勒尔。居黑龙江口沿海一带。 [7]库叶（亦名库页）。居库页岛。 [8]瓦尔喀。居吉林东南隅及俄属滨海省的南部及海山威附近的熊岛。 以上皆东境的部落。 [9]索伦。居布特哈（齐齐哈尔以北的嫩江流域）。 [10]达呼尔。居嫩江以东到黑龙江一带。 [11]鄂伦春。居黑龙江东之精奇里两岸。 [12]巴尔呼（亦名巴尔古）。居呼伦贝南。 以上皆北境的部落。 满清武功所达极北之点就是日后中、俄相持的雅克萨城，俄人称为Albazin。崇德四年（ 1640年），将军索海所征服的四木城之一，即雅克萨。 入关以前，满人的势力虽已北到黑龙江及精奇里河，东到库页岛，并未在边境设官驻兵。 被征服的民族有少数编入八旗，大多数仍居原地，按期进贡而已。直到康熙二十年，清朝 驻兵最近东北边境者莫过于宁古塔。虽然，俄人入黑龙江的时候，除当地土人的抵抗外， 尚有大清帝国的后盾，其形势与西比利亚完全不同。 二、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 返回目录 俄人到了来那流域以后，不久就感觉粮食缺乏的大困难。他们从土人听说精奇里河流域产 粮甚多，这种传说形容未免过度，好像一到外兴安的山阳就是一片乐地。俄政府于1632年 在来那河的中流设立雅库次克城（Yakutsk），派有总管，俄人所谓Voevod。1643年（崇祯 末年），总管官彼得果罗文（Peter Golovin）派探险队到精奇里河流域去调查真相。队长 是波雅哥夫（Vasili Poyarkof）；队员有喀萨克一百十二名，猎夫十五名，书记二人，引 导一人。军器带有大炮一尊，枪每人一杆。他们于是年7月中从雅库次克动身，逆流而上， 由来那河入雅尔丹河。11月，未抵河源而河已结冰，不通舟楫。波雅哥夫在河边筑了过冬 的土房，留了四十三个队员及辎重，自己遂率领其余队员跋山而南。行了两星期的旱路之 后，他们找着精奇里的支河布连塔河（Brinda）。上流仍是一片荒土，到了中流，才发现 少数鄂伦春住户，波氏派了七十人到村里去搜粮食。村民起初尚以礼相待；俄人求入村， 未蒙允许，就动武了。村民竭力抵抗。到了天黑，俄人空手而归。在饥寒交迫的时候，喀 萨克不惜执杀土人或互相残杀以充饥。1644年春，留在山北的队员赶上了，于是合队而行 ，由精奇里入黑龙江。沿途的土人皆骂他们为食人的野蛮人，有些逃了，有些就地防堵。 秋季波氏到了黑龙江口，就在此过冬，强迫奇勒尔供给粮食。 俄人入黑龙江的那一年正是满人入关的那一年。受其扰害的鄂伦春、达呼尔、赫真、飞牙 喀及奇勒尔是否曾向其宗主求援，如果求了满人如何处置，这些问题，因为史料的缺乏， 无从答复。在入关之初，就是东北边境有警报来，清廷亦无暇顾及。波雅克夫此次的成绩 并不好，除了没有发现新乐园以外，他留给土人永不能忘的坏印象。虽然，经过这次的失 败，雅库次克的总管知道了传闻的虚实，而波雅克夫仍不失为第一个西洋人入黑龙江者。 他在江口过冬以后，由海道北返。几年之内，雅库次克的总管不再费事于南下的企图。 1649年（顺治六年），雅库次克的一个投机的富商哈巴罗甫（Yarka Pavlov Khabarof）呈 请总管许他用自己的资本组织远征队到黑龙江去。是时俄人已从土人探知由鄂列克玛河的 路比由雅尔丹河的路容易。总管佛兰士伯克甫（Franzbekof）对此事虽不甚热心，但哈巴 罗甫的提议既无须政府出资，万一成功，政府反可借私人的力量收征黑龙江流域土人的皮 贡，就允许了哈氏的呈请。其实政府的批准不过是一种形式；在呈请之先，哈氏已组织好 了远征队，大有必行之势。4月初，他率领队员前进，溯鄂列克玛河直到河源，于是跋山而 转入黑龙江的支河乌尔喀（Urka）。此河近额尔必齐，惟稍东。哈巴罗甫到黑龙江的时候 ，两岸的村落已闻风远逃。哈氏对所遇的少数土人虽竭力巧言诱吸，土人总以喀萨克是食 人的一语答之。除在土坑里发现匿埋的粮食外，其余一无所获。虽然，在其给总管的报告 书中，哈氏仍夸大黑龙江流域的富庶及积粮之多。他深信有六千兵足以征服全区域，征服 之后，雅库次克的粮食问题可得解决，而皮贡的收入可大加增。 哈氏初次的远征虽无直接的成绩可言，他确信亲自到了黑龙江，知道了当地的实在情形。 他决志组织第二远征队并改良行军的方法。1650年的夏季，他就出发，所走的路线大致与 第一次相同，这次他行军极图迅速，以免土人的迁徙。在雅克萨附近，他袭击了一个村庄 ，土人与之相持一下午，终究弓箭不抵枪炮，雅克萨遂为所占。土人乘夜携带家眷牲口逃 避，哈氏即夜派一百三十五人去追截。次晨就赶上了，一战之后，喀萨克夺了一百一十七 只牲口，高兴的返归雅克萨。哈氏在雅克萨建筑了防守的土垒，留下了少数的驻防队，自 己遂率领其余队员及枪炮，乘用冰车驶往下流。十天之后，于11月24日他遇着使马的鄂伦 春。此处也是弓箭不抵枪炮，一时土人惟有屈服，遵命贡送貂皮。哈氏的投机总算得了相 当的收获，于是回雅喀萨过冬。 次年6月2日，哈氏带着三百余名喀萨克，配齐枪炮，出发往下流去。此次要求迅速，以图 攻人之不备。正队以前，他预备了八只小船以充先锋。连行四日不见人烟，沿岸的村落皆 迁徙一空。第四日晚间，在黑龙江折南的角段发现尚未迁徙的吉瓜托村（Guigudar）。此 处居民约有一千，并有五十名八旗马队适在该处收征贡物。我国的记载全不提及，故其虚 实难明。哈氏乘夜进攻。据俄人的记载，交火之初，满人就逃了。次晨村落失守，土人欲 逃不能。死于炮火之下者约六百六十人，女人被掳者二百四十三，小孩一百一十八，马二 百三十七，其他牲口一百一十三。俄人死四名，伤四十名。哈氏的得意可想而知，可惜我 方关于此事全无纪录以资对证。 哈巴罗甫在吉瓜托村约留了六星期。他派出的调查队均说直到精奇里河口，土人早已迁徙 ，惟闻在河口尚有未迁徙的村落。哈氏乘坐小船赶到现在瑷珲城左右，土人事先全无所知 ，既不能逃，又不能战，大部分都成俘虏。哈氏命土人的长老召集会议。到会者三百多人 ，均说刚向中国皇帝进了贡，余存无几，一时只能奉送貂皮六十张，以后当陆续补送，哈 氏令土人以貂皮赎俘虏。他的投资又得着红利了。土人竭力应酬他，好像他们已甘心投顺 喀萨克。但9月3日全村忽迁徙一空，仅留下两个当质者及两个老女人。此举给哈氏一个很 大的打击。他原拟在此过冬，不料周围忽然变为全无人烟之地。他们把四个未逃的土人付 之火中，遂开拔向下流去了。 9月29日，哈氏行抵乌苏里江与黑龙江合流之处。此地现有哈巴罗甫城，即纪念哈氏之功绩 者，我方命名伯力。哈氏在此建筑土垒，准备过冬。赫真人表示和好，因之哈氏不为设防 ，时常派遣队员出外捕鱼。10月8日，赫真人忽乘虚进攻。相持之际，适外出的队员归来， 加之军器相差太远，赫真人大受挫败。从此喀萨克作了当地的主人翁。 按俄国的纪载，黑龙江的土人受了两年的扰害之后，均向中国求保护。我方的纪载亦提及 此事，但不详细。《平定罗刹方略》说："驻防宁古塔章京海色率所部击之，战于乌扎拉村 ，稍失利。"俄国方面的纪录说：海色带有二千零二十骑兵。至于战争的经过则各说不一。 海色与哈巴罗甫的战争是中、俄初次的交锋。我国史乘从顺治九年起始有"罗刹"之乱之纪 载。按"罗刹"这名词是索伦、鄂伦春、达呼尔诸部落给俄人的称呼。这一战，俄国方面的 人数至多不过四百人；我方加入战争者必较多，但是否有二千余名，颇难断定。顺治十四 年，宁古塔设昂邦章京一员，副都统一员。康熙元年，昂邦章京改为镇守宁古塔将军。十 年，宁古塔副都统移驻吉林。十五年，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而于宁古塔设副都统。从这 年起，吉林将军领兵二千五百一十一名，宁古塔副都统领兵一千三百二十名，从此看出我 国东北边境驻军首重宁古塔，后移重心于吉林。惟顺治十四年以前，究有兵多少，不容确 定。战争的经过，我方的纪录仅说"稍失利"。俄方的纪录则分两说，一说： 1652年3月24日（俄历）黎明，满洲兵到达俄国土垒之前，俄人正在酣睡之中，倘满人不即 施放火枪--他们放枪大概是要示威--哈巴罗甫或将不能生还。幸而他被枪声惊醒了，即时 设备。满人又把炮安置以后，就向土垒开火。不久打穿一个洞口，冲锋者即向洞口猛进。 俄人火速在洞口之后安置一炮，向冲锋者开放极有效力的弹子，冲锋者因此止住了。而一 百五十名俄人从营垒冲出来，以短兵相接。他们从满人夺取了两尊太近的炮。满人的火枪 大半被毁之后，俄人就成了战场的主人翁。除上文所说的两尊炮外，俄人尚得着十七杆火 枪，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几个俘虏。满兵死者听说有六百七十六人遗留在战场之上 ，俄人仅死十名，伤七十名。 另一说则谓： 交锋之初，中国人得了胜利，一时好像他们能把俄国营垒攻下来。后不知因何原故--或者 因为中国的主将过于自信，或者因为他遵守训令--在俄人受迫最紧急的时簇，他忽然下令 ，要他的兵士不杀也不伤喀萨克，只活拿过来。这一战的最要关键即在此。俄人了解这种 形势之后，决志不被活拿。于是一面宣誓，一面冲锋，步步的把中国人赶退了。一个军队 不能一面受敌人之火，一面又被禁还火，而保持其地位。中国兵从此丧失战斗精神，向后 退避，留下十七杆枪，二尊炮，八面旗帜，八百三十匹马及许多粮食。俄人死十名，伤七 十八名。哈巴罗甫从土人--不可靠的来源--听说中国兵死了六百七十六名。 这一战，中国确是败了，但先胜而后败。致败之由，除策略或有关系外，尚因军器不及敌 人。至于战败的程度很难说了。此战以后，俄国方面的报告多说喀萨克一听见某处有中国 兵，就戒严不敢前进，而且从这时起土人又敢抵抗了。 顺治九年，乌扎拉之战以后，哈巴罗甫率领全队逆流而上，途中遇着雅库次克总管派来的 补充队，共计一百一十七名喀萨克及军需。8月，在精奇里河口附近，队员内哄，致分为二 队，一队二百一十二人仍服从哈氏，另一队一百三十六人则自树一旗，从此黑龙江上下有 二队喀萨克游行抢掠。以往哈巴罗甫及雅库次克总管给马斯哥的报告已引起俄国政府相当 的注意和热心，当时拟派兵三千前来黑龙江，以图永久占领。同时，俄国政府对喀萨克的 暴行亦有所闻，遂决定先派小援队并调查实况。十年，援队抵黑龙江以后，哈氏返俄复命 ，但一去未回，他从此就离开历史舞台了。俄国政府亦未实行大队远征的计划。 哈巴罗甫的继任者是斯德班乐甫（Onufria Stepanov）。斯氏于顺治十一年（1654年）的 春天进松花江，5月24日遇着中国军队。喀萨克自己的纪录说他们火药用尽，故就退了。虽 然，退的时候，喀萨克心志慌乱，大有草木皆兵之势。从松花江一直退到呼玛尔河口，就 此筑垒防御。我国军队也追到这地。顺治十二年春，遂围呼玛尔营垒，经三星期之久，无 功而返。《平定罗刹方略》说："十二年，尚书都统明安达礼自京率师往讨，进抵呼玛尔诸 处，攻其城，颇有斩获，旋以饷匮班师。""晌匮"是很自然的，因为经过罗刹数年扰乱之后 ，地方居民已经迁徙他处；且清廷又令土人行清野之法，使罗刹不能就地筹饷，而呼玛尔 偏北，路途甚远。这是当时在东北行军最大的困准。 顺治十三年及十四年，斯德班乐甫多半的时候在黑龙江的下流，松花江口以东。"十四年， 镇守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呼达败之于尚坚乌黑；十五年，复败之于松花、库尔翰两江之间 。"十四年的战争，俄国方面没有纪载，尚坚乌黑不知在何处。十五年（1658年）的战争， 俄国的纪录也甚简略，但其结果则言之甚详。战后，斯德班乐甫及二百七十名队员不知下 落，余二百二十名逃散了。我方所得的俘虏和上次在呼玛尔所得的俘虏均安置于北京的东 北隅，斯氏是否在内，不得而知。此后黑龙江上无整队的罗刹，散队则时见。"十七年（ 1660年），巴海大败之古法坛村，然皆中道而返，未获剪除，以故罗刹仍出没不时。"虽然 ，雅库次克总管从此以后不接济，也不闻问黑龙江的罗刹了。 在康熙年间，罗刹来自也尼赛，隶属于也尼赛总管。从顺治九年起，也尼赛的俄人常有小 队到拜喀尔湖以东石勒喀河上。顺治十二年（1655年），也尼赛总管巴石哥夫（Pashkof） 根据这些私人的报告，呈请俄国政府许他在石勒喀河上设立镇所，以便征服附近的部落。 政府批准了他的提议，且即派他为远征队的队长。他于次年7月18日从也尼赛城动身，带有 五百六十六人。他由也尼赛河转其支河昂格勒（Angara），在河的上源跋山而入石勒喀河 。顺治十四年的春天，他在尼布楚河与石勒喀河会流之处设立尼布楚城，这是俄人经营黑 龙江上流的根据地。不久就缺乏粮食和军火，而所派出寻觅斯德班乐甫的探员全无结果。 顺治十八年，留了少数驻防队，遂回也尼赛，巴石哥夫所受的艰难未得着相当的收获。 也尼赛总管在黑龙江上流的失望正如十二年以前雅库次克总管在中流及下流的失望。当时 雅库次克因失望遂不愿继续进行，于是有私人哈巴罗甫出而投机。也尼赛亦复如此，此地 的私人投机者是柴尼郭夫斯奇（Nikifor Chernigovsky）。柴氏是个盗匪头子，因为杀了 一个总管官，他遂率领他的绿林同志跋山投雅克萨去逃罪。他在此地重筑土垒，强迫土人 交纳贡品，且自行种植粮食，大有久居之意。同时其他喀萨克有在额尔古纳河筑垒收贡者 ，有在精奇里河上下骚扰者。我国边民亦有逃往尼布楚而投顺于俄国者，其中最著者莫过 于根忒木尔。我国屡次索求引渡，俄人始终拒之。因此，在康熙年间中、俄的关系更趋紧 张。 康熙帝原来不想以武力解决罗刹问题。他屡次派人到雅克萨、尼布楚去送信，令俄人退去 。同时俄国政府从顺治十二年到康熙十六年亦屡次派使到北京来交涉，因路途相隔之远， 文书翻译的困难，罗刹之不听政府命令，及中国在邦交上之坚持上国的地位，凡此种种均 使外交的解决不得成功。（战前及战后的外交留待下节叙述，本节限于军事的冲突。）等 到三藩之乱一平定了，康熙帝就决定大举北伐。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七月，帝派"副都统郎坦与彭春率官兵往达呼尔索伦，声言捕鹿， 因以觇视罗刹情形"。十二月又"命户部尚书伊桑阿赴宁古塔督修战船"。郎坦等的报告以为 "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康熙帝乃下谕曰： 朕意亦以为然。第兵非善事，宜暂停攻取。调乌拉（吉林）宁古塔兵一千五百名，并置造 船舰，发红衣炮、鸟枪及教之演习者。于瑷珲、呼玛尔二处建立木城，与之对垒，相机举 行。所需军粮取诸科尔沁十旗、锡伯、乌拉之官屯，约得一万二千石，可支三年。且我兵 一至，即行耕种，不致匮乏。 康熙帝在筹划此次征役的时候，最费苦心的莫过于粮食的接济，他以为往年的失败都由饷 匮，以致罗刹不能肃清。 二十一年算为觇探敌情之年。二十二年起大事预备，筑瑷珲城为后路大本营，修运船、战 船，通驿站，运粮食，调军队，联络喀尔喀的车臣汗，共费了三年。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五月二十二日（我国旧历），彭春始带兵抵雅克萨城下。其部队自吉林、宁古塔调去 者三千人，自北京调去的上三旗兵一百七十人，自山东等省调去的官一百零五人，兵三百 九十五人，自福建调去的藤牌兵三百余人，索伦兵约五百人，总计不过五千人。此外尚有 夫役、水手。俄人说此次中国军队有一万八千之多，与实数相差一倍以上。 俄人虽早已知道中国的军事行动，且竭力预防，但等到兵临城下，雅克萨的防守队连商人 、猎夫、农民及喀萨克部包括在内，不过四百五十人，不到中国兵数的十分之一！我国军 队与外国军队战斗力的比较，从康熙年间到现在，究竟有进步呢，还是有退步呢？彭春第 一着发表康熙帝的招抚书： 前屡经遣人移文，命尔等撤回人众，以逋逃归我。数年不报，反深入内地，纵掠民间子女 ，构乱不休。乃发兵截尔等路，招抚恒滚诸地罗刹，赦而不诛。因尔等仍不去雅克萨，特 遣劲旅徂征。以此兵威，何难灭尔。但率土之民，朕无不恻然垂悯，欲其得所，故不忍遽 加歼除，反复告诫。尔等欲相安无事，可速回雅库，于彼为界，捕貂收赋，毋复入内地构 乱；归我逋逃，我亦归尔逃来之罗刹。果尔，则界上得以贸易，彼此安居，兵戈不兴。倘 执迷不悟，仍然拒命，大兵必攻破雅克萨城，歼除尔众矣。 城内的罗刹置之不答。彭春遂开始攻击。 我方关于战争的纪录甚简略： 五月二十三日，分水陆兵为两路，列营夹攻，复移置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急攻之，城中 大惊。罗刹头目额里克舍等势迫，诣军稽颡乞降。于是彭春等复宣谕皇上好生之德，释回 罗刹人众。其副头目巴什里等四十人不愿归去，因留之。我属蒙古索伦逃人及被掳者咸加 收集，雅克萨城以复。 俄国的纪载大致相同，惟有数点可资补充。第一日的战争结果，俄方死百人。经数日后， 教士率居民向总头目官额里克舍拖尔布残（Alexei Tolbusin）要求停战，额里克舍见势已 去，遂允所请。他派代表到中国军营议投降条件，所要求者即许俄人携带军器輜重回国。 我方接收，事实上有二十五人甘愿留居中国，数目与我方的纪录不同，未知孰是。雅克萨 投降的俄人后亦安置于北京城内之东北隅。 罗刹退去以后，中国军队把雅克萨的城垒及房屋全毁了，但四乡的禾苗并未割去，就全军 回瑷珲。雅克萨城不但不留防，且未设卡伦；甚至从瑷珲起，全黑龙江上流恢复战前无主 的状态。清廷以为罗刹问题完全解决了：足证我国受了四十年的扰害还未认清敌人的性质 。 额里克舍的后退全由于势力的单弱。其实在雅克萨战争的时候，也尼赛总管已派有援军在 途，共六百人，由普鲁斯人拜丁（Afanei Beiton）率领。额里克舍退出雅克萨后，未满一 日，即于途中遇着援军的先锋队百人，带有十足的军器。额里克舍到了尼布楚仅五天，拜 丁的大援队也到了。于是也尼赛总管派拜丁额里克舍复整军前往雅克萨。此次他们带了六 百七十一人，五尊铜炮，三尊铁炮，均配足火药，后面络续尚有接济。他们到了雅克萨， 一面收割四乡的粮食，一面从新建设防具。我国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始得罗刹复来的报告 ，清廷即命萨布素及郎坦带兵去攻。此次战争较久，较烈。六月，我军抵雅克萨。十月底 ，俄人防军仅剩一百一十五人，仍不退不降。适俄国政府是时派代表到北京，声明公使在 途，要求停战交涉，康熙帝遂下令撤雅克萨之围。中、俄问题从军事移到外交去解决了。 三、尼布楚交涉 返回目录 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五年，四十余年中、俄在黑龙江的冲突，在俄国方面，完全是地方 人民及地方官吏主动，马思哥至多不过批准，有时不但未批准，且欲禁止而不能。地方的 动机，最高在图开辟疆土以邀功，普通不过为发财而已，此外实际急迫的目的在图粮食的 接济。彼时俄国中央政府亦想与中国发生关系，但其目的及方法完全与地方的不同。我们 试一研究俄国屡次派使来华的经过就能明了其动机所在。《东华录》载： 顺治十七年五月丁巳，先是鄂罗斯察罕汗于顺治十二年遣使请安，贡方物，不具表文。因 其始行贡礼，赉而遣之，并赐敕，命每岁入贡。后于十三年又有使至，虽具表文，但行其 国礼，立而授表，不跪拜。于是部议来使不谙朝礼，不宜令朝见，却其贡物，遣之还。后 阅岁，察罕汗复遣使赍表进贡，途经三载，至是始至。 据此纪录，则顺治年间俄国曾三次派使来华：第一次在十二年（1655），第二次在十三年 ，第三次在十七年。此中有一误会，第一次的使者是亚尔班（Seikul Albin）。他不过是 公使背喀甫（Theodore Isakovitch Baikoff）的随员，先到北京来报信，所以"不具表文" ，第二次的公使就是背喀甫，所以第一次及第二次实系一个使团。我们从俄国政府给背喀 甫的训令就能看出俄国对中国注意所在。俄王要背喀甫向中国皇帝转达俄王的友谊及和好 之善意，表示俄国欢迎中国公使及商人到俄国去，打探清廷对俄国的实在意志，是否愿通 使通商，调查中国接待外国的仪节，调查中国的国情如户口、钱粮、军备、城市与邻邦的 关系、出产以及中俄的交通，总而言之，主要目的在通商及交邻。当时俄国以为中国产金 银甚多，在重金主义（bullionism）盛行的俄国，以为与中国通商便可用西比利亚所产的 皮货及俄国的呢绒来吸收大宗金银及丝绸。背喀甫的出使，除得知中国一般国情外，完全 失败。其主要原因即《东华录》所谓"不谙朝礼"。换句话说，背喀甫不愿以"贡使"自居， 不肯跪拜，不肯递国书于理藩院。次要原因即罗刹在黑龙江的骚扰。因此，清廷颇疑背喀 甫之来另有野心；不然，怎可一面通好，一面侵犯边境？1658年，俄国又派亚尔班及浦尔 费里叶甫（Ivan Perfilief）二人出使中国；1660年（顺治十七年）始抵北京，即上文所 谓第三次的出使。他们所带的国书首述俄王祖先声名的伟大及邻邦如何皆畏服俄国，后半 表示愿与中国通使通商。《东华录》继续说："表文矜夸不逊，不令陛见。"所以这次也无 结果。 康熙年间，中、俄的冲突转移到黑龙江上流，这是上节已经说过的。除喀萨克的侵扰外， 中、俄之间又加上根忒木尔（Gantimur）问题。此问题的原委颇不易明。根忒木尔乃达呼 尔头目之一，原住尼布楚附近，曾向中国进贡，中国亦曾授以佐领职衔。俄人占据尼布楚 以后，根忒木尔遂率其部落迁居于海拉尔河及甘河左右。顺治十二年呼玛尔之役，他率部 助清，但临阵不曾前。战后，他回尼布楚降俄。康熙五年及九年，宁古塔的疆吏曾派委员 至尼布楚索根忒木尔。俄人始终拒绝引渡，说他既原居尼布楚，就该算是俄王的臣民。双 方所以这样重视根忒木尔的缘故，因为他的向背足以影响当地一般人的向背。尼布楚的总 管亚尔沈斯奇（Daniel Arshinsky）于九年也派了一位使者到北京来报聘。背喀甫出使的 失败足证当时中国如何不明世界大势；这一次又表明俄国人之不懂中国国情。使者是米乐 番乐甫（Ignashka Milovanoff），一个不识字的喀萨克！亚氏给他的训令更加可笑，大意 谓各国之汗及王多求大俄罗斯、小俄罗斯及白俄罗斯的大君王亚里克含米海罗韦赤（ Alexei Mikhailovich）的保护，大君王除概予保护外，且优加赏赐。中国的皇帝也应求大 君王的保护，并应时常进贡及许两国人民自由通商。米乐番罗甫到北京以后，在理藩院被 质问一番。他曾否执行训令，理藩院得何印象，作何感想，我们无从知道。康熙许他陛见 ，但所行的是跪拜礼。最后清廷颁一封敕谕，要尼布楚的总管严行约束部属，禁止他们侵 扰中国边境。这段往来好像两个互不相识的人对说互不相懂的话，这样的外交是得不着结 果的。 康熙十一年，清廷又派人到尼布楚去送信，要求俄国送回根忒木尔。这信是用满文写的， 尼布楚及马思哥均无人能翻译，但俄国政府根据尼布楚的报告，以为中国要求俄国派使来 华交涉。康熙十四年（1675年）二月，俄王遂派尼果赖罕伯理尔鄂维策斯巴费理（Nicolai Gavrilovich Spafarii）。斯氏有出使日记及报告与函件，这些材料不但是中、俄关系史 的好史料，且间接对当时中国的内政，如三藩战役及天主教传教士的地位，有不少新知识 的贡献。本文限于中、俄在东北的冲突，故可从略。斯氏于康熙十五年六月抵北京，交涉 共历三月，绝无成绩而返。中国对斯氏要求二事：送回根忒木尔及令喀萨克退出雅克萨； 斯氏对中国的希望包括通商和通使，这是双方的实在目的。但斯氏在北京的交涉可说未入 正题就被种种仪节问题阻止了。最初斯氏坚持亲递国书于皇帝，后虽退步而呈递于理藩院 ，但陛见的时候不肯跪拜，正式交涉简直未进行。在归途中，斯氏曾致书于雅克萨的喀萨 克，嘱他们不要骚扰，但未见发生效力。 等到中国大举进攻雅克萨的消息传到马斯哥的时候，俄国政府始知道黑龙江流域非西比利 亚可比，土人之后尚有一个大帝国须对付，而这帝国决不让俄国占领黑龙江流域。究竟黑 龙江一带的地理如何，俄国政府并不知道。与其出师于万里之外来与一大邻国争一块可有 可无的土地，不若和好了事，以图通商之发展。在中国方面，康熙帝素性不为已甚。三藩 战役之后，中国亟须修养。且外蒙古尚有厄鲁特问题，其他部落亦未倾心向我，倘我与俄 为已甚，则俄、蒙可相联以抗我。俄人军器的厉害及战斗精神的坚强，这是康熙帝所深知 的。所以在未出师之前，康熙帝对于军备是慎之又慎，以策万全的。外交虽已试过而未见 效，康熙仍不绝望。所以他一面派彭春率师往攻雅克萨；一面又致书于俄国政府，一封由 传教士转递，一封由荷兰商人带去。俄国政府既已有言归于好之心，康熙帝的信正为外交 的进行辟了大路。二十五年九月，俄国要求停战的使者米起佛儿魏牛高（Nicefor Venukiov）及宜番法俄罗互（lvan Favorov）到北京，声明俄国愿与中国和好，且已派有 全权大使在途。康熙帝即时下谕："其令萨布素等撤回雅克萨之兵，收集一所，近战舰立营 。并晓谕城内罗刹，听其出入，毋得妄行攘夺。俟鄂罗斯使至后定议。"换言之，这是无条 件的停战。 俄国所派的全权大臣是费要多罗亚列克舍维赤果罗文（Theodore Alexievitch Golovin） 。俄国政府于1686年初颁给果罗文第一次的训令，根据此训令：边疆应以黑龙江为界，如 不得已，可以拜斯特尔（Bystra）及精奇里二河为界；再不得已，则以雅克萨为界。但俄 人须能在黑龙江及其支河通商，并且通商除纳关税外，不应有限制。如果罗文能使中国派 公使及商人到马斯哥更好。俄国政府派了一千五百兵同行，以备万一，且教果罗文设法联 络外蒙古以助声势。果罗文于1686年正月26日（俄历）在马斯哥起程；1687年（康熙二十 六年）10月22日始抵拜喀尔湖南外蒙古边境之色楞格。他在途中接到政府第二次训令：如 通商能得便易，即全黑龙江流域包括雅克萨，可认为中国领土；除非万不得已，绝不可引 起战争；倘交涉失败，他可向中国提议双方再派公使从新协议。 喀尔喀土谢图汗把俄人抵境的消息报告给北京以后，康熙帝遂令在雅克萨的军队退瑷珲。 次年年初，他派内大臣索额图，都统公国舅佟国纲，尚书阿尔尼，左都御史马齐，汉员二 人，张鹏翻及钱良择，及护军统领马喇带八旗前锋兵二百，护军四百，火器营兵二百，往 色楞格去交涉，代表团带有传教士二人，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及徐日升（ Thomas Pereyra），以助翻译。索额图等遵旨预拟交涉大纲如下： 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尔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 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况黑龙江最为扼要，未可轻忽视之。由黑龙江而下，可至松 花江；由松花江而下，可至嫩江；南行可通库尔瀚江及乌拉、宁古塔、锡伯、科尔沁、索 伦、达呼尔诸处。若向黑龙江口可达于海。又恒滚、牛满等江及精奇里江口俱合流于黑龙 江。环江左右均系我属鄂伦春、奇勒尔、毕喇尔等民人及赫真，费雅喀所居之地。不尽取 之，退民终不获安。臣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属我地， 不可弃之于鄂罗斯。又我之逃人根忒术尔等三佐领及续逃一二人悉应索还。如一一遵行， 即归彼逃人及大兵俘获招抚者，与之划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 。 康熙帝当时批准了这个交涉大纲。我代表团所负的使命全见如此。我们若以俄国给果罗文 第一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中、俄的目的抵触甚多，因为双方都要黑龙江的上流从尼 布楚到雅克萨，若以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与此大纲相比，则双方所争者仅尼布楚城。 我使团于康熙二十七年五月初一日从北京启程，取道张家口，库伦。适此时喀尔喀与厄鲁 特战，路途被阻。索额图等一面率领团员回京，一面派人往色楞格去通知俄国代表阻道的 原委，并要求改期改地会议。果罗文指定尼布楚为交涉地点。次年（1689年）4月26日，我 使团复由北京出发。此次代表中没有阿尔尼及马齐，但添了黑龙江将军萨布素，都统郎坦 ，都统班达尔善及理藩院侍郎温达。此次所带的兵有北京八旗二千人，黑龙江兵一千五百 人，倘总计军中夫役及官员的仆从，全代表的人数约在八千左右。中国外交史上出使之盛 ，没有过于此次者！康熙帝增加使团的兵数是否因为果罗文也带有兵来，我们无从知道。 不过当时的人，如我们一样，觉在外交应有武力的后盾，但他们的后盾未免过于放在前面 了！康熙帝虽对于军备主积极，而对于交涉目的则主退让。使团出发以前，曾拟议交涉大 纲应仍旧，康熙帝大不以为然： 今以尼布楚为界，必不与俄罗斯，则彼遣使贸易无栖托之所，势难相通。尔等初议时仍当 以尼布楚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楚，可即以额尔古纳河为界。 康熙帝的实在理由或者是因为厄鲁特与喀尔喀的战已起，中国应速与俄国结案，以便用全 力来对付蒙古问题。大纲经此修改以后，实与俄国政府第二次的训令无所抵触。倘尼布楚 的交涉失败，则其故并不在两国政府目的的悬殊。 六月中，我代表团抵尼布楚。俄人见我方军容之盛，不知我方实意在议和，抑在交战。果 罗文迟到二十天。因为双方军备甚严，一时空气颇紧张。应酬费了几天功夫，遂决定开议 形式：双方可各带七百六十兵赴会，但其中五百须留会场外，二百六十可入会场，站在代 表后面。会场形式岂不有点《三国志演义》的风味？ 七月初八初次会议，果罗文提议中、俄两国应以黑龙江为界，江左（北）属俄，江右（南 ）属华。索额图则谓俄国应退至色楞格以西；以东的地方，包括色楞格、尼布楚、雅克萨 皆应属中国。双方皆要价甚高，故相差甚远。次日，中国代表首先减价：色楞格及尼布楚 愿让归俄国，这是遵守朝廷的训令，也是我方预定的最低限度。果罗文付之一笑，以为该 二处无须中国之慷慨。七月初十日，交涉仍无进展。我代表遂提议双方签订正式会议纪录 ，以俾各返国复命。这等于宣布会议决裂。次晨，果罗文派人来声明接收此项提议，但要 求再开会议一次，我方不允。张诚及徐日升得了代表的许可，以私人的资格往访果罗文。 张诚等的疏通，据其日记有如下状： 马斯哥人实际渴望和平不在我们（中国代表团）之下，对于我两人的访问，他们表示愉快 。我们起头就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愿意放弃雅克萨及附近的土地，那末，他们用不着再 费事了，因为我们确实知道我们的大使曾得着明文的训令，非得此地不立约。至于尼布楚 和雅克萨之间的地方及黑龙江以北的地方，我们不知道大使们可退让到什么地步。马斯哥 的代表可一斟酌他们所希望在尼布楚及雅克萨之间的界限，我们的大使因为渴望和平，必 竭其力之所能以促成之。 马斯哥的全权代表回答说：既然这样，他就请我们的大使把最后的决定通知他。 七月十二日，俄国代表一早就派人来问我方最后的决定。我代表团在地图上指出额尔比齐 河及外兴安山脉，谓河以东及山以南应归中国，河以西及山以北应归俄国，此外则以额尔 古纳河为界。俄人辞退后，我代表遂派张诚及徐日升去探问俄方最后的决定，并声明外蒙 古及俄国的界线应同时划清。果罗文以职权的限制，并以我国势力未到外蒙古，拒绝交涉 蒙、俄界线。我方未坚持此点，但声明到厄鲁特及喀尔喀的战争平定以后，蒙、俄间的界 限必须划清。这个支节过去以后，俄方又提出一个要求：在额尔古纳河以东的俄人可搬回 国。这点我方于七月十三日就答应了。这样，和议似乎已成。不料这时果罗文反要求雅克 萨及其以西的土地应归俄国。张诚及徐日升面斥果罗文之无信义。在他们努力疏通之初， 他们就说破，倘俄国放弃雅克萨则不必费事；何以此时又旧话重提？张诚等向萨布素报告 俄国尽反前议以后，我代表团即时召集全国文武会议，决定当夜全军渡河，以便包围尼布 楚城；同时一面派人去鼓励四周的蒙古人，一面调少数军队回雅克萨去铲除禾苗。俄代表 见势不佳，即派人来，微示可让雅克萨之意。我代表团复开会议，不进呢，恐俄人行缓兵 之计；进呢，又怕因军事行动断绝和平的希望。代表团请张诚及徐日升发表意见，他们答 以身为教士，不便也不能参与军事。代表团终决定按原定计划进行，惟对俄方则说移动人 马专为求水草之方便！ 七月十四日，我军全抵尼布楚城下的时候，俄代表正式承认我方所提出之界线。萨布素等 遂派张诚去作最后的交涉。次日果罗文提出三种新要求：第一，中国以后致俄王的信应书 俄王的全衔，并且信中不可有不平等的词句；第二，两国应相互尊重公使，并许其亲递国 书于元首；第三，两国人民如持有政府护照，应许其自由往来贸易。关于第一条，我代表 等答以国书中的称呼及词句是皇帝所定，为臣子者不敢擅允；关于第二条，我方答以中国 向不派驻外公使，倘俄国派使来华，接待的礼仪必从优；至于自由通商一节，我方以为无 问题，惟买卖小事，似不必载诸条约。果罗文得了自由通商的权利，实已完成其主要使命 ，此节他不能不编入约款。最后关于界线的东段，双方发生稍许争执。外兴安脉之东段分 南北二支：北支绕乌特河（Oud River）之北而直抵海滨；南支在乌特河之南而不到海滨。 若以南支为界，则近海一带须另划界；若以北支为界，则乌特河流域将全属中国，其地面 积甚大，且产最上等的貂皮，而其海岸又多产鱼。果罗文向我代表索解释的时候，我方答 以约稿系指北支。这是七月十八日的事。十九日，俄方竟无回音，我代表以为是功亏一篑 ，颇为之觉急。因为乌特河流域非朝廷训令所必争，倘因此偾事，朝廷未必不责备。张诚 从旁劝我代表不必坚持，于是萨布素等遂决派张诚去提折中办法，把乌特河流域由两国均 分。适俄方亦派人来，带有果罗文致我代表的信，恳求我方完成和议，信中也提出折中办 法，即暂不划分乌特区域。我代表当时接受，和议算告成了，所余者仅条文的斟酌及约本 的缮写。 《尼布楚条约》是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公历1689年9月7日，俄历八月二十七日签 订的。中国代表在一份满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俄国代表在一份俄 文，一份拉丁文的约本上签了字，盖了图章。所以仅拉丁文的约本是由双方签了字盖了章 的。签订后，两国代表起立，手持约本，各以其国主之名宣誓忠实遵守，并祈"无所不能的 上帝，万物之主"作他们意志忠实的监视者。同时双方军队鸣炮以资庆祝。张诚说康熙帝曾 有明令，要代表们以基督教的上帝之名宣誓，以为惟独这样可以使俄人永远遵守，所以这 约的签订是经过鸣炮誓天的。 《尼布楚条约》在我国方面所注重的是划界，在俄国方面所注重的是通商。双方均达到了 目的，故此约得实行一百六十余年。照这约，不但黑龙江、吉林及辽宁三省完全是中国的 领土，即现今俄属阿穆尔省及滨海省也是我国的领土。根据此约，我们的东北可称为大东 北，因其总面积几到八十万方英里，比现今的东北大一倍有余；也可称为全东北，因其东 其南均有海岸线，有海口，其北有外兴安的自然界线--国防上及交通上她是完全的。吾国 当时所以能得此成绩，一则因为俄国彼时在远东国力之不足，关于远东地理知识之缺乏及 积极开拓疆土之不感需要；一则因为康熙帝处置此事之得法，军事上有充分之准备，而外 交上又替俄国留了余地。其结果不但保存了偌大的疆土，且康熙朝我国在外蒙古的军事曾 未一次受俄国的牵制。"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永远忘记不计。"这是 条文的第三款。这一层完全做到了：中、俄两民族曾未因17世纪的冲突而怀旧怨。关于将 来，此约虽未永久有效，基督徒虽亦不计"无所不能的上帝"的监誓而不守信，但确立了一 百五十多年的和好及友谊的基础。在国际条约中，《尼布楚条约》算得一个有悠久光荣历 史的。 四、东北一百五十年的安宁 返回目录 康熙二十八年十二月，索额图等关于尼布楚立约的奏报到了北京以后，康熙帝遂命议政王 、贝勒、大臣集议东北边疆善后的办法。他们提议应于额尔必齐河诸地立碑以垂永久，"勒 满、汉字及鄂罗斯、拉丁、蒙古字于上"，并于墨尔根及瑷珲设官兵驻防。这两件事都实行 了。可惜界碑是由中国单独立的，不是会同俄国立的。碑文不是条约全文，是条约撮要。 据俄国传教士Hyacith的实地调查，在额尔必齐河畔的碑上，匠人竟把"兴安岭以北属俄国" 误刊为"以南属俄国"，俄人以为是个好预兆。并且有几个界碑实非立在边界上。1844年， 俄国国立科学会（Academy of Sciences）派了一位科学家米丁多甫（A.Th. Von Middendorf）到远东来调查。他发现中国所立的界碑，最北的不是在外兴安的山峰，是在 急流河（Gilu）与精奇里河合流之处；最东北的不是在外兴安与乌特河之间，是在乌特河 及土格尔（Tugur）之间，中国自动的放弃了二万三千方英里的土地！ 至于驻防的军队，中、俄战争的时候，中国以瑷珲为大本营，设将军镇守；康熙二十九年 （1690，将军移驻墨尔根；三十八年，复移驻齐齐哈尔，步步的离黑龙江远了。吉林省亦 复如是：原来中心在宁古塔，已离边境甚远，后来中心复向内移至吉林省城。虽然，以兵 数而论，我们不能说清廷疏于防备。历18世纪，前后兵数虽略有增减，东三省驻防军队约 在四万左右，内奉天将军所辖者一万九千余人，吉林将军所辖者九千六百余人，黑龙江将 军所辖者一万一千四百人。黑龙江西境设有十二卡伦，每卡伦驻兵三十二名，三月一更； 北境设有十五卡伦，每卡伦驻兵二十名，一月一更。这些卡伦的目的在防止俄人越界，可 惜大半离边境甚远，且恐是有名无实的。此外黑龙江将军每年四五月间派委官佐，率兵二 百四十名，分三路巡边，"遇有越境之俄罗斯，即行捕送将军，请旨办理"，惟巡边实亦不 到极边。 我国政府所派人员实际到黑龙江极边去的次数及地点颇难稽考。惟《东华录》乾隆三十年 （1765年）七月"癸亥"条载有将军富僧阿的奏折，内有关于巡查极边的事情。这时因为"俄 罗斯近年诸事推诿，不能即速完结，且增加税额，以致物价昂贵"，所以停止恰克图贸易。 因为停止贸易，乾隆帝恐俄国侵扰边境，所以教黑龙江将军调查并整理边防。富僧阿的奏 报如下： 据往探额尔必齐河源之副都统瑚尔起禀称：自黑龙江至额尔必齐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九 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七里至兴堪山（即外兴安）：其间并无人烟踪迹，又往探 精奇里江源之协领纳林布称：自黑龙江入精奇里至都克达（Dukda）河口，计水程一千五百 八十七里；自河口行陆路二百四十里至兴堪山：其地苦寒，无水草禽兽。又往探西里木第 （Silimji）河源之协领伟保称：自黑龙江经精奇里江入西里木第河口，复过英肯（Inkan ）河，计水程一千三百五里，自英肯河行陆路一百八十里至兴堪山：地亦苦寒，无水草禽 兽。又往探牛满（Niman）河源之协领阿迪木保称；自黑龙江入牛满河，复经西里木第河入 乌玛里（Umalin）河口，计水程一千六百十五里；自河口行陆路四百五十六里至兴堪山： 各处俱无俄罗斯偷越等语。 查呼伦贝尔与俄罗斯接壤之额尔古纳河，西岸系俄罗斯地界，东岸俱我国地界，处处设有 卡座，直至珠尔特地方。现复自珠尔特至莫哩勒克河口添设二卡，于索博尔罕添立鄂博， 逐日巡查，俄罗斯鼐玛尔斯断难偷越。其黑龙江城（?）与俄罗斯接壤处有兴堪山，绵亘至 海。亦断难乘马偷越。第自康熙二十九年与俄罗斯定界查勘各河源后，从未往查。嗣后请 饬打牲总管每年派章京、骁骑校、兵丁，六月由水路与捕貂人同至都克达、英肯两河口， 及鄂勒布、西里木第两河间遍查，匆报总管，转报将军。三年派副总管、佐领、骁骑校， 于冰解后由水路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回时呈报。其黑龙江官兵每年巡查额尔必齐河， 照此三年至河源兴堪山巡查一次，年终报部。 这是乾隆年间东北边境的概况及加添的边防办法，即每年小巡，三年大巡。但实行到何等 程度，无从知道。 除立碑及边防二事外，清廷直到光绪末年毫无柘植东省的计划和设施。顺治年间，多数满 人入关。在关内住惯了的，除因公事外，很少愿意回去。乾隆年间，因北京旗人过多，朝 廷曾资遣少数到关外去开垦，彼时尚得着相当成效。后来满人汉化程度高了，无论在关内 生计如何困难，朝廷虽资遣之，总不愿去，或去后不久复回。汉人在康、雍二朝去的多半 是山西商人及因犯罪而遣戍者。到乾隆年间，因关内人多地少。原大可移民，但清廷反于 此时禁止汉人出关。这种禁令自然难于实行，而官吏亦未必认真实行，故虽无大规模的移 民，零星去者亦复不少。惟吉林东部、乌苏里江一带及黑龙江下流既未设官立治，地方人 民，不分土居外来，是少而又少的。国家并未从东北边疆得着任何实利，皇室及其附庸收 了些貂皮及人参而已。 《尼布楚条约》以后，东北所以享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安宁，其原因不仅在我国防边之严， 此外还因为俄国彼时对远东的消极。尼布楚订约的时候正是大彼得（Peter the Great）起 始独揽政权的时候。从彼得起，历18世纪，俄国政府集中力量，北与瑞典争波罗的海的东 南境，南与土耳其争黑海北岸，西与普鲁斯及奥斯抵亚争波兰。18世纪末年及19世纪初年 ，欧西有拿破仑的战争，俄国也转入那个漩涡，所以无暇来与中国争黑龙江流域。同时在 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起初与我国在北京及尼布楚附近通商，后来改在恰克图。为维持及 发展中、俄的贸易，俄国政府很不愿与中国引起冲突。 虽然，在这一百五十年内，俄国政府及人民对于远东亦未完全置之度外。18世纪初年，俄 人占据堪察克；以后继续前进，过比令海峡（Bering Strait）而占领阿拿斯喀（Alaska） ，就是在黑龙江流域。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俄国猎夫、罪犯、军官及科学家违约越 境者不知凡几。乾隆二年（1737年），测量家邵比耳晋（Sholelzin）及舍梯罗甫（ Shetilof）曾到精奇里河。他们在急流河流入精奇里河之处发现一个俄国猎户的住宅，在 精奇里河口以上约百里遇着几个从尼布楚来的猎夫。次年，他们从黑龙江上流而下，路过 雅克萨的时候，看见一名喀萨克及一家俄罗斯与通古斯合种的人在那里居住。雅克萨以东 六十里，他们又看见一家俄罗斯及通古斯的合种。19世纪初年，嘉庆年间，少佐斯塔夫斯 奇（Stavitsky）曾到雅克萨。同时植物学家杜尔藏宁罗甫（Turcyahinov）调查了黑龙江 上流沿岸的植物，到雅克萨为止。道光十二年（1832年），大佐垃底神斯奇（Ladyshinsky ）为调查界碑，也顺流到雅克萨。罪犯越境而有记录可考者，在乾隆六十年有鄂西罗甫（ Rusinov）及色尔可甫，在嘉庆二十一年有瓦西利叶甫（VasiLief）。瓦氏在黑龙江往来了 六年，从河源直到江口，且留有游记。道光二十一年，米丁多甫调查了黑龙江的下流及其 北岸，他在江口也遇着一个逃罪的游客。这皆是见诸纪录的。 《尼布楚条约》以后，俄国科学家及官吏提倡再占据黑龙江者亦不乏人。在17世纪的前半 ，俄人初到来那流域的时候，因为感觉粮食的困难，就派人进黑龙江。在18世纪亦复如是 。得了堪察克以后，接济发生困难。从雅库次克到堪察克的路途太难，几至不可通行，粮 食的接济多由雅库次克运到鄂霍次克，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雅库斯克既乏粮食，而从雅 库次克到鄂霍次克的旱路又十分困难，所以俄人又想起黑龙江：若能从尼布楚经黑龙江运 粮到海，再由海道运到堪察克，则接济问题就解决了。1741年（乾隆六年），西比利亚历 史家米来尔（Müller）曾发表著作提议此事。1746牟，大探险家比令（Bering）的同事齐 利哥甫（Chirikof）提议俄国应占据黑龙江口而立市镇。1753年（乾隆十八年），西比利 亚巡抚米也梯雷甫（Myetlef）向政府提出由黑龙江运输的具体计划书。俄国贵族院接受了 他的计划，并嘱外交部与中国交涉。俄国政府在未交涉前，令色楞格总兵雅哥备（Jacobi ）调查中国在黑龙江的军备。雅氏的报告说中国在沿江各处留有四千的驻防队。倘俄国要 利用黑龙江，须秘密预备军队，中国若不许，即可出其不意以武力占之。此举费用过大， 俄国政府不愿实行。与中国的交涉亦完全失败："乾隆二十二年八月庚申朔，俄罗斯请由黑 龙江挽运本国口粮，上以其违约不许。"18世纪的下半叶，一个法国探险家拿佩罗斯（ Lapéouse）及一个英国探险家蒲闹哈顿（Broughton）均由海外到黑龙江口及库页岛，他们 调查的报告均谓库页非岛，乃半岛；黑龙江口只能绕库页的东边，由北面入，且江口堆有 沙滩，航行不便。因此俄国对于黑龙江的航行权也就冷淡了一些。1803年（嘉庆八年）， 俄国政府始又组织远东调查队，由库鲁孙斯德（Krusenston）领导。库氏建议俄国应占据 库页岛南部之安义瓦湾（Aniwa Bay），以便再进而占据吉林省之海岸线。同时俄国政府派 果罗甫金（Golovkin）充公使来华交涉。政府的训令要他向中国要求黑龙江的航行权及中 、俄沿界的自由通商权。如中国不允，则要求每年至少由黑龙江航行一次，以便运送接济 给堪察克及俄属北美。如中国再不允，则根据《尼布楚条约》要求进内地通商及北京驻使 。清廷得到果罗甫金出使的消息以后，就饬地方官吏预备沿途的招待。后库伦办事大臣蕴 端多尔济奏报俄使不知礼节，清廷就教果氏自库伦迳回本国，不许进京。所谓"不知礼节" 究是何事，我们不知道。果氏出使的失败可算到了十分。他经过这次的失败，深信俄国所 希望的权利非外交家所能得到，必须一军的军长方能济事。他以为俄国无须占领全黑龙江 ，只要得着下流及精奇里河与乌特河之间的土池就够了。伊尔库次克的巡抚哥尔尼罗甫（ KorniLof）因果氏所得的待遇，亦愤愤不平，主张即派舰队进黑龙江以资恫吓，俄国政府 不允。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探险家米丁多甫走遍了精奇里河及乌特河区域，当地的 形势及中国在该处政治及军事势力的薄弱，他都调查清楚了。他的报告大引起俄国朝野的 注意。 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东北的外患又趋紧急，形势的严重远在17世纪末年之上。因为这时候 正演着英、美、俄、法四大强权争北太平洋优势之第一幕。是时英国是无疑的海上的霸主 ，且有方兴未艾之势，俄、美、法各国处处嫉英妨英。鸦片战争的时候，英国在中国得着 许多通商权利，美、法即步后尘，惟恐英国独占，中国的腐弱亦因此战而暴露于天下。同 时在北太平洋的东岸，各国的竞争更加剧烈。直到19世纪初年，北美的西部尚未分界，北 有俄国的属地，南有斯班牙的属地，两国虽未分界，但两国均不容他国置喙其间。但美国 一方面由东向西发展，其西疆垦民如海潮一般的前进；一方面波士顿、纽约及菲列得尔菲 尔为发展中、美的通商，派商船到北美西岸去搜罗海獭皮及到檀香山去收买檀香，以便到 中国广州来交易。1821年，俄国政府宣布北美西部从比令海峡到五十一度都是俄属的领土 的时候，美国政府即提出抗议，并宣布门罗主义，结果俄国承认五十九度为其南岸。俄国 所放弃的土地--当时统称为阿里根（Oregon）。英、美两国又起争执，最初定为两国共有 ；等到分界的时候，美国坚执五十四度四十分为英、美的界线。1844年总统选举的时候， 美国的急进分子甚至以承认"五十四度四十分或交战"为对英的口号。1846年，英、美终定 四十九度为界线。英、美的问题虽以外交解决了，美国与墨西哥则打了两年，结果在1848 年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划归美国。北太平洋的东岸就由英、美、俄三国瓜分了。这时候， 因为汽船的实用，太平洋上的交通大加进步。列强均感觉世界的历史已到了所谓太平洋时 期。因为竞争之烈，各国都怕落后，都感觉我不取则彼将先取之。19世纪中叶，东北的外 患实际就是列强的世界角逐之一隅，不幸这时正值中原多故，内有太平天国之乱，外有英 、美、法三国的通商条约修改的要求，中国国运的艰难，除最近这一年外，要算咸丰年间 。论物质文明，自17世纪中、俄两国比武以后，俄国随着西洋前进，不但军器已完全改造 ，交通亦惯用汽船。咸丰时代的中国所用之军器、军队及交通完全与康熙时代的中国相同 ，而在国计民生上反有退步，这关之难过可想而知。 五、俄国假道出师与胁诱割地 返回目录 在好大喜功的尼古拉一世（Nicolas Ⅰ）当政的时候（1825至1855年），俄国同时向三方面 发展：近东、中亚细亚及远东。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他派了少壮军人木里裴岳幅（ Count Muraviev）为西比利亚东部的总督。以前百数十年学者及官吏对于黑龙江的计画和 企图，到了木里裴岳幅的手里就见诸实行了。木氏第一步派军官万甘罗甫（Vaganof）带喀 萨克秘密越境来调查黑龙江沿岸的情形，万氏曾随登多甫到过恒滚河及精奇里河。他此次 越境以后，绝无音信，木氏反以罪犯越境误被杀戮向中国交涉。黑龙江将军竟代为追究， 将行凶的五人治罪。同时木氏又派海军舰长聂维尔斯哥叶（Nevilskoi）从堪察克往南去调 查黑龙江口及库页岛。聂氏发现库页实系一岛，与大陆隔一海峡，可通航--证明前人的调 查不确。他于1851年（咸丰元年）入黑龙江，并在其下流立二镇所尼可赖富斯克（ NicoLaievsk）及马隆斯克（Mariinsk），即我国旧籍的阔吞屯。 木氏于是年春回到俄京，要求政府索性占据黑龙江全北岸。在俄国外交史上，木氏是仇英 派最力者之一。他以为英国企图称霸北太平洋东西两岸，如俄国落后，黑龙江必为英国所 占，中国是不能自保其疆土的。咸丰元年四月初七日，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就代表木氏的 思想： 敝国闻得有外国船只屡次到黑龙江岸，想此船来意必有别情，且此帮船内尚有兵船。我们 既系和好，有此紧要事件，即当行知贵国。设若有人将黑龙江口岸一带地方抢劫，本国亦 非所愿，黑龙江亦与俄罗斯一水可通。 此时俄国外长聂索洛得（NesseLrode）以为近东问题紧急，不宜在远东与中国起衅，力阻 木氏的计画。尼古拉一世采取了折衷的办法，黑龙江全北岸固不必占，但已立的两个镇所 亦不撤弃。俄国实已违约而侵占黑龙江口，但北京不但未提抗议，且全不知有其事。 直到咸丰三年，俄国尚无侵占黑龙江全北岸的计画和行动。是年俄国致理藩院的公文只求 中国派员与木氏协立界碑及划分无W界J之近海一带。此文明认"自额尔必齐河之东山后边系 俄罗斯地方，山之南边系大清国地方"。我国经理藩院及黑龙江将军计议后，允许派员协同 立碑划界，并未疑此中别有野心。 不幸这时近东问题竟引起战争。1853年，俄国对土耳其宣战。次年，英、法联军以助土耳 其。这个所谓克里蒙战争（Crimear War）不但未牵制俄国在远东的行动，反供给木里裴岳 幅所求之不得的口实。我们不是说，倘西方无克里蒙战争，俄国就不会侵占东北的边境。 细读过本文前段的人知道，俄国在远东之图往南发展是积势使然。我们不过要指出，克里 蒙战争促进了木氏的计划。是时俄国在堪察克的彼得洛彼甫罗甫斯克（Petropavlovsk）已 设军港，并驻有小舰队，英、法为防止俄船出太平洋扰害海上商业计，势必派遣舰队来攻 ：近东战争居然波及远东！俄国为应付起见，以为惟假道黑龙江方足济事。这举固然不合 公法，但"急须不认法律"。木氏在伊尔库次克及尼布楚积极的预备了军需、船只及队伍。 咸半四年春，他遂率领全队闯入黑龙江。 木氏在未起程之先，曾致书库伦办事大臣，声明他要派专差送紧要公文致理藩院。德勒克 多尔济以与向例不符，不允所请。其实木氏知道北京必不许其假道，与其费时交涉，不若 先造成事实。但假道的请求，在形式上他也算作到了。咸丰四年四月二十五日，他从石勒 喀河起程，带汽船一只，木船五十只，木筏数十，兵一千。五月十三日抵瑷珲。他在此地 所见的中国军备有船三十五只，兵约一千，大半背上负着弓箭，少数带着鸟枪，少数手持 木矛，全队还有旧炮数尊。"二百年来，中国绝无进步"：这是当时俄人的感想。我们地方 官吏如何应付呢？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报说： 查东省兵丁军器一概不足，未便遽起争端，止向好言道达。小船扯篷，胡逊布欲待始终阻 拦，恐伤和睦，会派妥员尾随侦探。 盛京将军英隆及黑龙江将军奕格会衔的奏折完全相同。概括言之，疆吏应付外侮的方法不 外"好言道达，尾随侦探"八字。中央的政策亦复相同，谕旨说： 该将军惟当密为防范，岂可先事张皇。……即著严为布置，不可稍动声色，致启该国之疑， ……如果该国船只经过地方，实无扰害要求情事，亦不值与之为难也。 在东边海防紧急的时候，木氏正怕中国与之为难。所以他教北京俄国教堂的主教巴拉第（ Palladius）上书与理藩院，代为解释。从这书中可以看见木氏要给中国什么麻醉品： 本大臣之往东海口岸也……一切兵事应用之项俱系自备，并无丝毫扰害中国。……本大臣此次 用兵，不惟靖本国之界，亦实于中国有裨。……如将来中国有甚为难之事，虽令本俄罗斯国 帮助，亦无不可。 原来俄国此举是友谊的，而且是慈善的！德勒克多尔济在库伦也得着一点麻醉品，他转告 北京说： 该夷……复又言及英夷惟利是图，所有英国情形尽已访问。初意原不止构怨于俄客，并欲与 中国人寻衅。且在广东等处帮助逆匪，协济火药，甚至欲间我两国之好。 英国是中国的大敌，俄国是中国的至友：从咸丰到现在，这是俄人对中国始终一贯的宣传 。"昏淫"的满清并不之信，惟对于事实的侵略无可如何而已。理藩院给俄国的公文妙不可 言： 此次贵国带领重兵乘船欲赴东海，防堵英夷，系贵国有应办之事，自应由外海行走，似不 可由我国黑龙江、吉林往来。 俄国的侵略当然不能以"似不可"三字抵阻之，咸丰五年俄国假道的人马三倍于四年的，此 外尚有垦民五百，带有农具牲口，永久占据的企图已微露了，我国疆吏仍旧"尾随侦探"及" 密为防范"。当时外交的软弱和不抵抗主义的彻底虽可痛惜，吾人亦不可苛责。咸丰帝原来 是主张强硬外交的，在即位之初，他就责贬穆彰阿及耆英，把他们当作秦桧，而重用林则 徐，好像他是岳武穆。咸丰帝对外之图抵抗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当时太平天国声势的 浩大还在现今共产军之上，东三省的军队多数已调进关内。五年冬，吉林将军景淳的奏折 把当时的形势说得清楚极了： 查三姓、珲春、宁古塔皆有水路与俄夷可通，距东海则各以数千里计，其间惟松花江两岸 有赫哲、费雅哈人等久居，余到旷邈无涯，并有人迹不到者，控制诚难。……寻思该夷自康 熙年间平定以来，历守藩服。今忽有此举动，阳请分界，阴图侵疆；以防堵英夷为名，俾 可咨意住来。其不即肆逞者，及因立根未定耳。今当多故之秋，又乏御侮之力，此中操纵 ，允宜权量。各处旱道原多重山叠嶂，彼诚无所施其技，水路则节节可通。又就人力论之 ：黑龙江存兵固多，病在无粮，吉林既无粮而兵又少。再就官弁情志论之：此对皆知自守 ，谁敢启衅？……查吉林额兵一万一百零五名，四次征调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三姓 、珲春、宁古塔刻下为至要之区，三处仅止共存兵八百余名。虽令各该处挑选闲散，团练 乡勇，究之为数无几。到城驻守，行资生费，无款可筹。 抵抗虽不可能，我国当时的外交还有一条路可试，就是根据咸丰三年俄国的来文与俄国趁 早立碑分界，时人亦以此路为利多害少。三年冬，景淳本已派定协领富呢扬阿为交涉员。 四年五月，木里裴岳幅超过三姓之后，富呢扬阿就去追他。行到阔吞屯附近，俄人告以木 氏已到东海去打英国人。富呢扬阿见该处军备甚盛，而其赫哲引导亦不敢前往，遂折回了 。于是吉林、黑龙江及库伦的疆吏决定各派一人，等到五年春会齐前往与木氏交涉。因时 期及地点未预先约好，三处所派的交涉员东奔西跑，于八月内始在阔吞屯找着木氏。初十 、十一、十二，木氏称病不见。二十三日，木氏要求将黑龙江左岸划归俄国。我方代表以 其要求与旧约不符，且"黑龙江，松花江左边有奇林、鄂伦春、赫哲、库页、费雅哈人等系 为我朝贡进貂皮之人，业已居住年久"，就当面拒绝。木氏给了他们一封公文以便复命，交 涉就完了。原来咸丰五年东北的情形已非三年可比。在咸丰三年，俄国尚无重兵在黑龙江 一带，俄国尚不明东北的虚实，俄国政府尚不愿听木氏一意进行；到了五年，这些情形都 不存在了。所以三年俄国尚要求根据条约来立碑分界，五年则要求根本废《尼布楚条约》 。不过在五年，木氏尚未布置妥贴，实不愿急与我方交涉。 克里米战役于1856年结束。俄国在1854及1855年不但击退了英、法舰队来犯东边海岸者， 且在黑龙江下流立了两个重镇。等到战争一停，俄国在黑龙江的行动就变更性质：以先注 重运军，现在则注重移殖农民；以先注重下流，现在则注重中流。呼玛尔河口、精奇里河 口及松花江口均被占领，均设有镇市。1857年，俄国想派海军大将普提雅廷（Poutiatine ）由天津进北京，中国不允，因为以往俄人只准由库伦、张家口进京。是年初，木里裴岳 幅回俄署，要求政府给他全权及充分接济去强迫中国割地，俄政府概允所请。1858年春（ 咸丰八年），木氏回到黑龙江，带有大部队，准备与中国作最后决算。 是时黑龙江将军是宗室奕山。在鸦片战争的时候，他曾充"靖逆将军"，带大兵到广州去"讨 伐英逆"。英国兵打到广州城下的时候，他出了六百万元"赎城"的钱，并允将军队退去广州 城北六十里。但在他的奏折里，他反说是英人求利。木里裴岳幅把奕山当作劲敌，未免过 于重视他了。 奕山于咸丰八年四月初五日由齐齐哈尔抵瑷珲城，木氏的船已停在江中。初六日，奕山派 副都统吉拉明阿去催开议。木氏故意刁难，说他如何匆忙，无暇交涉，"再四挽留"，始允 开议，初十日，木氏带通事施沙木勒幅（I.Shishmaref）及随员上岸进城。木氏要求中、 俄疆界应改为黑龙江及乌苏里江，两江的航行权属于中、俄两国，他国船只不准行走；江 左旧有居民率迁江右，迁移的费用由俄国出；在通商口岸，俄国应与各国享同等权利，黑 龙江亦应照海口例办理。奕山答以界线应照旧，即额尔必齐河及外兴安山脉；至于通商， 黑龙江地方贫寒，通商无利，且通商易引起争执。这次的交涉"至暮未定而散"。 次日，十一日，木氏复进城交涉。他带来满文及俄文的约稿，其内容与初十日所要求者相 同，惟江左旧居人民，北自精奇里河，南至霍勒木尔锦屯（Hormoldzin），可不迁移。经 过若干辩论之后，木氏留下约稿遂回去了。奕山派佐领爱绅泰把约稿送还，以表不接受的 意思。木氏又送来，奕山又教爱绅泰带约稿去，声明须删去"以黑龙江、松花江为界"一句 。木氏把约稿留下，"声言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其余别事明日进城再议"。 等了两天，木氏全无动静。十四日，他又带原稿进城，要求奕山签字。奕山拒绝了，且加 上一层理由，谓乌苏里河系属吉林将军所辖，他不能作主。"木酋勃然大怒，举止猖狂，向 通事大臣喧嚷，不知作何言语，将夷文收起，不辞而起"。咸丰八年五月十四日是瑷珲交涉 的大关键，奕山的奏折说： 先是木酋未来之前，有夷船五只，夷人数百名，军械俱全，顺流而下，行数十里停泊。木 酋来时，随有大船二只，夷人二三百名，枪炮军械俱全，泊于江之东岸，尚属安静。自木 酋忿怒回船后，夜间了望夷船，火光明亮，枪炮声音不断。 饱受惊慌之后，十五日奕山就签订《瑷珲条约》了。此约仅二款，第一款论分界，第二款 论黑龙江通商。疆界西面仍依额尔古纳河；自额尔古纳河入黑龙江之点起，直到黑龙江入 海为止，左岸全属俄国，右岸（南岸）则分两段，自额尔古纳河到乌苏里江属中国，乌苏 里以东算中、俄共管。黑龙江及乌苏里江只许中、俄两国船只行走。江左自精里奇江至霍 勒木尔锦屯的旧居人民"仍令照常居住，归大清国官员管辖"。通商一款甚简略："两国所属 之人永相和好。乌苏里、黑龙江、松花江居住两国之人，准其彼此贸易。两岸商人责成官 员互相照看。" 《瑷珲条约》的严重在我国外交史上简直无可与比拟者。外兴安以南、黑龙江以北完全割 归俄国；乌苏里以东的土地，包括吉林省全部海岸线及海参崴海口割归中、俄共管，这是 直接的损失。间接则俄国自《瑷珲条约》以后，在太平洋沿岸的势力又进一步，列强的世 界帝国角逐因之更加紧急，而现在的东北问题即种根于此。且有了咸丰八年的《瑷珲条约 》，就不能不有咸丰十年的《北京条约》。 奕山所以签订这约的原故是极明显的。第一，木氏的"勃然大怒"及"枪炮声音不断"把他吓 坏了。第二，木氏为他留了塞责的余地。江左屯户仍归中国管理，乌苏里以东算中、俄共 有。作到了这种田地，奕山自己觉得他上可以搪塞朝廷的责备，下可以安慰自己的良心。 第三，奕山全不明了所失土地的潜伏价值。江左屯户既保存了，"此外本系空旷地面，现无 居人"。前文已经说过，东北边境除供给皇室貂皮及人参以外，与国计民生绝未发生关系。 奕山的昏愚很可代表他的国家。这一年中国对俄外交所铸的错尚不止《瑷珲条约》，清廷 及在天津交涉的桂良、花沙纳均错上加错。 奕山订约的报告及《瑷珲条约》的约文于五月初四送到北京。朝廷并不加斥责，谕旨说：" 奕山因恐起衅，并因与屯户生计尚无妨碍，业已率行允许。自系从权办理，限于时势不得 已也。"不但奕山可以原谅，且他的办理尚可实用于乌苏里以东的地方。谕旨继续说："即 著景淳（吉林将军）迅速查明，如亦系空旷地方，自可与黑龙江一律办理。"咸丰帝之所以 承认《瑷珲条约》，并不是因为他素抱不抵抗主义，也不是单独因为奕山之"限于时势不得 已"，是因为是时中国的内政、外交全盘"限于时势不得已"。太平天国的平定到此时尚全无 把握，此外又有英、法的联军及英、美、法、俄四国通商条约的交涉。联军于四月初攻进 大沽海口，直进天津，清廷急于北仓、杨村、通州设防，京城亦戒严。《瑷珲条约》送到 北京的时候，天津的交涉正有决裂之虞。当时我们与英、法所争的是什么呢？北京驻使， 内地游行，长江通商，这是双方争执的中心。这些权利的割让是否比东北土地的割让更重 要？大沽及天津的抵抗是否应移到黑龙江上去？我们一拟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知道这时 当政者的"昏庸"。咸丰四年，西洋通商国家曾派代表到天津和平交涉商约的修改。彼时中 国稍为通融，对方就可满意。清廷拒绝一切，偏信主张外交强硬论的叶名琛。叶氏反于全 国糜烂的时候，因二件小事给英、法兴师问罪的口实。咸丰时代与民国近年的外交有多大 区别呢？ 桂良及花沙纳在天津的外交策略不外离间敌人。他们知道英国最激烈，法国次之，美国及 俄国又次之。法、美、俄三国亦知道只要有最惠国待遇一条，其他都可让英国去作恶人。 桂良等如何应付美、法二国与本文无关，无须叙述；至于他们与俄国代表普提雅廷的交涉 ，与东北问题关系甚大，不能不详加讨论。 普提雅廷与英、美、法三国公使同到大沽，同到天津。他最初给桂良等的照会要求二事： （一）割黑龙江以及乌苏里以东与俄国，（二）许俄人在通商口岸有与别国同等的通商权 利。他的策略则在输灌麻醉品，以期收渔人之利。照会的一段说： 以上两条如不斥驳，大皇帝饮定，所有两国争竞之事皆可消弭。俄国所求俟得有消息，竭 力剿灭英、佛（法）两国，以期中国有益。……再阅贵国兵法器械，均非外洋敌手，自应更 张。俄国情愿助给器械，并派善于兵法之员前往，代为操练，庶可抵御外国无故之扰。 桂良等及清廷对于俄国这种意外之助是疑信参半的，但京内京外均以为最低限度应使俄国 不与英、法合作，或在旁边怂恿，所谓"助桀为虐"。关于划界，桂良等答以奕山已奉派负 责交涉；关于通商，他们以为已开口岸多一俄国亦无妨碍。所以他们与普提雅廷就订了《 中俄天津通商和好条约》。其第九款与边界有关： 中国与俄国将从前未经定明边界，由两国派出信任大臣秉公查勘，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 和约之内。边界既定之后，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俾两国永无此疆彼界之争。 有了这款，俄国便可要求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我国全无法拖延。这是桂良等联络普提 雅廷代价之一。北京承认《瑷珲条约》的谕旨，他们也抄送了一份，普氏即要求决定乌苏 里以东的土地归俄国。桂良等也答应了，以为这就是谕旨所说"与黑龙江一律办理"。所以 奕山在瑷珲争得的共管之地，桂良等在天津实已赠送俄国，惟条约尚待订而已。 桂良等在天津与英、美、法所订的条约许了外人两种权利与以后东北问题有关系的；一种 是牛庄开通商口岸，一种是外人得入中国传教。这两种权利，尤其是牛庄通商，促进了东 北问题的世界化。 总之，中国在咸丰八年的外交全在救目前之急，其他则顾不到了。在瑷珲如此，在天津亦 复如此。 六、俄国友谊之代价 返回目录 等到英、法联军一退出天津，目前的危急一过去，清廷就觉得《瑷珲条约》及天津诸条约 损失太大，非图补救不可。《天津通商条约》的补救不在本文范围之内，但有一点不能不 指出，因为中国要取消北京驻公使，长江开通商口岸及外人在内地的游行，所以引起了咸 丰九年及十年的中外战争。有了十年的英、法联军，然后有中、俄的《北京条约》。换言 之，因为到了19世纪的中叶，中国还不图在国际团体生活之中找出路，反坚待站在国际团 体之外，俄国始得着机会作进一步的侵略。 《瑷珲条约》及桂良给普提雅廷的诺言之挽回当然困难极了。在东北边境未丧失以前，我 国觉得为势所迫，不得不割让；既割让之后，要俄国放弃其已得权利岂不更加困难？中、 俄势力的比较及世界的大局并未因英、法联军的撤退就忽变为有利于我，而我方之图取消 北京驻使、长江通商及内地游行，更能使西欧与美国和东欧团结。这些国家虽是同床异梦 ，然我方的政策迫着她们继续同床。咸丰九年及十年之最后努力不能不失败，这是很自然 的，这种努力的发展、方法及终止的原因是我国外交史的一幕大滑稽剧，同时也是一幕大 悲剧。 《瑷珲条约》定后，朝廷原以吉林东边空旷地方亦可照黑龙江左岸的办法，但教吉林疆吏 去调查地方实际情形。我方尚未调查，木里裴岳幅已带领人员入乌苏里江。疆吏关于此事 之报告于八年七月初一到北京，朝廷当日下的谕旨说： 除黑龙江左岸业经奕山允许，难以更改，其吉林地方，景淳尚待查勘，本不在奕山允许之 例。……倘该夷有心狡赖，即行严行拒绝。……该夷此次驶赴天津，业已许其海口通商，并经 奕山将黑龙江左岸准其居住往来，即吉林各处未能尽其所欲，在我已属有词，在彼谅未必 因此起衅也。 从这道谕旨，我们可以看出清廷在八年七月初已决定黑龙江左岸不能挽回，亦不图挽回， 但乌苏里以东之地则断不割让。七月初的态度已与五月初的不同，其理由幼稚极了。俄国 既得了黑龙江左岸，更加要乌苏里以东的地方。朝廷的态度虽变了，疆吏尚不知道，所以 七月初八日，黑龙江副都统吉拉明阿给了木里裴岳幅一个咨文，说："乌苏里及海一带地方 应俟查明再拟安设界碑。"这明是承认中、俄可以划分乌苏里以东的地方。实际的划分虽推 延到查明以后，但推延不是否认，且与外人交涉，推延是大有时间限制的。 疆吏的调查报告于十二月二十日送到北京。他们说乌苏里一带的地方南北相距一千四百余 里，"俱系采捕参珠之地"，两岸住有赫哲、费雅哈，"历代捕打貂皮，皆在该处一带山场， 均属大有关碍"；"且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地面辽阔，统无与俄夷接壤处所"。最奇怪的，他 们的报告不提海山威，足证彼时海山威与东北关系之不重要。朝廷得此报告后，于二十一 日下旨，说： 该夷要求黑龙江左岸居住，奕山遽尔允准，已属权宜。此次无厌之求，著该将军等妥为开 导，谕以各处准添海口，皆系大皇帝格外天恩，因两国和好多年，是以所请各事，但有可 以从权者无不曲为允准。此后自应益加和好，方为正办。若肆意侵占，执我参珠貂鼠地方 ，是有意违背和议，中国断难再让。 后三天，复有一道谕旨责备吉拉明阿： 绥芬、乌苏里两处既与俄夷地界毫不毗连，且系采捕参珠之地，当时即应据理拒绝。何以 副都统吉拉明阿辄许木里裴岳幅于冰泮时驰往查明，再立界碑？ 清廷的态度虽较前强硬，反于此时从吉林调兵一千驻守山海关，从黑龙江调兵一千驻守昌 黎、乐亭以防英、法之再来。可见彼时政府仍以防英、法的通商要求比防俄国的侵占疆土 为更重要，置急迫。 俄国为促进乌苏里边界之"登入档册，绘为地图，立定凭据"，一面派人进京互换《中俄天 津条约》的批准证书，并作进一步之交涉，一面由木里裴岳幅派人去测量乌苏里区域。疆 吏既不敢违旨会同查勘，又不敢挡住俄人的进行，结果木氏的委员伯多郭斯启（ Lt.-CoL.C.Budogoski）于九年的春夏单独测量和绘图。俄国的公使丕业罗福斯奇（Pierre Perofski）于八年冬抵北京，我国派户部尚书管理理藩院事务肃顺及刑部尚书瑞常与之交 涉。九年三月中，批准证书互换以后，丕氏提出八项要求，其中第一项即系关于划界的事 。可惜《夷务始末》不录来文，只录军机处的答词，但从这答词中，我们可看出朝廷态度 之又一变： 中国与俄国地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至今相安已百数十年。乃近年贵 国有人在黑龙江附近海岸阔吞屯等处居住，该将军念两国和好之谊，不加驱逐，暂准居住 空旷之地，已属格外通情。今闻欲往吉林地界，该处距兴安岭甚远，并不与贵国毗连，又 非通商之处，断不可前往，致伤和好。黑龙江交界之事，应由我国黑龙江将军斟酌办理。 京中不能知其情形，碍难悬定。 换句话说，军机处仍认《尼布楚条约》为中、俄疆界的根据。虽未明文的否认《瑷珲条约 》，等于否认了。因为就是黑龙江左岸，奕山尚止"暂准"俄人居住，吉林东部更谈不到了 。俄国于五月里因他故改派伊格那提业幅来京交涉。伊氏在俄国外交界算一能手，他曾出 使中央亚细亚的小邦，以能了解亚洲人的心理得名。我方仍由肃顺、瑞常二人负折冲樽俎 之责。肃顺是咸丰末年的权臣，手段亦不凡，伊氏遇着他可说是棋逢敌手。伊氏能强词夺 理，虚言恫吓；肃顺也能。在未叙述此剧之先，我们应说明疆吏的应付及中外大局的变迁 。 咸丰九年五月，吉林疆吏的警报纷纷到京，说俄人如何已进到乌苏里江的上流，并在该处 盖房屋，筑炮台。与之理论，他们总"恃为约内有乌苏里河至海为中国、俄国共管之地一语 "。五月初十的谕旨要署吉林将军特普钦"与之决绝言明，将前约中此语改去，方为直截了 当"。此时北京方明了祸根所在，所以五月十二日又有一道谕旨： 绥芬、乌苏里河地属吉林，并不与俄国接壤，亦并非黑龙江将军所辖地方。上年该将军奕 山轻信副都统吉拉明阿之言，并不与俄国使臣剖辩明白，实属办理不善，咎无可辞。黑龙 江将军奕山著即革职留任，仍责令将从前办理含混之处办明定议。革职留任副都统吉拉明 阿著即革任，并著特普钦派员拿赴乌苏里地方枷号示众，以示惩儆。 "咎无可辞"当然是对的，但一年以前朝廷已有明旨认《瑷珲条约》是出于"势不得已"，并 且何以吉拉明阿之罪反重于主政的奕山？朝廷也知道此中赏罚不公，不过此举是对外而非 对内的。同日还有一道密旨给特普钦： 特普钦接到明发谕旨即可宣示夷酋，告以乌苏里等处本非俄国接壤，又与海路不通。奕山 、吉拉明阿已为此事身获重罪。若再肆意要求，我等万难应允。前此奕山等将黑龙江左岸 借给俄国人等居住，大皇帝既已加恩，自不至有更改。其未经议定之地，任意闯越，即是 背约。岂有吉林地界转以黑龙江官员言语为凭之理？……该酋见吉拉明阿获罪已有明征，自 必气馁，而特普钦等据理措词当亦较易。 这种对外方法确带了亚洲人的特性在内。同时吉拉明阿以副都统的官职而枷一号示众于乌 苏里地方，未免于天朝的面子不好看。宜乎木里裴岳幅对这套把戏不过付之一笑。 凑巧咸丰九年的五月，中国对英、法得了意外的胜利。自英、法联军离开天津以后，朝廷 即命僧格林沁担任畿辅的海防。大沽的炮台加料重修，海河也搪塞了，沿海均驻军队。惟 留了北塘以便各国公使带领少数随员进京交换《天津条约》的批准证书。英、法、美三国 公使于九月五日抵大沽口外，英、法公使带有不少的海陆军。他们决意要由大沽口进，不 由北塘进。五月二十五日晨，英、法起始毁我方堵河防具，僧格林沁遂下令反攻，不但海 军大受损失，陆军登岸者亦死伤过半。于是北京及东北疆吏对俄稍为胆壮，我们对英、法 的胜利影响了对俄的交涉。 伊格那提业幅于五月初十由恰克图起程，他到北京的时候正在大沽捷音传到之后。六月初 ，他提出草约六条，要求中国承认。其中第一条有关东北： 补续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五月）十六日在黑龙江城所立和约之第一条，应合照是年 伊云月（六月）初一日在天津和约之第九条：自后两国东疆定由乌苏里江、黑龙江两河会 处，沿乌苏里江上流至松阿察河会处，由彼处交界依松阿察河至兴凯湖及珲春河，沿此河 流至图们江，依图们江至海口之地为东界。 伊氏要求的根据是《瑷珲条约》和《天津条约》。《瑷珲条约》明载乌苏里以东之地为两 国共管；倘根据此约来分界，应由中、俄均分，不应由俄国独占，更不应由俄国占据乌苏 里流域以外的土地，如伊氏草约所拟。《天津条约》第九条只说两国应分界绘图立碑，并 没有规定划分的方法。伊氏也觉得他的根据不充足，所以在其说明书内又引咸丰八年五月 初四日桂良及花沙纳给普提雅廷的咨文，且加上一段宣传麻醉品： 本国从东至西一万余里，与中国相交一百余年，虽有大事，并未一次交锋。若英吉利等， 十余年之间，常至争斗，已经交锋三次。然逾数万里地尚且如此，况离此相近乎！若英、 佛（法）两国往满洲地方东岸，兵船火船来时甚易。中国海岸绵长，战法各国皆不能敌， 惟本国能办此事。若中国与本国商定，于外国船只未到彼处之先，先与本国咨文，将此东 方属于本国，我国能保不论何国，永不准侵占此地，如此中国东界亦可平安。且须知我国 欲占之地，系海岸空旷之处，于中国实无用处。且贵国使者须知，因本国官员到彼，并未 见有中国管理此处官员之迹，我们业经占立数处。 在咸丰年间，英、法虽曾攻下广州、天津、北京，但均于和议定下退去。至于东北海岸， 英、法不但未曾占领，且未曾有此拟议。伊氏也深知此中情形，不过故意作此谣语，以欺 不明世界大局的中国人。这个当，军机处是不会上的。答复虽在法律上很难讲过去，但用 了彼之矛以刺彼之盾： 中国与俄国定界，自康熙年间鸣炮誓天，以兴安岭为界，凡山南一带流入黑龙江之溪河尽 属中国，山北溪河尽属俄国，所定甚为明晰。至黑龙江交界应由黑龙江将军与贵使臣木里 裴岳幅商办；其吉林所属之地并不与俄国毗连，亦不必议及立界通商。贵大臣所云恐有他 国侵占，为我国防守起见，固属贵国美意，断非藉此侵占我国地方。然若有别国占踞，我 国自有办法。今已知贵国真心和好，无劳过虑。 军机处与伊氏有了这次文书的往来，遂由肃顺、瑞常负责交涉。六月二十三日初次会晤的 时候，伊氏面请肃顺阅读桂良及花沙纳所发之咨文，内附有批准《瑷珲条约》的谕旨。肃 顺等不承认有此谕旨，但三日后又去一咨文，声明虽有此谕旨，但与吉林东界事无关，所 以伊氏带来之稿本，"谅必因抄写之误"。六月二十八日，伊氏回答："此等大事不可有抄写 错误之处。本大臣恳乞贵大臣将桂良所奉谕旨原文送交与我，以便查对错误之处"。肃顺等 答以谕旨原文存大内，不便检阅。适是时伯多郭斯奇带乌苏里区域的地图来北京，伊氏遂 要求按俄国新绘地图，即在北京定约分界。"不然，焉能得免侵占"？肃顺等七月初一日的 答文，措词同样的强硬，在乾隆时代，因俄国不讲理，中国曾三次停止互市。乾隆年间作 过的事，此时也能再作。如俄国此次不讲理，中国不但要停止互市，"即已经许借与贵国之 黑龙江左岸空旷地方，阔吞屯、奇吉等处"亦将不借与。"是贵国求多反少也。总之，绥芬 、乌苏里江等处是断不能借之地。贵国不可纵人前往，亦不必言及立界"。 双方话已说到尽头，条件相差甚远。伊氏行文军机处，要求中国改派别人担任交涉。军机 处告诉他说，肃顺、瑞常"皆系我大皇帝亲信大臣"，不能改派。伊氏仍不肯放弃，历夏秋 二季，屡次向军机处行文，均是旧话重提，空费笔墨，军机处亦以旧话搪塞。但在十一月 十六日的照会内，加上一层新理由，即吉林人民之不愿。好像中国此时要援人民自决的原 则。可惜这次人民的意志实在如何，我们无从知道。俄人在乌苏里区域测量者均说当地的 人欢迎俄人去解除他们从满人所受的压迫，至于军机处所说的吉林人的反对割让，全是北 京闭门捏造的。十年正月十六日的谕旨显露此中的实情： 现在俄夷以吉林分界一节屡次行文，哓渎不已。当经复以绥芬、乌苏里等地界，奕山等妄 行允许后，该处民人以中国地方不应被夷人占踞，公同具呈控告，是以奕山革职，吉拉明 阿枷号，并未奉旨允准；倘该国前往占踞，该处民人出来争论，反伤和好等语：藉以措词 ，以冀消其觊觎之心。如该酋伊格那提业幅将此复文知照木里裴岳幅，恐其向该将军询问 ，吉林人民有无同递公呈，不愿该夷在绥芬、乌苏里住居之事，著景淳、特普钦遵照前说 ，加开导，以坚其信，勿致语涉两歧，是为至要。 伊氏于十年四月初一致最后通牒，限三日答复。军机处丝毫不退让。照复说： 至乌苏里、绥芬地界，因该处军民人等断不相让，屡次递呈，现已开垦，各谋生业，万不 能让与他人。经该将军等将此情节据实奏明。因恐贵国之人去至，该处人等不容，必致反 伤和好。中国向来办事，皆以俯顺民情为要，是以碍难允准。 伊格那提业幅接到此文以后，宣布交涉决裂，于四月初八离开北京。 这时，木里裴岳幅在乌苏里一带照其自定计划进行测量、开垦、设防。疆吏虽未抵抗，亦 未与划界定约，且似在火燃眉毛的时候，稍图振作。吉林、黑龙江皆办团练，吉林则略为 解放山禁，多招参商刨夫入山，"以资兵力"。在咸丰十年的春天，两省的奏折都有调兵设 防的报告，好像他们准备抵抗。 不幸十年的夏天，我国另起了风波，把对俄的强硬都消灭了。英、法两国为报复大沽之仇 ，加添要求，并厚集兵力于远东以图贯彻。伊格那提业幅适于是时交涉失败后，愤愤不平 的离开北京，直至上海、香港去挑衅。他见了英、法的代表就大骂北京当局的顽固与不守 信义，西洋各国应一致对付中国，并且非用武力不可。但他的行动亦被我方探知，五月中 ，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的奏折说： 查俄国使臣忽然骤至，未审意欲何为，连日亦未来请见，当饬华商杨访等密探。旋据报称 ……今因俄酋到此，极力怂恿英、佛（法）打仗，并云在京日久，述及都门并津沽防堵各情 形，言之者凿。谆告普鲁斯（Bruce）及布尔布隆（Bourboulon），不必误听人言，二三其 见，竟赴天津打仗，必须毁去大沽炮台，和议方能成就。前普酋、布酋为其所惑，主战之 意坚。 我方知道了这种消息以后，当然设法预防。 六月初，英、法联军齐集于大沽口外。伊格那提业幅已先到，并带有兵船四只。美国公使 华若翰（John E.Ward）亦带有两只兵船在场。初四日，我方接到伊氏照会，询问《中俄天 津条约》何以尚未在各海口宣布，并言"英、佛与中国有隙，愿善为说合"。他的"说合"， 军机处明知不可靠，但当危急的时候又不敢多得罪一国，所以含糊回答他说："今贵国欲为 说合，足见贵使臣美意。在天朝并无失信于二国，又何劳贵国替中国从中调处。"尹氏颇为 失望，遂转告法国公使葛罗（Baron Gros）由北塘进兵的便利。七月中，英、法联军已进 天津，桂良与英、法的交涉将要完成的时候，伊氏又来文，要求中国许他进京。军机处还 是怕他生事，所以回答他"暂可不必，应俟英、佛（法）二国换约事毕，再行进京办理可也 "。等到英、法已经到了圆明园，预备攻安定门的时候，伊氏嘱俄国教士向恭亲王奕䜣要求 许他进京。我方依旧拒绝："如果有意为中国不平，亦必在外代为调停，俟两国之兵退后， 即可照常来京。"此是八月二十二的事。可见我方防备伊氏到什么程度。 英、法军队于八月二十九日进北京，伊氏也跟进了。中国的外交到了这种山穷水尽的时候 ，伊氏的机会也就到了。九月初二日，咸丰帝自热河行宫宣布谕旨："著恭亲王等迅即饬令 恒祺往见该夷（英、法代表），仍遵前约，不另生枝节，即可画押换约，以敦和好。"换言 之，朝廷已决定接受英、法的条件。伊氏于九月初五致信于法国公使葛罗，说他如何在北 京力劝留守大臣迅速接受英、法的条件。英、法进攻的原意在强迫中国承认《天津条约》 及宣大沽之耻，并不在占据北京。英、法联军在北京的时候，咸丰帝已逃避热河，北京官 吏能逃者也逃散。倘和议不成，势必须进兵热河，那末，时季已到秋末，须等来年。倘英 、法压迫太甚，清廷或将瓦解。列强在远东的角逐很能引起世界战争，是时英、法因为意 大利的问题全盘关系已趋紧张。因为这些原故，英国公使额尔金（Lord Elgin）及法国公 使葛罗均以为宜速定和议，速撤军队，否则夜长梦多，枝节横生。所以他们将赔款现银部 分由二百万两减到一百万两。此中背景，恭亲王及文祥--我方的全权代表--当然无从知其 详，而伊格那提业幅则完全知道，因此他又向我方冒功。 九月十一日及十二月《英法北京条约》签订之后，伊格那提业幅遂向恭亲王要求报酬。我 方代表的感想如何见于他们九月十三日所具的奏折： 本日复接伊酋照会，以英、佛（法）两国业已换约，仍以所祈之事请派大员前往商酌等语 。臣等复息英、佛（法）敢于如此猖獗者，未必非俄酋为之怂恿。现虽和约已换，而夷兵 未退，设或暗中挑衅，必致别生枝节，且该酋前次照复，有兵端不难屡兴之语。该夷地接 蒙古，距北路较近，万一衅起边隅，尤属不易措手。查前次该酋向祟厚等面称，允给英、 佛（法）等银两，尚可从缓，且可酌减，并不久驻京师，夷兵亦令退至大沽等处。现英、 佛（法）议现银一百万两，难保非该酋预探此语，有意冒撞。而此次照会内颇有居功之意 ，心殊叵测。 是以恭亲王、桂良、文祥并非觉得俄国有恩于我故必有以报之，他们不过觉得伊氏挑拨之 力太大，非使其满意不可。后英国军队因故退出北京稍迟数日，恭亲王等更急了。他们九 月二十日的奏折说："且英、佛（法）两夷之来，皆属该夷怂恿。倘或从中作祟，则俄夷之 事一日不了，即恐英夷之兵一日不退，深为可虑。" 伊氏所索的报酬除东北疆土外，尚包括西北边界及通商与邦交的权利。恭亲王既以速决为 要，所以九月二十三日《中俄北京条约》就议好了，十月初二日（西历11月14日）签字。 这约的第一条就是规定东北的疆界的，也是全约最要紧的一条。条文如下： 议定详明一千八百五十八年玛乙月十六日，即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在瑷珲城所立和约 之第一条，遵照是年伊云月初一日即五月初三日，在天津地方所立和约之第九条：此后两 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尔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 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 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东之地属俄罗斯国，二河西属中国；自 松阿察河之源两国交界逾兴凯湖直到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由瑚布 图河口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两国交界 与图们江之会处及江口指距不过二十里。 这两个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及《中俄北京条约》--在世界历史上开了一个新纪元，即 土地割让的纪录。我国在咸丰八年及十年所丧失的土地，其总面积有四十万零九百十三方 英里。现今的东三省加上江苏，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只多一千四百方英里。法、德 两国的面积，比我们这两年所丧失的土地还少六千五百三十一方英里。俄国从我国得着这 大的领土不但未费一个子弹，而从始至终口口声声的说俄国是中国唯一的朋友。俄国友谊 的代价不能不算高了！ 咸丰以后的东北可称为半东北，残东北，因其面积缩小了一半有余，且因为她东边无门户 ，北边无自然防具--她是残缺的。所以到这种田地的原因有三：第一是太平天国的内乱； 第二是咸丰年间全盘外交政策的荒谬，争所不必争，而必争者反不争。比这两个原因还重 要、还基本的是在世界诸民族的竞进中，我族落伍了。有了这个原由，无论有无前两个原 由，我们的大东北、全东北是不能保的。 附录 返回目录 之一：资料评叙 中文著作中尚无一种与本文范围相同的。西文中有三部著作其范围与本文大致相同，其中 两部均因19世纪中年俄国在远东发展之速有所感触而著的。两部均是1861年出版的。[1] E.R.Ravenstein：The Russians on the Amur，its Discovery，Conquest，and Colonization（London，1861）。著者用了不少俄国方面的材料，可借甄别似欠功夫，且 不详细注明出处。书后附有简略史料目录。[2]C. de Sabir：Le Eleuve Amour-Histoire ，Geographie，Ethnographie（Pari，1861），此书与前书的范围完全相同。资料大致相 同，两书著者均系地理学家，两书前半皆叙历史，后半讲地理。[3]F.A.Golder：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著者精通俄文，且专治史，他审查史料的严密远 在前两个著者之上。书后附有详细书目至为可贵。此外尚有北平燕京大学徐淑希教授之[4] China and her Political Entity（New York，1924）。此书实即一部东北外交史。西文 著作论东北问题而参用中西的材料，据我所知，以此书为最早。 本文论《俄国的远东发展》的一节不过作背景的叙述，故极简略。欲作进一步的研究者应 参看[5]G.E.MGller：Sammlung Russischer Geschihte，9 vols（St. Petersburg， 1732-1764）。此书出版几将两百年。批评者、抄袭者、继起者不少，但至今此书有读的必 要，因为著者所见及所用的原料实不少。[6]J.E.Fiseher：Sibirisehc Geschiehte，2 vols，（St. Petersburg，1768）。此书即抄袭前书者之一，不过著者深知西比利亚的历 史，在重编前人著作的时候亦有所发明和纠正。关于满人向黑龙江的发展，至今尚无专著 。《皇清开国方略》、《太祖高皇帝实录》、《东华录》及《盛京通志》等官书皆记有某 年某月伐某部族或某部落来贡一类的事实，但对满人的武功不免夸耀过实，且所举地名及 部落名称间有不可考者。何秋涛的《朔方备乘》收了他自己所著的[7]《东海诸部内属述略 》及[8]《素伦诸部内属述略》。前书述清太祖、太宗征收牡丹江、乌苏里江、珲春河、黑 龙江下流及库页岛各部落的事迹；后书述同时征收黑龙江上流各部落的事迹。两书皆根据 咸丰以前的官书，不正确，其简略，但有系统。 《中俄初次在东北的冲突》的主要资料即《朔方备乘》内的[9]《平定罗刹方略》。此亦官 书之一，过于夸耀朝政，但其中保有几件重要谕旨及奏折。在事的人如郎坦、萨布素诸人 的传见于《清史列传》、《碑传集》，《清史稿》的"列传"类，皆无声无色，惟[10]《八 旗通志》初集卷一百五十三之《郎坦（亦作谈）传》诚为至宝之史料。[11]吴振臣《宁古 塔纪略》？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有一段纪"逻车国人造反"事，形容俄人炮火的厉害， 大可补官书之偏。著者随其父在宁古塔戍所多年，其父亦被调往征"逻车"者之一，故所记 皆亲历的事 《尼布楚的交涉》的主要史料当然是张诚的日记。张诚即康熙帝所信任的传教士之一，原 名Jean Francois Gerbillon。其日记见于[12]J.B.du Halde：Description Geographique ，historique，Chronologique，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4 vols，（La Haye，1736）.康熙二十七的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三 至一九五）仅记路程，与外交无大关系；次年的日记（见卷四页一九六至三○一）记尼布楚 的交涉甚详。张诚是耶稣会的会员，不敢也不愿开罪中国；同时耶稣会正求俄国许其会员 假道西比利亚来华，故亦不敢开罪俄国。他及徐日升无疑的作了忠实的疏通者。不过日记 言其调停之功过甚，因为双方政府最后的训令并没有冲突。《八旗通志》的《郎坦传》及 《平定罗刹方略》大可补充张诚的日记。[13]Gaston Cahen：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Crand，1689-1730（Paris，1912）．著者是 法国的一个俄国史专家，且专攻中、俄的关系，俄国已出版的及未出版的史料，关于中、 俄这时期的往来的，他曾研究过，于书后备有详细目录。本书第一章论尼布楚交涉，其他 各章论中、俄在北京的通商。关于尼布楚以前的交涉，我国旧籍过于简略，且多不实。最 好的史料是[14]J.F.Baddeley：Russia，Mongolia，China being Some record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7 th century to the death of the Tsar Alexei Mikhailovich，A.D. 1602-1676. 2 Vols.（London，1919）。上卷大半 是著名的叙论，说明俄国17世纪以前的历史，俄人入西比利亚的经过及西比利亚的地理。 下卷则几全为史料，中有曾未出版者，内包括俄人出使中国的记录及报告（页一三○至一六 九，一九五至二○三，二四二至四二五）。书后有极好的目录。[15]张鹏翮《奉使俄罗斯行 程录》见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记康熙二十七年代表团的行程，亦可资参考。 尼布楚以后，咸丰以前，东北的状况除《盛京通志》及《吉林通志》外，尚有[16]萨英额 的《吉林外记》（光绪庚子年广雅书局刊）及[17]西清的《黑龙江外记》（出版同上）两 书的叙述。《吉林外记》述事到道光初年止，《黑龙江外记》到嘉庆末年止。因其不为体 裁所拘，这二书的史料价值反在官书之上。至于19世纪的前半，列强如何竞争太平洋的海 权，我们从[18]Foster Rhea Dulles：America in the Pacific，a century of Expansion（New York，1932）可窥见一斑。书后附有很详细的目录。 咸丰一朝，中、俄关于东北的冲突及交涉当以[19]北平故宫博物院出版的《咸丰朝筹办夷 务始末》为主要史料。书共八十卷四十册，民国19年出版。因此书的出版，在此书以前的 著作均须根本修改。咸丰朝，我方主持中、俄交涉者--奕山、景淳、特普钦、桂毅、恭亲 王奕、文祥诸人--的文稿均于《夷务始末》初次发表。关于伊格那提业幅的挑拨，[20] Henri 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ne de 1860-Notes et documents.（Paris，1906） 及[21] Henri Cordier：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Chine avec les Puissances Occidentales 1860-1900，3 vols. （Paris，1901）之第一册第六章有不少的材料，可惜 法国人不知伊氏的狡猾。 俄文的资料必甚多，可惜著者因为文字的困难不能利用。在未直接利用俄方资料之前，我 们谈不到东北外患史的最后定论。 之二：清太祖太宗征服的边境民族考 草此文时，亟思参考人类学家的著作，以决定所谓索伦及窝集诸部的种类，于是向清华同 事史禄国教授（Professor S.M.Shirokogoroff）请教并参用了他的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Commercial Press，1929），我们参考了几张详细地图并审查 了许多名字。我们的结论大概如下：巴尔呼即西人所谓Bargut，是蒙古种类的；索伦即 Solon；鄂伦春即Orochun，均是北通古斯种类的。达呼尔即Dahur，其语言是蒙古语言的一 种，其种类是蒙古种类或通古斯种类尚待考。窝集部的"窝集"实即满文的森林；此部支派 甚多，按其风俗及区域大概是Goldi，奇勒尔即Gilak；库叶即居库页岛的Gilak。赫真及飞 牙喀大概也是Goldi。穆伦、奇雅、瓦尔喀大概是Udehe。 之三：释"俄罗斯察罕汗" "察罕"或"察汉"并非任何俄皇的名字，亦非Tsar的译音。二字实即蒙古文之白色的"白"字 ，"察罕汗"就是"白汗"。这是当时蒙古人给俄皇的称呼而我国抄袭之，正如蒙古人称清朝 皇帝为Bogdikhan而俄人借用之，光绪年间总理衙门曾因Bogdikhan一字向俄国提出抗议。 凡此足证中、俄两国最初的相识是以蒙古文及蒙古人为媒介的。 之四：《尼布楚条约》之条文考 现今最有权威的中国条约集是海关总税务司所出版的Treaties，Conventions， etc. between China and Foreign States，2 vols. （Shanghai）。书中所载之《尼布楚条约 》有中文、法文及英文三种。其法文稿录自张诚的日记，中文稿录自《通商约章类纂》。 按《类纂》所录者即《平定罗刹文略》所记的界碑碑文，此碑文原用汉、满、蒙、俄及拉 丁五种文字，但所刊的并非条约全文，不过其撮要而已；且界碑并非中、俄两国共同设立 ，乃中国单独设立，其无权威可知。旧外务部所刊的备朝条约有碑文，亦有条约全文，碑 文录自《罗刹方略》，约文系录自《黑龙江外记》。著者西清明说（卷一页十一）他得着 条约的满文稿，再由满译汉，所以中文的《尼布楚条约》仅有这《外记》所录的。以《外 记》的条文来比张诚日记的条文，不符之处颇多。原来《尼布楚条约》以拉丁文本为正本 ，是两国代表所同签字的。这拉丁文本是张诚撰稿的，日记的法文本是张诚自己所译的， 所以最有权威的是拉丁文本，其次要算日记的法文本。兹特从这法文本译汉如下：（原文 见Du Halde，vol. Ⅳ，pp.242-244） 大皇帝钦派领侍卫、议政大臣、内大臣萨额图，内大臣、一等会、都统、国舅佟国纲，都 统郎坦，都统班达尔善，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萨布素，护军统领玛喇，理藩院侍郎温达， 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在尼市楚城附近会同俄国全权大臣果罗文，为要禁绝那般越界捕猎 及抢掠杀人滋事的不法之徒，并要确实划清中华及马斯哥两帝国的边界，更要建立永久的 和平及谅解，双方一意的议定下列诸款： 第一款。自北流入黑龙江的绰尔纳河（Chorra，Shorra）即满文的乌鲁木河最毗近的额尔 必齐河即作为两国的边界，处于额尔必齐河河源之上的而且绵延至海滨的山脉亦作为两国 的边界；从这山脉之南流到黑龙江的一切大小溪河及山脉峰脊之南的一切土地皆归中华帝 国所有；山脉之北的一切土地溪河皆归马斯哥帝国所有。但这山脉及乌将河之间的土地暂 不划分，等到两国大使返国，得了决定此事的必须知识，然后或由大使、或由函札再行决 定。 此外流入黑龙江的额尔古纳河也作为两帝国的边界：这额尔古纳河以南的一切土地均属中 华帝国；以北的一切土地均属马斯哥帝国。在眉勒尔甘河（Meritken）流入额尔古纳河之 处，在南岸已有的房舍均应迁至北岸。 第二款。马斯哥人在雅克萨所建的城垣应尽毁灭。马斯哥帝国的臣民在雅克萨居住的，连 同他们的财物应撤回至马斯哥王的领土。 两国猎户，无论因何事故，均不得超越上面的疆界。 如有一二小人越界游行，或为捕猎，成为窃盗，应即行擒拿，送交两国边境的巡抚或武官 。该巡抚审知罪情后，应给以相当的惩处。 如十人或十五人以上聚群携械，越界去捕猎，或抢掠，或杀地方的人民，应奏报两国的皇 帝。所有犯这类的罪的人，审明属实，应处以死刑。但不得因私人的暴行引起战争，更不 得因此而致大流血。 第三条。以往所有的争执，无论其性质如何，今以后忘记不计。 第四条。自两国宣誓成立本永久知约之日起，两国绝不收纳对方的逋逃。如有人从一国逃 到对方国去，应即擒拿送回。 第五条。马斯哥臣民现在中国者及中国臣民现在马斯哥国内者，概仍留如旧。 第六条。两国之间既已成立本和好友谊条约，一切人民均可完全自由的从一国到对方国， 惟必须携带执照，证明他们是得允许而来的，他们并可完全自由交易。两国边境的争执既 已如此结束，再两国之间既已成立忠诚的和平及永久的友谊，如双方切实遵守本约明文所 定的各款，以后不应发生任何争执。 两国大使将本约盖印后，互换两本。并且两国应将此约用满文、汉文、俄文、拉丁文刻上 石碑，在边界上树立，以作永久纪念，俾不忘两国间现有的谅解。 评《清史稿·邦交志》* 返回目录 * 据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补入。--CTJ121 中国旧有之正史皆无"邦交志"一门，有之自《清史稿》始，此亦时代变迁使然也。有清以 前，中国惟有藩属之控制驭夷怀远诸政，无所谓邦交。春秋战国之合纵连横，不过等于西 洋封建时代诸侯之争斗；虽远交近攻，聘使立盟，有似近代之国际交涉；然时代之局势与 精神，实与19世纪中外之关系迥然不同。李氏鸿章在同治初年，常以《江宁》及《天津条 约》为古今之大变局一语，激时人之图自强，此可谓知时之言也。故清史尚无"邦交志"， 则清史无从理解，即今日中国之时局亦无从探研。主持《清史稿》诸公能不为成法所束， 而创"邦交志"一门，足证诸公之能审时察势，亦足证今日中国思想之进步也。 《清史稿》"邦交志"虽为新创，然《邦交志》之书法及其根本史学观念则纯为袭旧。批评 者倘以"《邦交志》非史也"一语加之，亦不为过当。近百年来中外关系之大变迁何在？其 变迁之根本理由又何在？《邦交志》非特无所贡献，且直不知此二问题为撰《邦交志》者 之主要问题也。至于近百年来中外交涉之重要案件，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同治修约、 马加理案、伊犁案、中法战争、中日战争、瓜分与排外、东三省之国际问题等，皆《邦交 志》所不理解者也。《邦交志》既不说明各案之所以成问题，又不指定各案结束之得失， 其史学上之价值可想而知。 或谓《邦交志》既循旧史体裁，不可以新史学之眼光评论之。所谓时代之背景及时代之变 迁，皆旧史家所不注意者，不可专以责难《邦交志》也。虽然，旧史界对于史事真确之审 定及事与事之轻重权衡，自有其严密之纪律在焉。《邦交志》述事之失实比比皆是，后当 列举。至于史事轻重之缺评断，请就"英吉利"部论之。 《邦交志》共为八卷，俄、英、法、美、德、日六国为一卷，瑞典、挪威、丹麦、荷兰、 日斯巴尼亚、比利时、意大利合为一卷，奥斯马加、秘鲁、巴西、葡萄牙、墨西哥、刚果 又合为一卷。其中以英吉利部为最多，共二十八页，页二十六行，行三十字。《邦交志》 对于中、英关系之轻重评断，可从下表知其梗概： 论中、英西藏交涉者，共一百四十行。 论鸦片战争者，百零五行。 论马加理案及烟台条约者，五十二行。 论中央缅甸交涉者，前后共四十六行。 论鸦片税则者，四十四行。 论道光十六年以前中英关系者，四十行。 论咸丰七年至十年之战争者（内包括广州之役、大沽之役、《天津条约》、通州之役、外 兵入京、圆明园之被焚及《北京条约》）共三十六行。 论马凯条约者，三十二行。 论沪宁铁路者，二十三行。 论同治时代中、英交涉者，十二行。 论庚子拳匪者，九行。 论德宗大婚英赠自鸣钟者，三行。 论九龙租地之扩充者，半行。 《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两广总督叶名琛之被捕、文宗之退避热河、英人之焚圆明 园诸事，共占篇幅仅西藏交涉之四分之一。英人之赠自鸣钟显非军国大事，钟上所刻之祝 辞（"日月同明。报十二时。吉祥如意。天地合德。庆亿万年。富贵寿康。"见《邦交志》 二第十七页）非字字载诸史乘不可；而于九龙之展界，则以半行了之；轻重颠倒，史家之 判断何在？《邦交志》于记事既无轻重之权衡，于史事真确之审定想必慎之又慎；然细加 考察，则又知其不然。兹特列举数端，以供读者参考： 甲、俄罗斯部： （1）俄罗斯地跨亚细亚、欧罗巴两洲北境（第一页第二行）。 按欧洲北境不属俄者，尚有瑞典、娜威、不列颠诸国。如其说俄有欧之北境，不若说俄有 欧之东半，盖东半仅博耳干半岛不属俄也。 （2）十二年及十七年俄察罕汗两附贸易人至京奏书（第一页第七八行）。 会荷兰贡使至（第一页第十行）。 三十三年遣使入贡（第一页第二十行）。 按道光以前，西洋各国派使来华以通和好者凡十数次。每次均携有本国元首致中国皇帝或 宰相文书及礼物，朝臣或不知此中实情，或知之而故意粉饰以欺上，概称外邦之公使为贡 使，公文为奏折，礼物为贡物；甚至翻译官曲解捏造，改平等之文书为奏禀，史家似不应 不加以修正。《邦交志》之谬误类此者，不胜枚举，下不复赘。 （3）俄国界近大西洋者崇天主教（第二页第一行）。 按俄国无近大西洋之边界。 （4）后遂有四国联盟合从称兵之事（第二页第二十二行）。 按咸丰八年、九年、十年，有英、法二国联盟称兵之事，无四国联盟称兵之事。英、法屡 求美国加入盟约，美允合作交涉，不允联盟称兵。俄国事先向英、法声明，中国既未违犯 《中俄条约》，俄无宣战之理，且向中国自称为中国惟一之友。 （5）俄帝遂遣海军中将尼伯尔斯克为贝加尔号舰长，使视察勘察加鄂霍次克海兼黑龙江探 险之任，与木喇福岳福偕乘船入黑龙江（第三页第二至第三行）。 按尼伯尔斯克（Nevelsky）与木喇福岳福（Muraviev）并非同时同路入黑龙江。尼氏之任 专任探险，由勘察加南驶，路过库页岛，发现库页实系一岛非半岛，后由黑龙江口溯流而 上，事在道光二十九年，即公元1849年。木氏率舰队由石勒克河（Shelka）入黑龙江顺流 而下，事在咸丰四年，即公元1854年。路对东西，时距五年，何能"偕乘船入黑龙江"乎？ （6）十年秋，中国与英、法再开战，联军陷北京，帝狩热河，命恭亲王议和。伊格那提业 福出任调停，恭亲王乃与英、法订《北京和约》。伊格那提业福要中国政府将两国共管之 乌苏里河以东至海之地让与俄以为报。十月与定《北京续约》（第三页第二十一至二十四 行）。 按是役伊格那提业福之外交，非"出任调停""让与俄以为报"二语足以传其实。伊氏告英、 法公使曰："中廷态度顽固，惟武力能屈服之。吾与中国之执政者颇相识，愿竭力劝其就范 。"同时又告恭亲王曰："英怀叵测，吾愿调度以减其锋。"迄中、英《北京条约》既定，英 兵有不即撤之势。伊氏又言于恭亲王曰："英之野心于此可，见吾往说之，或可挽回。"后 数日，英兵果退，而伊氏居其功。实则额尔金爵士（Lord Elgin）全无违约不退兵之意， 其不即撤者，一时交通之困难也。伊氏有何功可言，反挟此要索，而恭亲王不察，遂割吉 林省之海岸以报之。此事久已成中外之笑柄，岂撰《邦交志》者至今未省耶？何不揭伊氏 之奸诈以告国人。（参见Cordier，L'Expedition de Chirede l860，Paris，1906， PP.121，187，209，241。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2vols。London，1900 Vol ，1，pp，157-359） （7）崇厚将赴黑海画押回国，而恭亲王奕等以崇厚所定条款损失甚大，请饬下李鸿章、 左宗棠、沈葆桢、金顺、锡龄等，将各条分别酌核密陈。于是李鸿章及一时言事之臣交章 弹劾，而洗马张之洞抗争尤力（第九页第三至五行）。 按当时言事之臣诚如《邦交志》所云"交章弹劾"，张之洞至欲治崇厚以极刑，然李鸿章之 议论则反是。其复议《伊犁条约》奏折虽明陈通商与分界之弊，然谓通商一项可在用人行 政上补救，分界一项则势难争，即争得伊犁西南境，亦且难守。李之主旨在承认崇厚之条 约也。其致总署及朋僚书更明言崇厚交涉之失败在势不在人。李氏对伊犁之态度始终一贯 ，当同治末年、光绪元年政府议海防塞防孰缓孰急之际，李氏即主暂弃新疆以重海防。新 疆尚可弃，何况伊犁之一隅？无怪以后于崇厚之约，李氏与言事之臣大相径庭也。（参看 《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页十八至十九，又卷三十五页十五至十九；"朋僚函稿" 卷十五页十，又卷十六页五、页七、页十二、页十七，又卷十七页十八；"译署函稿"卷十 页十七。当时言论不止分主和与主战两派，可参看《刘忠诚公文牍》八页二十八至二十九 。） （8）（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俄以德占胶州湾为口实，命西伯利亚舰队入旅顺口，要求 租借旅顺、大连二港，且求筑造自哈尔滨至旅顺之铁路权（中略）。俄皇谓许景澄曰："俄 船借泊，一为胶事，二为度冬，三为助华防护他国占据。"（光绪二十四年中略）限三月初 六日订约。（中略）既而俄提督率兵登岸，张接管旅大示，限中国官吏交金州城。中国再 与交涉，俄始允兵屯城外。遂定约，将旅顺口及大连湾暨附近水面租与俄（第十七页第一 至十一行）。 按中国之租旅大与俄，大半固由于俄人兵力之压迫，即《邦交志》所谓舰队入旅顺口率兵 登岸，兵屯城外诸行动是也。然不尽然。近苏俄政府所发表帝俄时代外交公文中有二电稿 ，颇能补吾人知识之不足。是年俄人在北京主持交涉者系署理公使巴布罗福（Pavloff）及 户部大臣威特（Witte）之代表博可笛洛夫（Pokotiloff），二月十六日（西历三月九号） 博氏致威特电云："今日吾偕署使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吾告以倘旅大之事能于限期之内 俄国未施极端手段之前签订条约，愿各酬银五十万两。彼二人均诉其地位之艰难，云近日 中国官吏大为旅大事所激动，中国皇帝接收无数奏折，力主勿许俄之要求，中国驻英公使 电告总理衙门：英廷反对俄之条款。"二月二十三日（西历三月十六号）博氏又密电威特云 ："吾今日面交银五十万两与李鸿章，李甚欢悦，并嘱吾代为致谢阁下。吾同时发电与洛第 斯坦恩（Rothstein银行家），吾尚无机会交银与张荫桓，张氏之行动甚谨慎。"或者李氏 之意以旅大之租借势不能免，五十万之巨款何妨收之。然李氏既与俄国订同盟密约（此事 《邦交志》不提，然其为事实则无可疑，中国政府已在华府发表其条款），而俄国又以助 华防护为口实，则俄国碍难先以武力施之于其所防护者，俄人之以定约在限期未满之先为 纳贿之条件者，其故即在渡过此外交之难关。旅大之丧失史，固不如《邦交志》所传之简 单也。 博氏二密电见于Steiger：China and the Occident，1927.P71。 （9）前清末年东三省之外交（第二十至二十一页）。 按东三省之外交，尚有一重大变迁为《邦交志》所未提及者，日、俄战争以后，美国资本 家极望投资于东三省铁路。初议由美收买南满铁路，事将成，而日政府忽翻案。后美国又 拟借款与中国，以筑锦瑷铁路。日、俄见美国资本家之野心，乃立一九○八年之协约，划内 蒙古之东部及南满为日本势力范围，馀为俄国之势力范围，互相协助，以防第三者之侵入 。此条约即日本以后二十一条之雏形也。《邦交志》于日、俄、美三部均不提及此事，何 疏略一至于此？ 乙、英吉利部 （1）而贡使罗尔美都……（第二页第二行）。 英王乃遣领事律劳卑来粤（同页第十四行）。 按嘉庆二十一年，英国派遣来华之公使原名Lord Amhersto，中文译为"罗尔美都"。盖以" 罗"译Lord，而以"尔美都"译Amherto也。道光十四年，英国派遣来粤之领事，原名Lord Napier中文译为"律劳卑"。盖以"律"译Lord，而以"劳卑"译Napier也。译法载于前清档案 ，固非《邦交志》所独创，若不加以解释，学者实无法领会也。 （2）及事亟，断水路饷道，义律乃使各商缴所存烟土凡二万二百八十三箱。则徐命悉焚之 ，而每箱偿以茶叶五斤。复令各商具"永不售卖烟土"结。于是烟商失利，遂皆觖望。义律 耻见挫辱，乃鼓动国人，冀国王出干预。（中略）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第 二页第二至七行）。 按鸦片战争为中外关系史上最要之一章，《邦交志》论战争发生之原因仅此数行，细审之 ，不外"义律耻见挫辱"及"义律遂以为鸦片兴衰实关民生国计"二语。实则鸦片战争之远因 近因十分复杂。英人至今不认为鸦片战争也，英人虽不免偏持己见，然非全无理由。试读 义律致林则徐之《抗议书》，及巴马斯登（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书》，即知其理由 何在。英人承认禁烟乃中国之内政问题，然谓禁烟须有其法。中国不能因禁烟而封锁一切 外商于洋行，撤其仆役，绝其粮食，即领事亦不稍示优待。且中国之烟禁忽严忽弛。在严 禁之时，中国官吏又与中外商人朋比为奸，视国法如同虚设。林则徐一至广东，即用超然 强硬之手段，使欲悔改者亦无从悔改。文明国之政治措置宜如是乎？英国更进而辩曰：战 祸实起于中国之攘外政策，中国始终闭关自守，不与外人互约通使，致两国间情息不通， 交涉莫由。且中国限外商于广州一埠贸易，而关税无定章。于广州又有公行之设，使外商 必须与行商交易，无所谓贸易自由。是以中国对外政策非根本改革不可，故英人决然称兵 而不顾焉。平心论之：烟禁之防害英国之国计民生及义律之耻见挫辱，与夫林氏烟禁之严 厉，皆鸦片战争之近因。英国之开辟商场政策，及中国之闭关自大政策，皆其远因也。闭 关之政策虽在中外历史上有先例可援，然至十九世纪之中叶仍株守之，何不审势之甚耶？ 冬十月，天培击败英人（第三页第十五行）。 按道光十九年十月十六日，林则徐曾奏报提督关天培在穿鼻尖沙咀屡次轰夷船。但英国将 校之报告及士兵之记载，均谓英胜华败。 （4）夏五月，林则徐复遣兵逐英于磨刀洋。时义律先回国请益兵（第三页第二十至二十一 行）。 按义律（Captain Elliot）充驻粤英领，起自道光十六年冬，直至二十一年秋，先后共五 年，五年内并无回国之行。请兵者，以书牍请也。后偕英国舰队来华之交涉员虽与义律同 名，实其从兄，非一人也。吾国档案名此交涉员为懿律以别之。 （5）英人见粤防严，谋扰闽（第三页第二十二行）。 按道光二十年夏以前，林则徐屡与英舰战，虽未大胜，亦未大败。是夏，英派新舰队来华 ，不直攻广州，仅封锁之，遂北犯厦门、定海，似则徐必有一制英人者。迨则徐罢职，琦 善主政，尽撤海防，于是英人得逞其志，而大势去矣。此中国八十年来论鸦片战争者之公 论，亦《邦交志》之所雷同者也。林文忠公在中国近代史上固有其地位，然其所以为伟人 者不在此。道光二十年夏以前，英国大兵未至，在中国洋面者仅二三军舰。所谓九龙及穿 鼻之役，英人不认为战争，只认为报复（Reprisal），胜之不武，况并未大胜乎？英舰队 抵华后，又不攻广州者，英廷之训令也。英政府之意，以为未宣战以前，倘派舰队至华北 耀武扬威，据地为质，或者中国即将屈服，而交涉可在天津进行。且广州远离京都，中国 虽败，朝廷必以为边陲小失利，无关大局。必也侵中国之腹地，而后中国得就英之范围。 故英人始终以攻入长江为其作战根本策略，彼固不料林氏竟因此而得盛名也。（英廷致驻 华代表之训令见Mors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Shanghai， 1910.VOL.Ⅰ.Appendix B.） （6）八月，义律来天津要抚。时大学士琦善任直隶总督，义律以其国巴里满衙门照会中国 宰相书，遣人诣大沽口上之（第三页第二十六行）。 按所谓巴里满衙门当即英国之国会。义律所递之照会，乃英国外交部大臣巴马斯登爵士（ Lord Palmerston）致中国宰相之书，与巴里满毫无关系。义律之旨在交涉，在送哀的美敦 书，非要抚也。 （7）陷镇江，杀副都统海龄。 按《东华续录》记镇江事云："京口陷时，副都统海龄并其妻及次孙殉节。"《清史稿》"列 传"一百五十九卷亦云："海龄及全家殉焉。"英人之记载更详，云："海龄系自焚，搜其尸 仅得数骨。英军有叹者曰：'若海龄之节操多见于疆场，中国何至战败。'"是则海龄确系自 尽，非为英人所杀明矣。（参看Lieutenant John Ouchterlony，The Chinese War， London，1844，p.282.） （8）初，英粤东互市章程，各国皆就彼挂号始输税。法人、美人皆言"我非英属"，不肯从 ，遂许法、美二国互市，皆如英例（第六页第十七行）。 按鸦片战争之前，法商、美商并无就英人挂号始输税之事。战后中、英立通商条约，法、 美于是要求利益均沾及最惠待遇。耆英、伊里布诸人以为不许法、美之请，其商人必附英 商而合从以谋我，许之则惠自我取，法、美反可成为我用，故与定商约如英例。（参看外 交部出版之《道光条约》卷四页二至四，又卷五页二至三）。 （9）（咸丰）六年秋九月，英人巴夏里致书叶名琛，请循江宁旧约入城，不许。英人攻粤 城，不克逞，复请释甲入见，亦不许。冬十月，犯虎门横档各炮台，又为广州义勇所却， 乃驰告其国（第七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六年六月初九，两广总督叶名琛派兵上亚鲁号船捕海盗。亚鲁船属华人，是时泊广 州，且所捕者亦系华人，故名琛未先照会英人，径派兵上船捕获。英领事巴夏里则谓亚鲁 船系在香港注册，悬英国旗，非得英领事之事先许可，华兵不得上船捕人。巴夏里要求名 琛即送还被捕者至领事馆审查，且须正式道歉，限期答复，名琛不允。英人遂于九年二十 四日炮轰广州，此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导火线之一也。是年正月，法国教士闪蒲德林（ Pere Augnste Chapde Laine）在广西西林遇害。法人称系西林官吏主谋，属与名琛交涉， 不得要领，遂决与英联军，此战事导火线之二也。此二者即咸丰末年战争之近因。其远因 则以加增通商口岸及传教机会为最要，许外人入广州城次之。《邦交志》仅述其次要者， 于其他则一字不提，未免失实过甚。 （10）英有里国太者，嘉应州人也。世仰食外洋，随英公使额尔金为行营参赞（第七页第 十五行）。 按咸丰末年、同治初年之际，中国外交公文上常见里国太或里国泰之名。此人原任职上海 英领事馆，善华语。咸丰四年，上海道与外国领事订《海关行政协定》，许外人充税务司 。英领初荐威妥玛，威任一年即辞，继之者即里国太。八年，里以中国税务司资格兼任额 尔金之翻译，《天津条约》大半出自其手。桂良、花沙纳及耆英恨之入骨。后升总税务司 ，因代中国创海军与总理衙门意见不合，遂革职。里国泰原名Horatio Nelson-Lay，《邦 交志》谓其为嘉应州人，世仰食外洋，不知有何根据。（参看Morse，Op.Cit， Vol.Ⅱ.Chap.Ⅱ） （11）时英人以条约许增设长江海口及商埠，欲先察看沿江形势。定约后，即遣水师、领 事以轮船入江，溯流至汉口（第七页第十九至二十行）。 按此次察看沿江形势者，即全权公使额尔金，非领事也。 （12）巴夏里入城议约（中略），宴于东岳庙。巴夏里起曰："今日之约须面见大皇帝，以 昭诚信。"又曰："远方慕义，欲观光上国久矣。请以军容入。"王愤其语不逊，密商僧格林 沁，擒送京师，兵端复作（第八页第五至八行）。 按咸丰十年七月，桂良、花沙纳以全权大臣名义，赴天津与英、法公使定条约八款。约甫 定，英，法忽探知中国交涉实无全权，愤受欺，遂停止交涉，调兵由杨村河西坞迫通州。 于是朝廷改派怡亲王载垣、军机大臣兵部尚书穆荫出与议和。载垣于七月二十七日致书与 英、法公使，告以中国完全承认天津八条，望即退兵，英、法答以兵须前进，议和须在通 州，屡经交涉，乃定议外兵进至张家湾南五条为止。八月四号，英、法各派翻译官及侍从 至通州，与载垣、穆荫面议进京换约觐见、呈国书诸事。英翻译官巴夏里坚持公使入京， 须携卫队千人，且云"中国前已允诺，不可失信"。后巴夏里又力助法翻译官与载垣辩论， 且措词失礼。载垣于是阳许之，而阴谋害之。次晨，英、法译者归营，报告途遇僧格林沁 之马队，英人被捕者二十六，法人十三，经二十日之监禁虐待，英人得生归者半，法人仅 五名，后英人之焚圆明园者，即以报复也。撰《邦交志》者，何必隐讳其词若此。（参看 Cordier，Op.Cit，Chap.XXI） 琦善与鸦片战争* 返回目录 * 据团结出版社（民国珍本丛刊）2006年1月第1版补入。--CTJ121 鸦片战争的终止之日，当然就是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中、英两国代表签订《南京条 约》之日。至于起始之日为何日，则不易定。因为中、英双方均未发表宣战正式公文，并 且忽战忽和，或战于此处而和于彼处。此种畸形的原因大概有二：一则彼时中国不明国际 公法及国际关系的惯例。不但不明，简直不承认有所谓国际者存在。中、英的战争，在中 国方面不过是"剿夷""讨逆"。就此一点，我们就能窥测当时国人的心理和世界知识。第二 个原由是彼时中、英两国均未预抱一个必战之心。中国当初的目的全在禁烟。宣宗屡次的 上谕明言不可轻启边衅。在道光十八年各省疆吏复议黄爵滋严禁鸦片的奏折之时，激烈派 与和缓派同等的无一人预料禁烟会引起战争。不过激烈派以为，倘因达到禁烟目的而必须 用兵以迫"外夷顺服"则亦所不惜。在英国方面，自从律劳卑（Lord Napier）以商业监督（ Superintendent of Trade）的资格于道光十四年来华而遭拒绝后，英政府的态度就趋消极 。继任的监督虽屡次请训，政府置之不理。原来英国在华的目的全在通商，作买卖者不分 中外古今，均盼时局的安定。我们敢断定：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全无处心积虑以谋中国的 事情。英政府的行动就是我们所谓"将就了事，敷衍过去"，英文所谓"Muddle along"。英 国政府及人民固然重视在华的商业，而且为通商中、英已起了好几次的冲突，不过英国人 的守旧性重，不好纷事更张，因为恐怕愈改愈坏。及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春禁烟，锢英商 与英领以迫其缴烟的信息传到英京之时，适当巴麦尊爵士（Lord Palmerston）主持英国的 外交，此人是以倡积极政策而在当时负盛名的。他即派遣舰队来华，但仍抱一线和平的希 望，且英国赞成和平者亦大有人在。倘和议不成而必出于一战，巴麦尊亦所不惜。故鸦片 战争的发生，非中、英两国所预料，更非两国所预谋。战争虽非偶然的，无历史背景的， 然初不过因禁烟而起冲突，继则因冲突而起报复（Reprisal），终乃流为战争。 鸦片战争，当做一段国际史看，虽是如此畸形混沌，然单就中国一方面研究，则显可分为 三期。第一期是林则徐主政时期，起自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即林以钦差大臣的资格 行抵广东之日。第二期是琦善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日，即琦善与英国全权 代表懿律（Admirla George Elliot）及义律（Captain Charles Elliot）在大沽起始交涉 之日。第三期是宣宗亲自主政时期，起自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六日，即琦善革职拿问之日， 而止于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的《南京条约》。在专制政体之下，最后决断权依法律当然 属于皇帝，然事实上常常有大臣得君主的信任，言听计从。此地所谓林则徐及琦善主政时 期即本此意而言。缘此，林的革职虽在二十年九月八日，然自七月中以后，宣宗所信任的 已非林而为琦善，故琦善主政时期实起自七月中。自琦善革职以后，直到英兵破镇江，宣 宗一意主战，所用人员如奕山、奕经、裕谦、牛鉴等不过遵旨力行而已。虽有违旨者，然 皆实违而名遵，故第三期称为宣宗主政时期，似不为无当。 三期中，第一期与第三期为时约相等，各占一年半。第二期--琦善主政时期--为最短，半 年零数日而已。在第一期内，严格说，实无外交可言。因为林则徐的目的在禁烟，而禁烟 林视为内政--本系内政，不必事先与外人交涉，所采步骤亦无需外人的同意。中、英往来 文件，在林方面，只有"谕示"；在英领义律方面，迫于时势，亦间"具禀"。此时义律既未 得政府训令，又无充分的武力后援，他的交涉不过图临时的相安，他的军事行动不过报复 及保护在华英人的生命和财产。到第三期，更无外交可言。双方均认交涉无望，一意决战 。后来英兵抵京，中国于是屈服。在此三年半内，惟独琦善主政的半年曾有过外交相对的 局势。在此期之初，英国全权代表虽手握重兵，然英政府的训令是叫他们先交涉而后战争 ，而二代表亦以迅和以复商业为上策。训令所载的要求虽颇详细，然非完全确定，尚有相 当伸缩的可能。在中国一方面琦善的态度是外交家的态度。他的奏折内，虽有"谕英夷"、" 英夷不遵劝戒"字样，但他与英人移文往来，亦知用"贵国""贵统帅"的称呼。且他与英人面 议的时候，完全以平等相待。至于他的目的，更不待言，是图以交涉了案。故琦善可说是 中国近九十年大变局中的第一任外交总长。 这个第一任外交总长的名誉，在当时，在后代，就是个"奸臣"和"卖国贼"的名誉。不幸， 琦善在广东除任交涉以外，且署理两广总督，有节制水陆军的权力和责任。攻击他的有些 注重他的外交，有些注意他的军事。那么，琦善外交的出发点就是他的军事观念，所以我 们先研究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 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间虎门失守以后，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上了一封弹劾琦善的奏折。 他说："乃闻琦善到澳后，遣散壮勇，不啻为渊驱鱼，以致转为该夷勾去，遂有大角、沙角 之陷。"裕靖节是主战派首领之一，也是疆吏中最露头角的人。他攻击琦善的意思不外林则 徐督粤的时候，编收本省壮丁为团勇，琦善到粤则反林所为而遣散之。这班被撤壮丁就变 为"汉奸"，英人反得收为己用。此说的虚实姑不讨论，倘中国人民不为中国打外国，就必 反助外国打中国，民心亦可见一斑了。 靖节的奏折上了不满二月，御史骆秉章又上了一封，措辞更激烈："窃惟逆夷在粤滋扰几及 一年。前督臣琦善到粤查办，将招集之水勇、防备之守具全行撤去。迨大角、沙角失事， 提镇专弁赴省求援，仅发兵数百名，遣之夜渡，惟恐逆夷知觉，以致提督关天培、总兵李 廷钰在炮台遥望而泣。"这样说来，琦善的罪更大，除遣散壮勇之外，还有撤防具、陷忠臣 的大罪。骆文忠原籍广东花县，折内所言大概得自同乡。他为人颇正直，道光二十一年以 前，因查库不受贿已得盛名。故所发言词，不但足以左右当时的清议，且值得我们今日的 研究。 此类的参奏不必尽引，因为所说的皆大同小异。但道光二十一年六月，王大臣等会审的判 词是当时政府最后的评定，也是反琦善派的最后胜利，不能不引。"此案琦善以钦差大臣查 办广东夷务，宜如何慎重周详，计出万全。该夷既不遵照晓谕，办理已形猖獗，即应奏请 调兵迅速剿除。乃妄冀羁縻，暂以香港地方许给，俾得有所藉口。于一切防守事宜并不预 为设备，以致该夷叠将炮台攻陷，要隘失守，实属有误机宜。自应按律问拟。琦善合依守 备不设失陷城塞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这个判词实代表当时的清议。所可注 意者，政府虽多方搜罗琦善受贿的证据，判词内无受贿的罪名。 但是当时的人不明了琦善为什么要"开门揖盗"，以为必是受了英人的贿赂。战争的时候， 左宗棠--同、光时代的恪靖侯左宗棠--正在湖南安化陶文毅家授课。道光二十一年，他致 其师贺蔗农的信有一段极动人的文章："去冬果勇杨侯奉诏北行。有人自侯所来云：'侯言 琦善得西人金巨万，遂坚主和议。将恐国计遂坏伊身。'昨见林制府谢罪疏，末云'并恐彼 族别生秘计'云云，是殆指此。诚如是，其愚亦大可哀矣。照壁之诗及渠欲即斩生夷灭口各 节，情状昭著。炮台失陷时，渠驰疏谓二炮台孤悬海外，粤东武备懈弛，寡不敌众，且云 彼族火器为向来所未见，此次以后，军情益馁。无非欺君罔上，以和为主，张贼势而慢军 心，见之令人切齿。"左的信息得自"自侯所来"者。果勇侯杨芳原任湖南提督，于道光二十 一年正月八日放参赞大臣，驰驿前往广东剿拴逆夷。他于正月二十一日接到了这道上谕， 二月十三日行抵广东省城。他在起程赴任之初即奏云："现在大局或须一面收复定海，一面 准其于偏岸小港屯集货物。"换言之，浙江应与英人战，广东则应与英人通商以求和。自然 宣宗以为不妥。抵广东后他就报告："预备分段援应，共保无虞。"但是他所带的湖南兵为 害于英人者少，为害于沿途及广东人民者反多。三月初，果勇侯又有"布置攻守机宜"的奏 折，说："城厢内外民心大定，迁者渐复，闭者渐开，军民鼓勇，可期无虑。"宣宗当然欣 悦之至："客兵不满三千，危城立保无虞。若非朕之参赞大臣果勇侯杨芳，其孰能之？可嘉 之处，笔难宜述。功成之日，伫膺懋赏。此卿之第一功也。厥后尤当奋勉。"后来的奋勉或 者有之，至于第二功则无可报了。虽然，败仗仍可报胜仗，自己求和仍可报外夷"恳求皇帝 施恩，准予止战通商"。皇帝远在北京，何从知道这就是杨芳日后顾全面子的方法。左宗棠 的信息既闻接得自果勇侯就不足信，何况果勇侯传出这信息的时候既在途中，亦必间接得 自广州来者？至于琦善"欲即斩生夷灭口"之说，遍查中外在场人员的记载均未发现。独在 湖南安化乡中教书的左先生知有其事，且认为"情状昭著"，岂不是甚奇了！ 同时广东的按察使王庭兰反说他屡次劝琦善杀义律而琦善不许。他写给福建道员曾望颜的 信述此事甚详："义律住洋行十余日。省河中夷船杉板数只而已，不难擒也。伊亦毫无准备 ，有时义律乘轿买物，往来于市廛间。此时如遣敢死之士数十人拴之，直囊中取物耳。乃 屡次进言于当路，辄云现在讲和，未可轻动。是可谓宋襄仁义之师矣。"琦善倘得了"西人 金巨万"，授之者必是义律；"欲即斩生夷灭口"，莫若斩义律。琦善反欲效"宋襄仁义之师" ，岂不更奇了！王庭兰的这封信又形容了琦善如何节节后退："贼到门而门不关，可乎？开 门揖盗，百喙难辞。"王庭芬既是广东的按察使，他的信既由闽浙总督颜休焘送呈御览，好 像应该是最好的史料。不幸琦善在广东的时候，义律不但未"住洋行十余日"，简直没有入 广州。这封信在显明的事实上有此大错，其史料的价值可想而知了。 琦善倘若撤了广州的防具，撤防的原动力不是英国的贿赂，这是我们可断定的。但是到底 琦善撤了防没有？这是当时及后来攻击琦善的共同点，也是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之 中心问题。道光二十年的秋末冬初--宣宗最信任琦善的时候--撤防诚有其事，然撤防的程 度则大有问题在。 宣宗是个极尚节俭的皇帝。林则徐在广东的时候，大修军备，但是宣宗曾未一次许他拨用 库款，林的军费概来自行商及盐商的捐款。二十年六月七日，英军占了定海，于是宣宗脚 慌手忙地饬令沿海七省整顿海防。北自奉天，南至广东，各省调兵、募勇、修炮台、请军 费的奏折陆续到了北京，宣宗仍是不愿疆吏扣留库款以作军费。当时兵部尚书祁??藻和刑 部右侍郎黄爵滋正在福建查办事件，他们同闽浙总督邓廷桢及福建巡抚吴文镕会衔，建议 浙江、福建、广东三省应添造大船六十只，每只配大小炮位三四十门。"通计船炮工费约须 银数百万两"。他们说："当此逆夷猖獗之际，思卫民弭患之方，讵可苟且补苴，致他日转 增靡费。"宣宗不以为然。他以为海防全在平日认真操练，认真修理，"正不在纷纷添造也" 。此是道光二十年七月中的情形。 八月中，琦善报告懿律及义律已自大沽带船回南，并相约沿途不相攻击，静候新派钦差到 广东与他们交涉。宣宗接了此折，就下一道上谕，一面派琦善为钦差大臣，一面教他"将应 撤应留各兵分别核办"。琦善遵旨将大沽的防兵分别撤留了。 九月初四，山东巡抚托浑布的奏折到了北京，报告英国兵船八只于八月二十二日路过登州 ，向南行驶。托浑布买了些牛羊菜蔬"酌量赏给"。因此"夷众数百人一齐出舱，向岸罗拜， 旋即开帆南驶。一时文武官弁及军吏士民万目环观，咸谓夷人如此恭顺，实出意料之外"。 宣宗以为和议确有把握，于是连下了二道谕旨，一道"著托浑布体察情形，将前调防守各官 兵酌量撤退归伍，以节靡费"；一道寄给盛京将军耆英、署两江总督裕谦及广东巡抚怡良： "著详加酌核，将前调防守各官兵分别应撤应留，妥为办理。"适同日闽浙总督邓廷桢奏折 到京，报告从福建调水勇八百名来浙江。宣宗就告诉他，现在已议和，福建的水勇团练应 分别撤留，"以节靡费"。是则道光二十年九月初，琦善尚在直隶总督任内，宣宗为"节省靡 费"起见，已令沿海七省裁撤军队。 琦善于十一月六日始抵广东。他尚在途中的时候沿海七省的撤防已经实行了。奉天、直隶 、山东与战争无关系，可不必论。南四省中首先撤防者即江苏。裕谦于十月三月到京的折 内报告，共撤兵五千一百八十名。并且"各处所雇水陆乡勇亦即妥为遣散"。十一月十七日 的报告说陆续又撤了些："统计撤兵九千一百四十名。"广东及浙江撤兵的奏折同于十一月 一日到京。怡良说："查虎门内外各隘口兵勇共有万人。督臣林则徐前次奉到谕旨，当即会 同臣将次要口隘各兵陆续撤减两千余名。臣复移咨水陆各提镇，将各路中可以撤减者再为 酌核情势，分别撤减以节靡费。"撤兵的上谕是九月初四发的，罢免林则徐的上谕是九月初 八日发的。怡良所说广东初次撤兵是由林与他二人定夺，此说是可能的。怡良署理总督以 后，又拟再撤，但未说明撤多少。伊里布在浙江所撤的兵更多，照他的报告共撤六千八百 名，共留镇海等处防堵者五千四百名。南四省之中，惟福建无撤兵的报告。 总结来说，与鸦片战争有关系的四省，除福建不明外，余三省--江苏、浙江、广东--均在 琦善未到广东以前，已遵照皇帝的谕旨实行撤兵。江苏所撤者最多，浙江次之，广东最少 。广东在虎门一带至少撤了两千兵勇，至多留了八千兵勇。道光二十年秋冬之间，撤防诚 有其事，并且是沿海七省共有的，但撤防的责任不能归诸琦善，更不能归诸他一人。 琦善未到任以前的撤防虽不能归咎于他，他到任以后的行动是否"开门揖盗"？二十年十二 月和二十一年二月的军事失败是由于琦善到任以后的撤防吗？散漫军心吗？陷害忠臣吗？ 琦善初到广东的时候，中、英已发生军事冲突，因为中国守炮台的兵士攻击了义律派进虎 门送信而挂白旗的船只。这不但犯了国际公法，且违了朝廷的谕旨，因为宣宗撤兵的上谕 已经明言：除非外人起衅，沿海各处不得开火。琦善本可惩办，但他的奏折内不过说："先 未迎询来由，辄行开炮攻打，亦不免失之孟浪。"接连又说："惟现在正值夷兵云集诸务未 定之时，方将激励士气，藉资震慑而壮声威。若经明白参奏，窃恐寒我将士之心，且益张 夷众??骜之胆。"同时他一面咨行沿海文武官吏，在未攻击之先，须询明来由；"一面仍以 夷情叵测，虎门系近省要隘，未便漫无堤防，随饬委署广州府知府余保纯、副将庆宇、游 击多隆武等前往该处，妥为密防"。是则琦善不但不愿散漫军心，且思"激励士气"；不仅未 撤防具，且派员前往虎门"妥为密防"。 十二月初，和议暂趋决裂。琦善"遂酌调肇庆协兵五百名，令其驰赴虎门，并派委潮州镇总 兵李庭钰带弁前往帮办。又酌调督标兵五百名，顺德协兵三百名，增城营兵三百名，水师 提标后营兵两百名，水师提标前营兵一百五十名，永静营兵一百名，拨赴距省六十里之总 路口、大濠头、沙尾、猎德一带，分别密防。并于大濠头水口填石沉船，藉以虚张声势， 俾该夷知我有备"。总计兵一千九百五十名，不能算多，且广州第一道防线的虎门只五百名 ，虎门以内大濠头诸地反增一千四百余名。于此我们就可窥测琦善对军事的态度及其所处 地位的困难。他在大沽与英人交涉的时候，就力言中国万非英国之敌。到了广东，他的奏 折讲军备进行者甚少，讲广东军备不可靠者反多。如在十二月初四的具折内，他说不但虎 门旧有的各炮台布置不好，"即前督臣邓廷桢、林则徐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 ，未足抵御。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现在水陆将士中又绝少曾经战阵 之人，即水师提臣关天培亦情面太软，未足称为骁将。而奴才才识尤劣，到此未及一月， 一旦经费无出，且欲制造器械，训练技艺，遴选人才，处处棘手，缓不济急"。琦善对军事 既如此悲观，故不得不和；然和议又难成，不得不有军备，"藉以虚张声势"，"俾该夷知我 有备"；且身为总督，倘失地责不容辞。但军备不但"缓不济急"，且易招外人之忌，和议更 易决裂，故只能"妥为密防"，但只能在虎门内多增军队，所以他犹疑不决。结果国内主战 派攻其"开门揖盗"，英人则责其无议和的诚心，不过迁延时日，以便军备的完竣。他们说 ："此种军备进行甚速。"（Were going on with the utmost expedition）英人采先发制 人的策略，遂于十二月十五日晨攻击大角、沙角两炮台。 结果中国大失败。二个炮台均失守；水师船只几全覆没；兵士死者约五百，伤者较少；炮 位被夺被毁者共一百七十三尊。英人方面受伤者约四十，死亡者无人。防守大角、沙角约 两千人，英兵登陆来攻者共一千四百六十一人，内白人与印度人约各半。此役中国虽大败 ，然兵士死亡之多足证军心尚未散漫。炮位损失有一百七十三尊，内二十五尊在大角，七 十二尊在沙角，余属师船，足证防具并未撤。我们还记得：在虎门十台之中，大角、沙角 的地位不过次要。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务的时候，关天培和署理粤督祁??就说过："大角 、沙角两台在大洋之中，东西对峙，惟中隔海面一千数百丈，相距较远，两边炮火不能得 力，只可作为信炮望台。"平时沙角防兵只三十名，大角只五十名；二月十五之役，二台共 有兵士两千名，不能算少。至于军官及兵丁的精神，外人众口一词地称赞。虽然，战争不 满二时而炮台已失守，似无称赞的可能。欧洲的军士对于败敌素尚豪侠，他们的称赞不能 不打折扣。但是我们至少不应说琦善"开门揖盗"。 此役以后，琦善主和的心志更坚决，遂于十二月二十七日与义律订了草约四条。他虽然费 尽了心力求朝廷承认草约，宣宗一意拒绝。愈到后来，朝廷催战的谕旨愈急愈严，琦善于 无可如何之中，一面交涉，一面进行军备。他的奏折内当然有调兵增防的报告，但我们可 利用英人的调查以评他的军备。正月二十三，义律派轮船Nemesis到虎门去候签订正式条约 日期的信息。此船在虎门逗留了四天，看见威远、镇远及横档三炮台增加沙袋炮台（ Sandbag batteries），并说三台兵士甚多。别的调查的船只发现穿鼻的后面正建设炮台， 武山的后面正填石按桩夹道。二月一日，义律亲自到横档，查明自Nemesis报告以后，又加 了十七尊炮。二月二日，英人截留了中国信船一只，内有当局致关天培的信，嘱他从速填 塞武山后的交通。于是英人确知琦善已定计决战，遂于二月五日下第二次的攻击令。 道光二十一年二月五日、六日的战役是琦善的致命之伤，也是广东的致命之伤。战场的中 心就是威远、镇远、横档三炮台，所谓虎门的天险。剧烈的战争在六日的正午，到午后二 点，三台全失守。兵士被俘虏者约一千三百名，阵亡者约五百名，提督关天培亦殉难。炮 位被夺被毁者，威远百零七尊，临时沙袋炮台三十尊，镇远四十尊，横档百六十一尊，巩 固四十尊。此役的军心不及十二月十五日，横档的官佐开战之初即下台乘船而逃，且锁台 门以防兵士的出走，然亦有死抗者。失败的理由不在撤防，因为炮台上的兵实在甚多，炮 位亦甚多，而在兵士缺乏训练及炮的制造与安置不合法。失败之速则由于关天培忽略了下 横档。此岛在横档的南面，镇远的西面。关天培以为横档及威远、镇远已足以制敌，下横 档无关紧要，故在道光十五年整理虎门防备的时候就未注意。不料英人于二月五日首先占 领下横档，并乘夜安大炮于山顶。中国的策略只图以台攻船，而二月六日英人实先以台攻 台。战争的失败，琦善或须负一部分的责任，但是说他战前不设备，战中节节后退，不但 与事实相反，且与人情相反。英人Davis甚至说琦善的军备已尽人事天时的可能。时人及以 后的历史当然不信中国反不能与"岛夷"敌，他们说中国所以败全由宣宗罢免林则徐而用琦 善。他们以为林是百战百胜的主帅，英人畏之，故必去林而后始得逞其志，英人在大沽的 交涉不过行反间之计。时人持此论最力者要算裕谦。江上蹇叟（夏燮）根据他的话就下了 一段断语，说："英人所憾在粤而弃疾于浙者，粤坚而浙瑕也。兵法攻其瑕而坚者亦瑕。观 于天津递书，林、邓被议，琦相入粤，虎门撤防，则其视粤也如探囊而取物也。义律本无 就抚之心，特藉琦相以破粤东之局。"魏源的论断比较公允，然亦曰欲行林的激烈政策，" 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不说"沿海守臣"及"当轴秉钧"，即 全国文武官吏尽是如林则徐，中国亦不能与英国对敌。在九龙及穿鼻与林则徐战者不过一 只配二十八尊炮的Volage及一只配二十尊炮的Hyacinth。后与琦善战者有陆军三千，兵船 二十余只，其大如Welles levs，Blenheim，Melville，皆配七十四尊炮。然而九龙及穿鼻 的战役仍是中国失败，且虎门失守的时候，林则徐尚在广州，且有襄办军务的责任!英国大 军抵华以后，不即攻粤而先攻定海者，因为英政府以为广东在中国皇帝的眼光里不过边陲 之地，胜负无关大局，并不是怕林则徐。当时在粤的外人多主张先攻虎门，惟独《Chinese Repository》日报反对此举，但亦说：倘开战，虎门炮台的扫平不过一小时的事而已。至 于去林为英国的阴谋，更是无稽之谈。英人屡次向中国声明：林之去留与英国无关系。实 则林文忠的被罢是他的终身大幸事，而中国国运的大不幸。林不去，则必战，战则必败， 败则他的声名或将与名琛相等。但林败则中国会速和，速和则损失可减少，是中国的维新 或可提早二十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毫无革新运动，主要原因在时人不明失败的理由。 林自信能战，时人亦信其能战，而无主持军事的机会，何怪当时国人不服输！ 战争失败的结果就是《南京条约》，这是无可疑问的。但战争最后的胜负并不决在虎门， 而在长江，《南京条约》的签字距虎门失守尚有一年半的功夫。到了道光二十二年的夏天 ，英国军队连下了吴淞、上海并占了镇江，而南京危在旦夕，这时候朝廷始承认英国的条 件而与订约。正像咸丰末年，英、法虽占了广州省城，清廷仍不讲和；直到联军入京然后 定盟。琦善在广东的败仗远不如牛鉴在长江的败仗那样要紧。 总结来说：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军事关系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败是败了，但致败的原由 不在琦善的撤防，而在当时战斗力之远不及英国。琦善并未撤防或"开门揖盗"，不过他对 战争是悲观的。时人说这是他的罪，我们应该承认这是他的超人处。他知道中国不能战， 故努力于外交。那么，他的外交有时人的通病，也有他的独到处。现在请论琦善与鸦片战 争的外交关系。 懿律及义律率舰队抵大沽的时候，琦善以世袭一等侯、文渊阁大学士任直隶总督。他是满 洲正黄旗人。嘉庆十一年，他初次就外省官职，任河南按察使，后转江宁布政使，续调任 山东、两江、四川各省的督抚。道光十一年，补直隶总督。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的外交全 在广东，故琦善在官场的年岁虽久，但于外交是绝无经验的。 道光二十年七月十四，懿律等到了大沽。琦善遵旨派游击罗应鳌前往询问。罗回来报告说 ：英人"只谓迭遭广东攻击，负屈之由无从上达天听，恳求转奏"。此种诉屈伸冤的态度是 琦善对付英人的出发点，是至关重要的。这态度当然不是英政府的态度。那么，误会是从 何来的呢？或者是义律故意采此态度以图交涉的开始，所谓不顾形式只求实际的办法。或 者是翻译官马礼逊未加审慎而用中国官场的文字。或者是琦善的误会。三种解释都是可能 的，都曾实现过的，但断断不是琦善欺君饰词，因为他以后给英人文书就把他们当做伸冤 者对待。琦善一面请旨，一面令英人候至二十日听回信。十七日谕旨下了，十八日琦善即 派千总白含章往英船接收正式公文。 此封公文就是英国外部大臣巴麦尊爵士（Viscount Palmerston）致"大清国皇帝钦命宰相" 的照会。此文是鸦片战争最紧要的外交文献，研究此战者必须细审此照会的原文与译文。 译者遵照巴麦尊的训令只求信，不求雅。结果不但不雅，且不甚达。但除一句外，全文的 翻译确极守信。这一句原文是"To 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 ，译文变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难怪宣宗和琦善把这个外交案当做属下告状的讼案办！ 这照会前大半说明英国不满意中国的地处，后小半讲英国的要求。中国禁烟的法子错了， 烟禁的法律久成具文，何得全无声明忽然加严？就是要加严，亦当先办中国的官吏，后办 外人，因为官吏"相助运进，额受规银任纵"。中国反首先严办外人，宽赦官吏，岂不是"开 一眼而鉴外人犯罪，闭一眼不得鉴官宪犯罪乎"？就是要办外人，亦应分别良莠，不应一概 禁锢，"尽绝食物，所佣内地工人，见驱不准相助"。如外人不缴烟土，即"吓呼使之饿死" 。不但英国商人是如此虐待，即"大英国家特委管理领事""亦行强迫凌辱"。这是"亵渎大英 国威仪"。因此层层理由，英国第一要求赔偿烟价。第二要求割让一岛或数岛，作为英商居 住之地，"以免（日后）其身子磨难，而保其赀货妥当"。第三要求中国政府赔偿广州行商 的积欠。第四要求以后中、英官吏平等相待。第五要求赔偿战费及使费。倘中国"不妥善昭 雪定事，仍必相战不息矣"。照会内虽未提及林则徐的名字，只说"其官宪"，中外皆知英国 所不满意的禁烟办法皆是林的行动。照会的口气虽是很强硬，但全文的方式实在是控告林 的方式。 巴麦尊爵士给懿律及义律的训令有一段是为他们交涉时留伸缩地步的。他说：倘中国不愿 割地，那么可与中国订通商条约，包括（一）加开通商口岸；（二）在口岸，外人应有居 留的自由及生命财产的保护；（三）中国须有公布的（Publicly known）及一定的（Fixed ）海关税则；（四）英国可派领事来华；（五）治外法权。除治外法权一项，余皆为国际 的惯例，并无不平等的性质，且并不有害于中国。订商约或割地这二者，中国可择其一， 这点选择的自由就是当时中国外交的机会，要评断琦善外交的优劣就在这一点。 琦善接到了巴麦尊的照会，一面转送北京请旨，一面与懿律约定十天内回答。廷臣如何计 议，我们不能知其详细。计议的结果，就是七月二十四日的二道谕旨。一道说："大皇帝统 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凡外藩之来中国贸易者，稍有冤抑，立即查明惩办。 上年林则徐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 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 定能代伸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掉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此道上谕可说是中国给英国 的正式答复。其他一道是给琦善的详细训令。"所求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 实，方足以折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庶不敢藉蒙伸冤，狡焉思逞 也"。至于割让海岛，"断不能另辟一境，致坏成规"。所谓"成规"就是一口通商。行商的积 欠"亦应自为清理，朝廷何能过问"？换言之，广东行商所欠英人的债，英人应该向行商追 讨，何得向朝廷索赔？"倘欲催讨烟价，著谕以当日呈缴之烟原系违禁之件，早经眼同烧毁 ，既已呈缴于前，即不得索价于后"。这种自大的态度何等可笑！英国所要求者一概拒绝， 惟图重治林则徐的罪以了案，这岂不是儿戏！但在当时，这是极自然、极正大的办法。"薄 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这岂不是中国传统的王道？英国既以控告林则徐来，中国即以查办 林则徐回答：这岂不是皇帝"大公至正之意"? 八月二日，琦善即遵旨回答了英国代表。他们不满意，要求与琦善面议。琦善以"体制攸关 "，不应该上英国船，遂请义律登岸。八月初四、初五，他们二人在大沽海岸面议了两次。 义律重申要求，琦善照圣旨答复，交涉不得要领。最困难的问题是烟价的赔偿。八月十八 、十九琦善复与懿律移文交涉，他最后所许者，除查林则徐外，还有恢复通商及赔烟价的 一部分二条："如能照常恭顺，俟钦差大臣到彼查办，或贵国乞恩通商，据情具奏，仰邀恩 准，亦未可定。""如贵统帅钦遵谕旨，返棹南还，听钦差大臣驰往办理，虽明知烟价所值 无多，要必能使贵统帅（懿律）有以登复贵国王，而贵领事（义律）亦可申雪前抑。果如 所言，将有利于商贾，有益于兵民，使彼此相安如初，则贵统帅回国时必颜面增光，可称 为贵国王能事之臣矣。"英国代表于是"遵循皇帝的意旨"（In Compliance with the pleasure of the Emperor），开船往广东，并约定两国停止军事行动。 英国政府所以教懿律及义律带兵船来大沽者，就是要他们以武力强迫中国承认英国的要求 。懿律等在大沽虽手握重兵，然交涉未达目的即起碇回南，且说回南是遵循中国皇帝的意 旨。难怪巴麦尊几乎气死了，难怪中国以为"抚夷"成功了。宣宗因此饬令撤防，"以节靡费 "。且即罢免林则徐以表示中国的正大。大沽的胜利是琦善得志的阶梯，也是他日后失败的 根由。懿律等的举动不但不利于英国，且不利于中国，因为从此举动发生了无穷的误会。 但他们也有几种理由：彼时英兵生病者多，且已到秋初，不宜在华北起始军事行动。琦善 态度和平，倘与林则徐相比，实有天壤之别。他们想在广东与他交涉，不难成功。他们在 大沽不过迁就，并不放弃他们的要求。 琦善在大沽除交涉外，同时切实调查了敌人的军备。他的报告和朝廷改变林则徐的强硬政 策当然有密切的关系。英国军舰的高大，这是显而易见的。"又各设有大炮，约重七八千斤 。炮位之下设有石磨盘，中具机轴，只须转移磨盘，炮即随其所向"。此外还有"火焰船"， "内外俱有风轮，中设火池，火乘风起，烟气上熏，轮盘即激水自转，无风无潮，顺水逆水 ，皆能飞渡"。当时的人如林则徐所拟破夷之法，琦善以为皆不足恃。倘攻夷船的下层，" 夷船出水处所亦经设有炮位，是其意在回击也"。若欲穿其船底，则外人水兵"能于深五六 丈处，持械投入海中，逾时则入跳跃登舟，直至颠顶，是意在抵御也"。此外还有纵火焚烧 的法子，"今则该夷泊船，各自相离数里，不肯衔尾寄碇……是意在却避延烧也"。"泥恒言以 图之，执成法以御之，或反中其诡计，未必足以决胜"。这是琦善"知彼"的工夫。 对于这样的强敌，中国有能力可以抵抗吗？琦善说中国毫无足恃。"该夷所恃者为大炮，其 所畏者亦惟大炮"。那么，中国正缺乏大炮，譬如在"山海关一带本无存炮，现饬委员等在 于报部废弃炮位内检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业已蒸洗备用"。华北如此，华南亦难操胜算 。"即如江、浙等省所恃为外卫者，原止长江大海。今海道已被该夷游奕，长江又所在可通 ，是险要已为该夷所据，水师转不能入海穷追"。假设中国能于一处得胜，英国必转攻别处 ；假使我们能于今年得胜，英国必于明年再来。"欲求处处得胜，时时常胜，臣实不免隐存 意外之虞"。"边衅一开，兵结莫释。我皇上日理万机，更不值加以此等小丑跳梁时殷宸廑 。而频年防守，亦不免费饷劳师"。这是琦善"知己"的工夫。 外交的元素不外"理"与"势"。鸦片战争的时候，中、英各执其理，各行其是。故中、英的 问题，论审势，论知己彼的工夫，琦善无疑的远在时人之上。琦善仍是半知半解，但时人 简直是无知无解。所以琦善大声疾呼的主和，而时人斥为媚外，或甚至疑其受英人的贿赂 。 不幸，十一月六日琦善到广东的时候，国内的空气及中、英间的感情均不利于和议。伊里 布在浙江曾要求英国退还定海，英人不允，朝野因之以为英国求和非出于至诚。在英国方 面，因中国在浙江抢夺二十多个英国人，且给以不堪的待遇，决战之心亦复增加。十一月 内，浙抚刘韵珂、钦差大臣祁??藻，黄爵滋，御史蔡家玕相继上奏，说英人有久据定海的 阴谋。朝廷主和的心志为之摇动。同时义律在广东多年，偏重广州通商的利益，主张在广 州先决胜负。所以他在广东的态度，比在大沽强硬多了。中国对他送信的船开了炮，他就 派兵船来报复。所以琦善到广东后的第一次奏稿就说义律的词气"较前更加傲慢"。适此时 懿律忽称病，交涉由义律一人负责。琦善莫名其妙，"初六日（委员）接见懿律时，虽其面 色稍黄，并无病容，然则何至一日之间遽尔病剧欲回"？那么此中必有狡计："今懿律猝然 而行，或就此间别作隐谋，或其意见与义律另有参差，抑或竟系折回浙江，欲图占据，均 难逆料。"所以琦善就飞咨伊里布，教他在浙江严防英人的袭攻。 这样的环境绝非议和的环境，但广东的军备状况更使琦善坚持和议。他说广东"水师营务， 微特船不敌夷人之坚，炮不敌夷人之利，而兵丁胆气怯弱。每遇夷船少人稀之顷，辄喜贪 功；迨见来势强横，则皆望而生惧"。他第一步工作当然是联络感情和缓空气。他教水师参 将致信懿律："声明未询原委，擅先开炮，系由兵丁错误，理在严查惩办。"如此冲突免了 ，而双方的面子都顾到了。同时他又释放了叱??吨（Vincent Staunton）。此不过在澳门 外人的一个教书先生，因至海岸游泳，民人乘机掳之而献于林则徐以图赏资，英人已屡求 释放而林不许。琦善此举虽得罪了林派，尤为英人所感激。空气为之大变，交涉得以进行 。 义律交涉的出发点就是前在大沽所要求的条件：（1）他要求赔偿烟价，首先要两千万元， 后减至一千六百万，又减到一千二百万。琦善先许三百万，续加至四百万，又加至五百万 。这是市场讲价式的外交。（2）兵费一条，琦善坚决拒绝，"答以此系伊等自取虚糜。我 军增兵防守，亦曾多费铜银，又将从何取索"?（3）行商的欠款应由行商赔补。（4）义律 允退还定海，但要求在粤、闽、浙沿海地方另给一处。琦善以为万万不可："假以偏隅尺土 ，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且其地亦甚难 择，无论江、浙等处均属腹地，断难容留夷人，即福建之厦门一带，亦与台湾壤地相连， ……无要可扼，防守尤难。"（5）中、英官吏平等一节，琦善当即许可。这是十一月二十一 以前交涉的经过。十二月初七的上谕不许琦善割尺寸地，赔分毫钱，只教他"乘机攻剿，毋 得示弱"。于是全国复积极调兵遣将了。 这道上谕十二月二十左右始到广东。未到之先，琦善的交涉又有进展。烟价的赔偿定六百 万元，分五年交付。交涉的焦点在割地，义律要求香港，琦善坚持不可："即香港亦宽至七 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凯觎广 东，流弊不可胜言。"香港即不能得，义律遂要求添开口岸二处。琦善以为"添给贸易码头 ，较之给予地方，似为得体"。他本意愿添二处，但为讲价计，先只许厦门一处，且只许在 船上交易，不许登岸。义律颇讨厌这种讲价式的交涉，遂以战争胁之。琦善虽一面备战， 他的实心在求和。他十二月初四所具的折内求朝廷许添通商口岸。粤东防守如何不可靠， 他在折内又说了一遍："盖缘历任率皆文臣，笔下虽佳，武备未谙"；"即前督臣林则徐、邓 廷桢所奏铁链，一经大船碰撞，亦即断折，未足抵御。"初六日，义律请他到澳门去面议。 他以为"无此体制"，并恐"狼子野心""中怀叵测"，只许移文往来。十四日，义律声明交涉 决裂，定于明日攻击。琦善的复信尚未发去，中、英已开始战争了。 十二月十五日，大角、沙角失守了，琦善的交涉就让步。二十七日，遂与义律定了《穿鼻 草约》：（1）中国割让香港与英国，但中国得在香港设关收税，如在黄浦一样。（2）赔 款六百万元，五年交清。（3）中、英官吏平等。（4）广州于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旬复市 。在英国方面，即时退还定海。此约是琦善外交的结晶。最重要的就是割让香港。在定约 的时候，琦善已经接到了不许割地不许赔款的谕旨。照法律他当然有违旨的罪。但从政治 看来，琦善的草约是当时时势所许可的最优的条件，最少的损失。我们倘与《南京条约》 相较，就能断定《穿鼻草约》是琦善外交的大胜利。《南京条约》完全割香港，《穿鼻草 约》尚保留中国在香港收税的权利。《南京条约》开五口通商，《穿鼻草约》仍是广东一 口通商。《南京条约》赔款二千一百万元，《穿鼻草约》赔款只六百万元。我们倘又记得 义律因订《穿鼻草约》大受了巴麦尊的斥责，我们更能佩服琦善外交了。 定了此约以后，琦善苦口婆心的求朝廷批准，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五到京的奏折可说是他最 后的努力。他说战争是万不可能，因为地势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心不 坚。"奴才再次思维，一身所系犹小，而国计民生之同关休戚者甚重且远。盖奴才获咎于打 仗之未能取胜，与获咎于办理之未合宸谟，同一待罪。余生何所顾惜，然奴才获咎于办理 之未合宸谟，而广东之疆地民生犹得仰赖圣主洪福，藉保义安。如奴才获咎于打仗之未能 取胜，则损天威而害民生，而办理更无从措手。"宣宗的朱批说："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 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接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出情理之外，是何肺 腑，无能不堪之至！"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部议尚未定夺， 怡良报告英占据香港的奏折已于二月初六到了北京。宣宗即降旨："琦善著革职锁拿……家产 即行查抄入官。"北京审判的不公，已于上文说明。 琦善与鸦片战争的关系，在军事方面，无可称赞，亦无可责备。在外交方面，他实在是远 超时人，因为他审察中外强弱的形势和权衡利害的轻重，远在时人之上。虽然，琦善在中 国历史上的地位不能算重要，宣宗以后又赦免了他，使他作了一任陕甘总督，一任云贵总 督。他既知中国不如英国之强，他应该提倡自强如同治时代的奕?、文祥及曾、左、李诸人 ，但他对于国家的自强竟不提及。林则徐虽同有此病，但林于中外的形势实不及琦善那样 的明白。